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都城的民情土俗

宋人耐得翁撰写的《都城纪胜》又称《古杭梦游录》，一书二名。写作始于他从开封寓游临安之后，成书时间据《序》的落款为宋端平乙未元日（1235年），早于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四五十年。但颇为遗憾的是，耐得翁仅是作者的一个别号，后人只知道他姓赵，是位大爷，真实姓名、生卒年月、籍贯生平至今依然无从查考。

《都城纪胜》问世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其在描述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城市文化、土俗民风等方面并不逊于《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且有“三足鼎立”之说。比较而言，《都城纪胜》更侧重于记述临安城内的商市风貌，商贸习俗和市井百态。全书虽然仅有十四个短章，篇幅远不如《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但其叙事集中，繁简有度，用语通俗，一章章地娓娓道来，“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四库提要》）。

一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耐得翁如此为瓦舍作界定。如果读后对宋朝的“瓦舍”还是觉得不太好理解，不妨再听听吴自牧在《梦梁录》里的说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彼时，临安市民进入瓦舍里的剧场看戏听书，入场、散场也不过几个小时而已，因此用“野合易散”、“易聚易散”来描写观众不时进出瓦舍的流动场景，显得颇为简练和贴切。

南宋临安市民经常挂在嘴上的瓦舍勾栏，如今咱们叫它文化娱乐场所，亦即游乐场和剧院。如果说瓦舍是个大的娱乐城，勾栏便是设置在里面的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剧场。这些剧场在偌大的瓦舍里搭建起一个全封闭棚木结构的演出场，以遮蔽风雨，设施也说不上有多好，建筑形态按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的描述，其外型与方形的木箱差不多，四周用板壁围着，观众就在这“方形的木箱”里看戏听书，每当艺人演到精彩处，“好！好！”的喝彩声震耳欲聋。

作文南宋都城，临安一个瓦舍有多少个剧场？据史书记载至少有二个，规模最大的北瓦（今众安桥南）有十三个之多，全市最盛时多达二十四个。由于剧场大小不一，能容纳的观众也有多有少。如按季节而论，观众最多的要数深冬，因为当时杭州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市民无处可去游乐，于是大多人便涌进瓦舍里去消遣娱乐。这二十几座剧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伎艺表演，因而瓦舍勾栏里往往人头济济，喧嚣如流，昼夜不分，是个十分闹忙的娱乐场所。

至于具体到每天的观众人数究竟有多少，咱们不妨来替它作个大概的计算——

如果每个剧场昼夜两场，每场有数百上千个观众，在二十多个瓦舍里看戏听书的观众可能有三万至六万人，一年下来，累计有一千万到二千万人次。就是说，在当时拥有十七万余户，一百多万人口的临安城里，喜欢在瓦舍里消遣的市民平均每年每户有六十至一百二十人次。而具体到进场费用，据记载，每人进瓦舍大约需要支付200枚铜钱，如此约莫算来，市民平均每年每户进瓦舍的开销就是12000至24000枚铜钱，即12至24贯，而当时5贯钱便可买回一桶酒，由此可见南宋临安城里的市民有多富裕，以及他们为追求闲适生活而不在乎付出较多的银两。

剧场内的各种技艺演出自然也是一场接一场，昼夜不辍，散场后，观众也不需要费时费力地外出用餐，瓦舍里有的是食店，一些大的食店一天往往需要准备10头猪供食客享用，如此大的消费量也让人不胜惊讶。

那么，瓦舍里究竟有哪些精彩纷呈、令人目眩的伎艺演出能如此这般地吸引大量观众？且看耐得翁所作的详细分解：

　　散乐（杂剧。作者注），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

　　诸宫调（一种说唱艺术，专门说唱长篇故事。作者注）有传奇、灵怪、八曲、说唱。每以箫管、笙、稽琴、方响之类（均为乐器名）合动。

　　嘌唱（时调，往往采用音调曲折柔曼的唱法演唱。作者注），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叫声（一种说唱形式。作者注），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时调﹑小曲）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

　　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

　　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别有使拳（有别于拳术。作者注），自为一家，与相仆曲折相反，而与军头司大士相近也。

