从西湖岛走来的杭州通判

苏轼两次守杭，期间有两位正副级同僚与其志同道合，且不断地吟诗酬唱，友情深厚。前一位是陈襄，当时陈襄任知州苏轼为通判，后一位是杨蟠，其时苏轼任知州杨蟠为通判，时间分别为熙宁七年（1072年）和元佑四年（1089年），其间相隔17年之久。

一

钱塘人杨蟠自述“家占西湖岛上”，方勺在《泊宅编》中也有“杨蟠宅在钱塘湖（西湖）上”的记载。，难不成北宋时西湖里的小岛已有人居住？后读其五绝《孤山》：“袅袅云中路，沧浪四面开。诗人吟不得，唤作小蓬莱。”这才恍然大悟：“沧浪四面开”、孤峰独耸的孤山历来不就是被人称为“孤屿”、“蓬岛”的吗？它形如一头强壮的水牛横卧在绿水青山之中，浮现于碧波荡漾的西子湖上，自古以来是西湖里一个地相甚佳、十分孤静的地方。。

北宋时的孤山是林和靖（林逋）的世界，他长年居隐于此，筑庐于寺庙之旁，一生纵情山水，不仕未娶，在山上植梅养鶴，并不时地作文写诗，在湖水环绕的宁静小山上过着清静自在的日子。他作《梅花》诗，“绕着孤芳看不休”，故有“梅妻”之称。他与同时代的杨蟠正好相差50岁，说不定当时幼小的杨蟠正牵着母亲的手，在山间的林荫道旁还真的遇到过独自出门散步的林爷爷呢。

曾与杨蟠唱和的好友、诗僧惟晤署名“钱湖草堂沙门”，可知其驻锡在钱湖门附近的一个寺院内。杨蟠的另一好友，驻锡灵隐寺的诗僧契嵩称其居处西湖岛和惟晤的钱湖草堂为“城廓”，而他所在的灵隐寺自然远在郊外了。

庆历六年（1046）杨蟠得中进士，开始走上仕途，这才离开他的“西湖岛”，这一走就是40余年，间或回乡候职，但时间终归不长。直至元佑四年（1089），杨蟠出任杭州通判，才得以返还家乡。

二

在古代，官员没有“退休”一说，只要你有足够的精力，尽可按自己的意愿听命于朝廷继续不断地做下去，没有人会将将你赶下台。元佑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两浙西路钤辖兼杭州知府，在苏轼的力邀之下，73岁高龄的杨蟠以奉议郎通判杭州，与苏轼同领州事，分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宜。虽然他年纪已有一大把，早已超越了“七十古来稀”的界限，却又是具有抱负和担当的地方官；虽然比苏轼大20多岁，但两人原本就熟识交好，政见一致，且皆好吟咏，公余在西湖湖畔你唱我和，好不自在快乐。。

对于杭州而言，通判杨蟠为其所作的贡献，除了他不时地作诗盛赞杭城风景，歌咏西湖山水之外，更在于他助力苏轼构筑西湖上的一条湖堤，这条习称苏堤的湖堤是历来游人游览西湖必至的一条名堤，并在千年之后为西湖申遗圆梦奉献了一处重要的基础工程。

彼时，知州苏轼深知“民足于水，邑日富”的极符逻辑的道理，他花了不少时间对西湖的现状进行调研、考察，并跟他任通判时所见作了比照：“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为此，他深感忧虑：“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为化解杭州“更二十年，无西湖矣”的巨大危机，他将疏浚、治理西湖列为自己此任上极其重要和迫切的任务，而杨蟠也是位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抱负的官员，且有治理地方的丰富经验，苏轼为治湖筑堤作出的决策和方案一定是会同杨蟠，在杨蟠的积极支持与参与下进行的，如同陈襄在杭州主持疏浚唐代李泌六井，少不了苏轼的尽力相助一样。

