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家与国学大师

　　国学热的时候（现在好像还有点热），许多学者被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让好些人好不自在，季羡林先生在辞掉人家给他戴上的三顶什么“大师”的帽子里，就有“国学大师”这一顶。这样一顶帽子，张中行先生好像也被人戴过，不知道他对此有过什么想法和说过什么没有，倒是有人为他说过话，说他是教育家和散文家，不是什么“国学大师”。

　　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张中行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参加编写过《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教材，晚年以散文名世，有《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文言与白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等著作出版，代表作《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谈论旧时北京大学许多人和事，“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如章太炎、马幼渔、马一浮、熊十力、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温源宁、辜鸿铭、梁漱溟、俞平伯等等，有当代《世说新语》之称。

　　知道张先生的名讳，是在《读书》读到他一篇《悼念俞平伯先生》的散文之后，其时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之人，他笔下的俞平伯先生却是知道的——俞先生的《读词偶得》，是读词心得的名作；《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现代散文的名篇，与朱自清先生同名散文齐名。俞先生又是红学大家，对《红楼梦》有很深入的研究——看到标题写的俞平伯先生，自然不会错过，读下去，感觉这文字很有自己的个性：“他的曾祖父俞曲园（樾）是清朝晚年的大学者，父亲俞阶青（陛云）是光绪戊戌科的探花，也善于诗词。因为有这样的门第，所以能够取仕宦之家仁和许家的小姐许莹环（宝驯）为妻，也就因为这资本向下延续，他就可以住人间天上的清华园，过教、写、唱的生活。这样说，是他的家世资本使他大有成就吗？又不尽然，因为有这样的资本，也可以去斗鸡走狗。俞先生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用其才……因为是诗人气质，所以喜欢做诗，尤其喜欢做词。不是像有些文人附庸风雅，无病呻吟地做，而是写走入诗境的心。”这段文字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特别是“斗鸡走狗”句，好像在那儿见过，一时又记不起来，心里怪痒痒的。

　　张先生文字的一个特点，是古雅中带点幽默，这样的文字在当时比较少见，因为兴趣，就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邮购《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这两本书，透过这两本书，对北京大学老一辈教授学者，也有了一点认识。例如胡适，过去就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倡导白话文，和鲁迅先生还有一点过节，后来和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离开了大陆。其他就不知道了。张先生在《胡博士》里告诉我们：“‘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一段话，让我们看到适之先生文学革命的尖锐之外，生活里和易可亲的一面。

　　张先生谈论的人物，多是自己的老师辈，他尊重他们，并非没有原则，只说好话，不谈问题。在《苦雨斋一二》里，他就说周作人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这样看来，生活里的周作人，应是个好人，只可惜他不能学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而是反过来，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这就涉及到节操问题，后来竟为日本人所利用。“解放以后，听说他表示悔恨，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过而能改总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张先生引吕端的故事，说周作人大事糊涂，是不是太苛了？“我想了想，因为我是他的学生，珍视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难免求全责备，说是出于善意也罢，说是有违恕道也罢，既然这样想了，也只好这样说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这样说：“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比得上。”一个学生，能这么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的老师，实在难得。虽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张先生行文，不喜欢平铺直叙，有些句子还爱绕弯子，插入子曰诗云之类，这是不是从旧时代带来的一点学究之气，我不敢肯定，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文章也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的文字，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是他写的。自从读了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以后，在其它选本里读到一些他的其它文章，体会就更深了。他对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也很自信，据说每次投稿，都会在稿纸上端空白处注上“请勿改动”的字样，也显示出他在为文上的一个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