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怀古

本文所说的渡口是一种历史场景和文化印记。自古以来，大凡有江河溪涧的地方就可能会出现渡口——一枚渡船，载着几个渡客，悠悠地渡过一条河，划过一片景。沿江河人口比较稠密的乡镇往往设有由渡工摇橹或用竹篙支撑前行的摆渡船，在荒郊野津，旅人忽然发现溪河边停靠着一只小舟，不禁一阵惊喜：说不定船工就在附近的茅屋里等候远道而归的游子去叩门求渡呢。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韦应物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县）刺史。暮春的一天，他一路游走到滁州西涧（滁州城西郊外），负手而立，满有兴致地观赏西郊野渡清幽寂静的景色，忽然瞧见溪河边孤零零地横斜着一叶扁舟，眼前骤然一亮，灵感徒生，遂写下一首题名《滁州西涧》的七绝：“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营造了一个荒津野渡幽清孤寂又不乏浓厚美感的独特意境，成就了我国诗歌史上一首千古名篇。

一

京杭大运河平静的河水出了杭州拱宸桥，河面渐趋宽阔，一路到达拥有“明清十大古镇之首”之称的塘栖镇，南北两岸依然有近百米之遥。

元祐六年（1091）三月，杭州知州苏轼奉召还京，时任两浙路提刑的友人马中玉赋《木兰花令》词为其送行，苏轼乃赋《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作答：“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故将别语恼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苏轼最后一次守杭任满是乘船离开杭州，沿大运河一路往北而去的，塘栖是他千里官道中的一个必经之地，可见在北宋时期，塘西（塘栖）已经成为南北水上交通的一个著名节点。

塘栖境内东西各有一座大桥，西首的广济桥更是天下闻名，但居民不可能家家都住在桥堍，从水南去水北过一趟河，要走上一二里路还得爬一座像小山般的大桥，也觉得蛮吃力的，由此，东西两个渡口便应运而生，家乡人称其为东摆渡和西摆渡。东摆渡因远离镇中心渡口长年冷清寂寞，而隐匿于水南廊檐街河滩里的西摆渡渡口却是众日繁忙不已，时不时地有一波波人从各方而来在此等候渡河。

古镇的摆渡船也自有特色，船体宽二三米，深达一米，平底方头，平稳如岸，一二人站在船头上也不摇不晃。船身搭一张简易的凉棚，替上上落落的摆渡客遮阳挡雨，船舱两侧各嵌入两条长木板，这是替渡客准备的座位。窄小的船梢是渡工的天地，用一条横木档子跟载人舱隔离开。渡口早先大约是个义渡，向来没有收费的明文规定，但人人都知道得在一只端放在横木档子上的小竹筐里投一二钱币；船头上搁一支又粗又长的竹篙，个个明白最后一个上船的得拿起这支长篙帮渡工将船从石岸边撑开，以便渡工摇撸转向而驶。

小时候，我从家里出发去水北玩，往西走桥跟往东摆渡路程几乎相等，但那时只想图个新鲜，总是喜欢往东去坐摆渡船，当然，钱币是必定要带的。但有时“蹭、蹭、蹭”地走到渡口，忽然发觉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这拿篙撑船的角色如何担当得了？不免惶惶然，赶紧返身而走，船上随即传来“哎——哎——”的喊叫声，还以为遭到谴责更加不安地加快了脚步。其实，这时早已有个大人出舱登上船头，捡起了那支又长又粗的竹篙……

古代乡人替西摆渡运渡选择了一个黄金水道，这里河面较为狭窄，但问题也来了，渡工要在本来就多的往来船只之间横穿河面是很有些难度的，因此总是一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船里大多时间坐着十来个渡客，这无疑是接近满载了。还真的，摆渡船与别的船只擦碰甚至撞船的事至少我没听说过，可见渡工干的也是个技术活。

上世纪70年代，“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的廊檐街在一批又批人的不懈努力下，拆除工程进行得轰轰烈烈，随着一座座过街楼的轰然倒塌，始于清朝有一二百年历史的西摆渡渡口也不得不与廊檐街共存亡，相跟着消失得踪影全无。当下，在河岸边有一片新垒起的平台，这里便是西摆渡古渡口的遗址。

二

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在杭县境内有些名气的渡口有塘栖渡、三家村渡、汤湾渡、明月渡、木香渡、邵母渡、宋家渡、姚村渡、张堰渡、双溪渡、长乐渡、潘板渡、童湾渡、吴山渡、宋公渡等等。三家村地属崇贤镇，崇贤镇紧靠宽阔的大运河，离拱宸桥仅15公里。这里向来就是个富盛之地，三家村更以种植莲藕和制作藕粉，且在清朝居然将藕粉做成了贡品而名闻远近，村民凭一技之长积攒了一些钱，喜好四处走动，尤其是去对岸走亲访友，来村里购买藕莲和藕粉的外地人也往来频繁，因而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在河边设渡，近代出现轮船后，渡口附近又为来往于杭州、苏州、湖州、德清等地的小火轮停靠建起了一个码头。