湖堤筑成后，苏轼对此举十分满意，不无欣喜地作诗道：“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这条据说由20万民工顶风冒雨筑成的湖堤，是奠定西湖成为江南名胜和千年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惜现下徜徉在苏堤流连忘返的游人大多只记住了北宋时出任杭州知州的苏市长，却不知晓当时还有个辅佐他实现功业的杭州通判杨副市长。

苏堤竣工建成后的当年冬天，苏轼和杨蟠一起到湖畔踏雪赏梅，杨蟠兴致勃勃地作《梅花诗》多首，苏轼也饶有兴趣地步其韵作《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不久又作《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可惜杨蟠的《梅花诗》已散失无存，今人再也无法欣赏它们的诗风词韵。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三月，杨蟠任期届满离杭出任温州知州，在东南沿海气候温润的温州府，他经营城市的智慧和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在其任上，温州城内街道井然，市井繁荣，深得市民的拥戴，离任那天，市民“辕卧辙，几不得出境”。

三

肇始于1600多年前的杭州灵隐寺因为它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等名山胜境，寺院规模又十分宏伟，吸引信徒万千，故千秋屹立不倒，除此之外，不时地有香客膜拜的高僧驻锡，也是它香火鼎盛的重要原因。

北宋时，灵隐寺住持契嵩由于“专意于习禅著书”，不倦地著书立说且特立独行，驳斥当时盛行的崇儒排佛论而广受禅门高士、文学名家和朝廷重臣的关注和尊重，使一向负有盛名的灵隐寺锦上添花，古寺作为禅宗圣地的地位也愈发地巩固和突出。

契嵩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在广西藤州镡津县的一个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穷乡僻壤，因家境不济，乡人又有信佛传统，在7岁丧父后就被其母送到本地东山寺做小和尚，13岁落发为沙弥，一年后受具足戒和法号并开始漫长的“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游方生涯。少年孤僧契嵩下沅湘、陟衡岳，一路苦读经书，用心于习诗作文。30出头开始出关云游吴中，35岁来到钱塘，被西湖美好景色所迷恋，后选择灵隐寺永安精舍驻锡，在此闭户著书，潜心研究佛学，并撰文《传法正宗记》、《禅宗定祖图》，接着又撰写《辅教篇》、《中庸解》、《论原》、《非韩上》等数篇，这些著述使他名振朝野，扬名京师，得仁宗褒赐紫方袍，并赐号“明教禅师”。

契嵩比杨蟠大10岁，比苏轼大30岁，更为巧合的是，他与欧阳修同年生卒，即宋景德四年（1007年）至熙宁五年（1072年），在世66年。在当时的儒佛之争中，欧阳修也深陷其中，并成为辟佛扬儒的中坚。但他在京城细读了契嵩所作《辅教篇》等著述后，不由放下书本长叹一声，道：“不意僧中有此郎也！”之后，他不仅专门安排时间接见赴京的契嵩，还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一识契嵩的才华和论说。此后，他不仅不再书写排佛文章，而且在八年之后甚至在自己的字号里加了个“六一居士”。人生如此大的转变，唯有北宋古文运动代表，大文学家欧阳修也。自然这是后话了。  

契嵩十分讲究寺僧与朝廷为官者的分野，并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圈子，但他又不拒绝与“朝廷之士”交好，与杨蟠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或许是历史上沙门与朝廷之士交厚的一个难得的事例。

嘉佑六年（1061），44岁的杨蟠迁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职司案件审理，彼时，杨蟠在宋代诗词界的名声已如雷贯耳。临行前的那个岁末，天色灰沉，彤云密布，雪花漫天飘舞，他“尝与惟晤上人访释契嵩于湖上，宿灵隐，又如天竺”（民国《临海县志稿》），僧俗三人冒着鹅毛大雪兴致勃勃地命仆童在山斋焚香，取雪烹茗，然后对韵和吟。