　　踢弄（ 百戏之一。作者注），上竿、打筋头、踏跷、打交辊、脱索、装神鬼、抱锣、舞判、舞斫刀、舞蛮牌、舞剑、与马打球、并教船上秋千、东西班野战、诸军马上呈骁骑（北人乍柳）、街市转焦为一体。

　　杂手艺，皆有巧名：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捶、踢墨笔、弄球子、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及鱼弄熊、烧烟火、放爆仗、火戏儿、水戏儿、圣花、撮药、藏压药、法傀儡、壁上睡，小则剧术射穿、弩子打弹、攒壶瓶（即古之投壶）、手影戏、弄头钱、变线儿、写沙书、改字。

　　弄悬丝傀儡（傀儡：木偶戏。作者注）、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儿后生辈为之）。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大抵多虚少实。

　　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

　　说话（说书。作者注）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乃发迹变泰（飞黄腾达。作者注）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商谜（猜谜。作者注），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词牌名，作者注），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人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定其智）。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曰：“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云：“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在临安都城里，如此多的艺人“沉思法术”、追求“诚其角者”，登上舞台，这些南腔北调、影戏说唱、相扑木偶、说书猜谜等伎艺自然是愈发精湛，艺人如此这般地变换法术，角色逼真，演唱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即使猜谜也会“假作难猜，以定其智”，自然吊足了临安市民的胃口，于是无论昼夜，无论晴雨，无论冬夏，瓦舍里总是人头攒动，喧嚣如流，呈现出昼夜不息，热闹非凡的景象。

二赌一把的“扑卖”

宋代集市流行关扑（扑卖）。所谓“关扑”，吴自牧《梦粱录》解释为“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歌叫关扑”，“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都城纪胜》》），“正月年节,开封放关扑三天”（《东京梦华录》内卷六《正月》），此类文字都涉及到对关扑及其兴盛的表述。

在宋代，关扑须在朝廷规定的节假日进行，比如元旦（春节）“关扑三天”，在这些天内，小到衣物玩偶大到车马宅院无一不可采用“扑卖”的方式，乍一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它与当下不少人热衷于买彩票等以小博大的博彩游戏没有多大差别，说到底都是为了碰碰手气和看看运气，直捷的表达就是“赌一把”。

宋时扑卖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买卖双方以钱币为工具，取一枚或几枚铜钱往地上一扔，根据钱面的正反来判定输赢，如果双方约定带字儿的一面朝上为赢，顾客所扔的字面朝下，可见的结果是顾客付了钱却拿不到要买的商品，或者只能买到比市价要贵很多的物品，而商家却不需要出售商品便可赚回成本，反之亦然。这种赢者得物，输者失钱的商业行为，临安人倒是十分喜欢，不论贫富都有跃跃欲试之念，乃赌性使然也。

如果要想感受当时扑卖的真实场景，不妨看看《东京梦华录》里的一段描写：“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多以彩幕缴络（围彩幕出售货物），铺设珍玉、奇玩、匹帛、动使茶酒器物关扑。有以一笏（笏：古代金银的计算单位，铸金银成笏形，一枚为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数额如此之大的扑卖，参与者自然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连小康之家都不敢去试，更不用说贫寒人家了。就说这个“一笏扑三十笏”，赌注高达三十倍，令人咋舌。但尽管如此，富豪人家依然会去下猛注赌一把——万一扑赢了呢？

虽说，人人都知道扑卖只是商贩用以招揽生意的一种噱头，但谁不想在钱币的翻滚中碰碰运气？虽说，买卖双方都会像赌徒般地出现在商市里，商家赔本的概率也不小，但由此可以将更多的顾客和好奇的路人吸引过来并跃跃欲试，商家要的不就是在这种“游人嬉集，观者如织”的场面和氛围中将自己手里的商品推销出去？