早先这里是个三角渡。西首的云会乡设有二个渡口，靠西南面的往马庄坝，靠西北面的去钱家桥，乡民可以从三个渡口之间来回往返，十分便当。三家村渡口近旁有个乡村凉亭，凉亭石柱上铭刻着一副对联：“朴朴风尘何妨小坐，依依杨柳莫误归程”，提示人们虽有柳条飘舞，春色如许，但不要被这乱花迷人眼耽误了回家的路程。此对联不知为何人所作，但论对仗，倒是极工整的。

这一带运河河阔船稀，渡工摇橹过河需要十来分钟时间，碰到刮风下雨甚至要花上近半个小时。上世纪中期，摆渡船开始改用机动船，只需三四分钟就能抵达彼岸。机动船是村里买的，渡工只管支付柴油费，渡船费一人一元，一天下来渡工也有百来块的收入。

渡工坚持早出晚归，每天清晨7点准时上船候客，除了吃中饭，全天候迎客，直至傍晚5点半才歇工上岸回家。机动船渡运使渡工免受不时摇橹之苦，只管在后舱座位上把好舵一路“突、突、突”地前行，而渡客则节省了过河的时间，双方均受益匪浅，却也从未出过撞船之类的安全事故。

摆渡这种比较原始的水上交通方式在三家村渡口延续了一二百年时间，曾经是运河余杭段30多公里沿河唯一留存在用的渡口。不过，如今来渡口摆渡的人越来越少，而且附近又正在造桥，估计村民摆渡过河的历史将会很快终结。

 三

古诗有云：“依依官渡头，晴阳照行旅”，“月照临官渡，乡情独浩然”。在古代，旅人出游或归家，无论是晴阳还是月照，总是会遇到设在江河畔的官渡，这些渡口始终与“行旅”“乡情”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因而引发众多诗人的关注和吟咏。

官渡是由朝廷官府正儿八经办的渡口，浙东运河自古设有钱塘江渡、曹娥江渡、姚江渡等著名官渡，浙东唐诗之路便是由萧山西兴渡口开始一路而前的。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将钱塘江渡称浙江渡，至唐朝列入官渡，延续到宋代，钱塘江渡分为两处，一处为北岸的浙江渡，另一处为南岸离萧山12公里的西兴渡，与其隔江对峙的便是曾被号称为“浙江第一码头”的南星桥。至明代，西兴渡“置水手二十四人，官船一艘”（《万历绍兴府志》），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成为钱塘江南岸的一个主要渡口。

西兴渡也称西陵渡、固陵渡，因为萧山西兴镇古称西陵、固陵。渡口乃越之浙江渡发展而来，在越王允常之前，都城山下的渡口就是越国的重要津渡，是越国从会稽向北至吴国都城姑苏（苏州）的干道咽喉——经固陵向东可延伸至句章（今宁波），向南则可延伸至姑蔑（今龙游），故历来有“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之称。

苏轼有一首名为《瑞鹧鸪·观潮》的词作，以独特角度描写钱江潮汹涌而来时在潮头表演浪技的踏浪儿：“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显然，在钱江潮头手擎小红旗的踏浪儿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他与在钱塘江摆渡的渡客相比，其实要安全得多，为何如此说？因为古时的钱塘江江面十分开阔，而且风急浪高，除了因渡船设施简陋而不时地上演船覆人亡的悲剧，而人祸比之更甚。北宋时，汪思温出任临安太守，他对西兴渡、钱江渡作了一番察访，之后便一一揭露渡运中的弊病以及操舟者的不法行为：“会稽钱江渡，舟人贪利超载而行，半途停桨索取钱物，暴风突然而至，全船溺没，惟操舟者都善于泅水，独能得免。”为此，他除拨款监造大船数十艘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统一渡费，对操舟者进行严格管理，尤其是对那些船至江心对渡客强行勒索的操舟者实行抓捕并严惩不贷，一律“格杀勿论”。这些严历的举措实施后成效甚佳，但待他任期届满离开杭州后渡口又旧态复萌，对渡船的监管依然松懈无序，江面上仍然不时地出现船覆人亡，操舟者在江心对渡客强行勒索等凶险情状。

康熙二十四年（1685），赵士麟出任浙江巡抚，决然“俱复古制”，并拨款造渡江马船十条，使渡运的安全状况有所好转，而浙闽总督刘兆麟更是因渡夫不法，立碑禁约。直至1927年萧山名士金润泉等人筹资建造南北码头，并购置机驳、木驳，钱塘江渡运才更趋安全。不过其时因钱塘江改道渡口也逐渐北移，开始远离西兴而至长河大渡埠头，西兴渡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直到2002年钱塘江四桥（复兴大桥）建成，两岸再无设渡的必要，西兴官渡也由此终结了它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