契嵩原唱一首七绝：“檐外惊风幽鸟归，窗间独坐事还稀。初看历日新年近，喜见山林骤雪飞。但忆故人能有咏，宁怀久客此无衣。鲍昭汤老能乘兴，城郭何如在翠微。”然后，杨蟠接着吟唱曰：“零落东山老佛师，古来独往似君稀。雪边气候春将破，林下神情句欲飞。后日当寻慧远社，何人更赠大颠衣。一篇感发浑闲事，须脱青衫动少微。”惟晤正在沉思，杨蟠轻轻推了他一把，说，该你了，于是惟晤开始吟唱道：“雪满西山春未归，泉声冻咽鸟声稀。静观眼境人间渺，驱逐诗魔天外飞。一饱每将松作饭，大寒重换纸为衣。我怜诗是君家事，更约论心极细微。”三人在雪花飞舞中对诗吟唱历时三天四夜，契嵩吟诗25首，杨蟠吟诗21首，惟晤吟诗18首，后结集成《山游唱和诗集》，成为当时诗坛的一大佳话。 

据契嵩在《山游唱和诗叙》中的述说，三人游且咏，得诗三十六篇。公济（杨蟠）请潜子（契嵩）前叙（写序），潜子让公济，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济曰：“此山林也，论道不论势。潜子叙非忝也。”最后，契嵩答应道：“诺，吾叙。”后叙（作跋）本来约定由杨蟠撰写，但杨蟠却迟迟不动笔，契嵩急着向杨蟠索要，“公济乃谦让，不复为之”，契嵩没了主意，只得自己操刀，写就《山游唱和诗集后叙》。在这场山游唱和之旅结束之后，杨蟠写了七绝《宿天竺再赠东山禅师与冲晦》，其中有诗句云：“胜侣俱恬山水乐，神交已过雪霜深”，可见这场独特的山游唱和又一次加深了杨蟠与契嵩、冲晦（惟晤）的友情。

一向好游寺庙，喜与高僧结交的苏轼，在京城无缘于像欧阳修那样跻身于会见“明教大师”之列，被贬杭州通判不久，他就去了灵隐寺拜会契嵩。契嵩见通判来访，自然十分高兴，以清茶一杯款待苏东坡，两人捧茶而坐，作了一次“清谈人生”的长谈，第二年，契嵩便圆寂于灵隐寺。

苏轼后来写过一篇《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对比描摹契嵩禅师和海月慧辨的平生逸事：“契嵩禅师常瞠（张目直视貌），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盘腿端坐）而化（逝）。嵩既茶毗（焚烧），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契嵩禅师严肃有余，亲和不足，平日里不苟言笑，却与杨蟠一生友好，可见杨蟠谦虚谨慎，脾气足够好，这大概也是他从政地方官深受百姓拥戴和欢迎的原因之一。

四

杨蟠生于一个流寓钱塘的官宦之家，祖父杨徵，宋朝初年曾在丽水、钱塘等地出任地方官。父亲杨翱，以文学得中进士甲科，曾担任东阳知县、太常博士等职，杨蟠为其第三子。一家祖孙三代为官且大多没有离开过浙江和杭州。

杨蟠的家庭颇为不幸，其父杨翱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病逝后，九个兄弟姐妹又相继过世，不久，年迈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十二口之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只剩下遗孤杨蟠，致使其忧伤之情颇盛并延续多年。杨蟠以至孝称，母亲亡故后，为了请名家王安石替其母写墓志铭，决定暂不作殡丧，而是“越国而求铭”，赶了上千里路程终于找到了时任晋陵太守的王安石，并得到王安石为其母写的墓志铭才如愿以偿。王安石也为杨蟠此举颇为感动，在《太常博士杨君夫人金华县君吴氏墓志铭（并序）》中便有了以下所记：“钱塘杨蟠将合葬其母，衰致以走晋陵，而问铭于其守临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孙必为器于铭，而国之人必能为之辞。越国而求铭，予未闻之也。今杭大州，以文称于时者盖有，而蟠也释其殡，千里以取铭于予，盖所以严其亲至终，欲信其善于后世，如此其慎也。予岂敢孤其意，以爱不腆之许乎？”王安石曾替不少人写过墓志铭，有《安石文集》中《墓志》一卷，但“越国而求铭，予未闻之也”，故对杨蟠的至孝之举赞口不绝，为其母铭曰：“博士有家，夫人实绍，博士有子，夫人实教……归哉万年，博士之丘，铭以昭之，无有春秋。”给予高度的评价。