扑卖的商品品种也多得出奇，不仅“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甚至连泥塑木雕的泥孩儿也往往采用扑卖的方式。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七夕（七月初七），中瓦子后市街、下瓦子众安桥孩儿巷有扑卖泥孩儿”。七夕扑卖泥孩儿是孩儿巷的一个民间传统，此时专售泥孩儿的商铺在巷子里云集，泥孩儿名叫“摩睺罗”，“摩睺罗”是梵文音译，这些经过艺人精心塑造、打扮的泥孩儿一个个“披以彩服，饰以金珠，斗巧争奇”，售价自然不低，于是商贩便用扑卖来吸引各处的顾客前来碰碰运气，由此，七夕这天平时冷清寂寥的孩儿巷里便一下变得人来人往，拥挤不堪，“泥孩儿巷”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在宋代，商人在集市里扑卖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儿，它之所以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商市，自然是得到朝廷的应允和准许的，商家无需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而这种全民参与的博彩买卖也确实带动了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进入元朝，朝廷开始禁赌博，限制关仆，宣告“若有赌博钱物并关扑诸物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各各决杖七十七下。”（《元典章·刑部十九·禁赌博》）而到了明代，对“关扑诸物之人”的刑罚更趋于严苛，据《金陵琐事》记载：“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脚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在此等重刑下商贩谁敢再去碰关扑？从此，曾经兴盛于宋，经元至明代，扑卖最终退出了商市舞台而彻底消亡于世。

三繁盛的服务业

在临安大街陌巷里，茶坊、酒肆、食店无处不在，且名目繁多，出售的物品品种更是不胜枚举。

耐得翁说：“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众多）。”临安城的商铺，无论是出售珠玉珍异，花果时新，海鲜野味，无论是黎明破晓还是深更半夜，照例是不打烊的，在夜色深沉的辰光，广袤深邃的夜空星光闪烁，而大街上则是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店主和店小二照例不眠不休，坚持二十四小时轮番运转，更有一些小贩挑着担子有节奏地一路叫唱，有卖糕点春饼的，也有卖鹌鹑之类的鸟类食物的，即使夜深人静也照样可以听到他们有腔有调的歌叫声，清河坊、官巷口、众安桥等处的食店更是喧闹不已，四鼓（凌晨一时至三时）之后才能逐渐安静下来，待到五鼓，就有人开始摆摊设铺，一天的早市又紧接着开张营业。那些初来乍到的外来游客见此情形十分惊讶，而临安市民却是习以为常，以为这些来自偏僻之乡的游人未免有些少见多怪。

临安的食店多为旧京师人开张，来自北方的食店很少有出售狗肉（因宋徽宗生肖属狗）和牛肉（与农事耕作有关）而多卖羊肉，称羊饭店，而南食店反而“非待客之所”。还有专门为苏食者开设的素食店，包括面食，可用于斋素筵会。

酒肆，如规模大小不同的官库子库脚店之外，其余皆谓之“拍户”（有零售的小酒店），有茶饭店、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庵酒店、罗酒店，各类酒店自有特色，如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蓄娼妓的小酒铺就有些变相妓院的嫌疑了。

众所周知，服务业的繁盛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商业现象，而八百多年前的南宋临安府已经是茶坊、酒肆、食点密布，成为市民消遣享乐而且消费层次又十分分明的城市，其时开设的各类专事服务的店铺，家家兼顾顾客身份，食品分类也更为细致和讲究特色，要如走错了门则自寻烦恼，甚至被店小二奚落一通。

四“敲锣卖糖，各干一行”

我国俗话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自唐代开始就有此记载，三百六十行只是个约数和统称，用来说明人们从事的工种多如过江之鲫，有多种行当可供人们选择，所谓“敲锣卖糖，各干一行”便是。

时至南宋，临安人参与的行业工种已经远超越于这一数据，其中诸如肉肆行、海味行、酱料行、花果行、鲜鱼行、宫粉行、成衣行、药肆行、扎作行、棺木行、故旧行、陶土行、仵作行、鼓乐行、杂耍行、皮革行等等都属于行业大类，细小的工种小得你无法相信，例如粘顶胶纸、染红牙梳、修飞禽笼、腰带匣、读书灯、淹猪丈、医飞禽、教虫蚁、起鱼鳞、打香印、卖朝报、解粥米、熟水草、提茶瓶等等，今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可以想见当时的职业分工比之传统显得更多更广而且更为细小，职业走向已经逐渐趋于多元化和专业化。

耐得翁解释说：“市肆谓之“行”（音杭）者，因官府科索（官吏向民间非法索取财物。作者注）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但市肆里也有借名和异名者，诸如酒行、食饭行，还有花团、柑子团以及篦刃作、腰带作等等，耐得翁专门将其拎了出来，厘清了“当行”与“不当行”的关系，这可是他花了一番功夫进行广泛调查才得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