元代诗人张翥途经萧山西兴官渡来杭时，依凭所见写有七律《 西兴渡》：“携家迢递过西陵，江雾微消海日升。帆影昼惊沙上雁，船声斗落岸头冰。果园霜后初分橘，渔浦潮平各下罾。岁晚不思行路倦，剡中佳兴正堪乘。”那是他的一次“岁晚”之行，携家带口兴冲冲地登上渡船，在江心观赏“江雾微消海日升”的奇丽风光，心情大好。当时，他所居官职是翰林学士承旨，跟专门替皇上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相比实在也没有多大的实权。

四

源于东天目山的苕溪干流南苕溪，从中泰乡入境，穿越余杭县城，经仓前吴山，在瓶窑镇汤湾渡、龙舌嘴与中苕溪、北苕溪汇合，经良渚安溪、仁和獐山入境德清，最后注入烟波浩渺的太湖。为方便附近村民过河，瓶窑镇东首崇化村自古设有渡口，有民谣云：“屠介头、磨盘滩、柏树庙、汤湾渡……”村庄、河滩、寺庙、渡口四者并列，可见汤湾渡同样被周围村民所看重。

汤湾渡始建于清代，由于苕溪左依崇山峻岭，右接平原低地，居高临下，势如建瓴，因此自古多洪害，发大水时河道变宽，水流湍急，旧时为让渡民安全过河曾在渡口旁立碑“渡口守则”，守则多达近十条，上世纪80年代，崇化村又买来了一膄钢质渡船更换旧木质船，且规定渡工需持证上岗，渡工和乘客均须穿救生衣，严禁超载等措施，即便有如此多的保障，宽大的渡船也只能在宽达80米的苕溪主干道上缓缓而行。

崇化村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瓜果、养蚕挖笋等作为一家的生计，而种植地却大多在溪河对岸的北湖草荡，村民要去那里劳作，到汤湾渡摆渡是唯一的选择。每逢春播夏收时节，荷锄带筐候船过河的村民成倍增加，昔日静寂的渡口一下变得喧闹起来。

近年来瓶窑镇的工业经济发展较快，汤湾渡附近的村民住宅不少被征用拆迁而远走他乡，来渡口摆渡的人大幅减少，渡口常年处于静寂萧条状态，至2018年瓶窑镇政府决定撤销汤湾渡，于是汤湾渡成为余杭区最后一个撤渡的渡口。至此，杭城郊外延续了一二百年的古渡口一个接一个地在岁月的流逝中消逝，似乎在告诉人们过往的渡运时代已经结束。

五                         

清代执掌东林书院的学者、诗人刘嗣绾出游钱塘江和富春江，坐船一路至子陵峡和子胥峡，被这里山峦青翠秀丽，溪水淙淙而流的美景所倾倒，欣然作《自钱塘至桐庐舟中杂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青山为屏，碧水为琴，凸显桐庐江上的景物特色。

历史上著名的子胥野渡（胥江野渡）便处于“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子胥峡入口处，渡口石壁危立，在摩崖上鎸刻有“子胥渡”三个大字。这里有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故事——

楚国名将伍子胥为逃避楚平王的追杀，一路逃奔韶关，试图辗转投奔吴国，在途经建德一峡谷时，只见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阻挡了他的逃亡路，正在焦急无奈、四处张望之际，迎面走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艄公，他赶紧向艄公说明事由，但身处封闭之地的艄公什么也没听明白，仅凭对伍子胥的直觉便让他登上小船，划着船带他渡江而去。乡间艄公如此乐于相助的义举令伍子胥动容，随即解下身上佩戴的宝剑相赠，生于荒郊野地的艄公哪敢收受他如此珍贵的礼物，伍子胥无奈，只得收回宝剑，但反复叮嘱艄公千万不要声张，不要向外人透露他的去向行踪。这令艄公很不安，为了表明自己“不声张”的承诺，他毅然选择了沉江而逝，使他与伍子胥之间的秘密在楚人面前永远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后人被艄公的诚实守信所感动，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将荒村野津取名为“子胥野渡”。

连带的传说还有“子胥野渡鸭”，说的是逃亡途中的伍子胥在富春江边遇到了一位正在放鸭的老人，被他救助渡江，上岸后又将其带到自己家里，特意下厨烧了一只自己放养的鸭子替素不相识也不知底细的来人压惊补身，并对他发誓道：“吃了鸭子你自可放心而去，无人可知你的行踪。”后来，当地便出现了一道称为“子胥野渡鸭”的名菜。

子胥渡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早有记载的一处野渡口，现今，这里已经成为富春江小三峡的一个著名景点。在离岸一步之遥的古渡口遗址设有一个石台，上有一尊背朝江心的老翁石雕，这就是为保护伍子胥而甘愿自沉江底的一介渔父，自古至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仰。

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富春山麓荒芜穷僻，人烟稀少，这里虽为山间峡谷，但江水却是平缓而流，一路水波不惊，因此江畔才有渔村、野渡的存在，这里的艄公也才有可能与择路而逃的朝廷高官构成简单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山野村民忠厚、淳朴的性格又促使其采用极端、原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迹。这大约就是在 2500余年前产生于“子胥野渡”各种传说的人文地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