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乔尔达诺：新冠时代的我们

　　2020年2月，新冠病毒开始在意大利肆虐，3月4日，意大利宣布全国停课。意大利著名作家、《质数的孤独》作者保罗乔尔达诺迅速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新冠时代的我们》。他尝试记录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并对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做出思考。他说：“我并不害怕生病。但我害怕病毒可能造成的改变。我害怕一切归零，但我更害怕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枉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整部作品短小精悍，可谓一份弥足珍贵的时代标本。2021年1月，《新冠时代的我们》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1月19日，乔尔达诺和三明治学院（SandwiChina）的创始人李梓新来了一场“隔空对话”。在对话伊始，乔尔达诺就表示了他很好奇中国朋友对于当下的看法：“因为中国正处于和全球完全不同的阶段。对于仍处于疫情中的欧洲来说，中国疫情很早就开始也很早就（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鉴于欧洲目前的形势，能够了解或者说预知中国的情况对我来说是有益的，这样我就能够将两地进行对比。”

　　保罗乔尔达诺想尽快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去年1月底，武汉封城，同时欧洲包括意大利也发现了第一批新冠病例。乔尔达诺发现，他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的阅读中看到的许多预言都突然成真了，像是环境问题、信息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场疫情中都撞到了一起。

　　当时他首先感到了一种紧迫，想尽快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他于意大利封城前一周开始动笔。那时意大利人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大家需要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并谨慎地做好准备；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没有什么，不过是一场季节性流感而已，死伤不会比平常更严重。“我认为在这样的分裂中，人们更需要明白发生了什么，需要遵守哪些要求，像是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戴上口罩。我认为我可以从自己一年前所读的作品中做出总结，并将它们浓缩成更为简洁、更直达主题的内容。在医院还没有人满为患、死亡人数还没有剧增的时候，以数字作为出发点，数据就是唯一能够想象接下来几周情形的工具，也是了解疫情传播及其原理的途径。这就是《新冠时代的我们》最基本的概念。”

　　在六七天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写。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当你们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数字会有所不同，疫情已经进一步扩散，到达了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角落，又或者已经被驯服，但那并不重要。目前疫情引发的一些思考仍将有效。因为我们面对的并非偶然事件，也不是一种惩罚。它绝非新生事物：它过去发生过，今后也还会发生。”

　　而这部作品发表后，意大利就封城了。

　　为什么不想说人类与病毒“作战”

　　在对话中，李梓新提问了一个问题：“你有将这一切想作是一场战争吗？因为你的上一部作品就描写了战争，而现在对我们而言病毒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敌人。”

　　乔尔达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全球各地都在用“战争”这个比喻：说医生和护士们在“前线”，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等等。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比喻。我在心理层面上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次在演讲里用战争做比喻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对于用战争作比喻的这个想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这是我们无法定义的一个新状况。病毒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既不厌恶人类，也不想摧毁人类。虽然这么说很奇怪，但病毒是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的。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外星人，那么用这个比喻还会轻松些，因为外星人可能会攻击人类。”

　　“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人类的活动促进了病毒和人类的接触。也正是由于我们的行为，才使得新冠病毒能够在短时间内轻易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当我们试图判断好与坏，敌与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要为任何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我们对地球的所作所为负责。”

　　但乔尔达诺也认为“战争”是一个具有号召性的说法，每当人们提及我们处于战争，似乎就一种使命感。“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需要更有力的动机，然而这样的动机在欧洲或是其他西方国家远远不够。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将其比作战争是有益的，但我还是尽可能避免使用战争这个比喻，因为它缺乏想象力。”

　　保罗乔尔达诺在一切已经看似结束的时候，再回顾当初在疫情中，乔尔达诺还观察到两个速度：一个是紧急的速度——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人们需要尽快解决这个病毒；而较慢的速度是指这是一次特别的契机，能向更多人强调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有关环境、信息、人口、疫情之间的互相作用，它们非常重要，但在日常讨论中却很少被提及。

　　“我希望这部精简的作品能引发人们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但不得不说，令人遗憾的是，一年过去了，这部作品在大多数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乔尔达诺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疫情上，现在有效的疫苗已经出现，大家或许已经准备好忘记这一切，并向前看，“但那些因为各种因素互相作用而导致的问题却不再被提及，这就是最令我遗憾的事情，甚至令我惊恐。”

　　在他看来，真正的困境在于当全球疫情结束后，尽管历史将有迹可循，但人们依然不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即使人们需要的恰恰就是新的认知。

　　“如果没有新的认知，那么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与付出的精力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在当下，作为一名作者，哪怕是一位虚构文学的作者，在周围的人遗忘并前行的时候，作者也不能随波逐流。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应该记住这一切，并将其延续下去，将这些感受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不断挖掘更深层次的认知。这就是我接下来一个月甚至一年的工作：在一切已经看似结束的时候，再回顾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