杨蟠除为其母“千里以取铭，以寄托哀思外，为求精神上的解脱又向佛禅求助，这跟契嵩提倡的扬佛、至孝思想十分切合，这大约是他与契嵩交厚并参与大雪纷飞中山寺游的重要因素。

杨蟠出任杭州通判时，他已经两鬓皆白，但精力依然不减，他在《除夕次东坡守岁韵》中写道：“人生无百年，谁问岭龟蛇。容颜镜水换，老丑不可遮。殷勤守此岁，来岁复如何。南邻祭竈喧，北里驱傩哗。须臾罢元为，但听楼鼓挝。明朝四十过，暮景真易斜。初心自慷慨，白首还蹉跎。寄语少年子，虽强不足夸。”在杭州与苏轼共事两年之后，“白首”杨蟠依然没离开他熟识的仕途，先知温州，后知高邮，后又转知寿州。在寿州任上，杨蟠已八旬有余，没做完一年，实在无法再继续胜任公事，才辞官携家人回到久别的家乡杭州，此时，他或许是我国古代官吏就职史上最为年长者之一。

据方勺《泊宅编》载;“杨蟠宅在钱塘湖上，晚罢永嘉郡而归，浩然有挂冠之兴。每从亲宾，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而苏轼跟他相比就没有这等好福气了。当年，年近九旬的杨蟠还能在两名婢女的吹笛声中与亲朋一起在西湖“乘月泛舟”，悠然忘返，而比他小二十多岁的苏轼此时已经谢世三四个年头，而且卒前还有一段历时七年，自惠州（今广东省内）至儋州（今海南省内）凄苦不堪的边地流放生活。 

五

    “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这是欧阳

修读了杨蟠的《章安集》后写下的一首诗，令人生奇的是，为何宋前世上有那么多优秀诗人的诗篇，欧阳修偏偏喜爱上了杨蟠的诗作？答案应该不会太清晰，大抵是他追求的诗风词韵

与杨蟠清新、自然、真率的诗歌风格比较相近，且多为歌咏“秋月与春风”之故吧。

    杨蟠自小家居西湖岛上，熟悉西湖的山山水水，辞杭之先与回归杭城之后所作的诗篇大多以西湖各处的景物作为惯常视角，且善五绝。西湖畔有个涌金池，离杨蟠家仅咫尺之遥，这里古时是沟通西湖和运司河间的一条小河（现今运司河已废河成路，取名劳动路）。运司河与浣沙河相接，是北宋时杭州城内一条主要河道，在吴越王钱镠执政时期由金华令曹杲命

人开凿，后在河岸边设有水门（水闸）。至唐清泰三年（936）水门更名为涌金门。北宋时涌金门外建有金华将军庙，为纪念“仕后唐”的曹杲而设。

暮春的一天，杨蟠路过涌金池，只见小河两旁的桃花已开始凋谢，一些或白或粉红色的花瓣因风吹落在小河里随水漂流，心有感触，遂作五绝《通金池》:“涌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经十万家。”显然，《通金池》既不咏史也不颂赞古代之“神”，而是精心地抒写涌金池晚春桃树落英缤纷，散落的花瓣随河水漂流而去的情景，抒发诗人一种无奈的心境和由此而生的感慨。

杨蟠攀登北高峰和玉皇山、凤凰山之后，写有《北高峰》与《慈云岭》二首。《北高峰》云：“杳杳孤峰上，寒阴带远城。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写尽了孤峰高耸，群山屏绕的山景。《慈云岭》二首云：“落日愁飞雨，云中一线明。西湖将尽处，忽见大江横。”“左右盼江湖，游人憩半途。山高步步上，何用叹崎岖。”前者写落日后俯瞰西湖和钱塘江的情景，后者写慈云岭的崎岖高耸，这些诗作均未离开他一以贯之的取材角度和创作风格。这类诗歌风格大约就是颇受欧阳修赞赏的“秋月与春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