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医疗救治工作的红28军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红28军的军、师、团、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部队的医疗救治工作。据红28军医务主任汪浩（湖北红安人）回忆，当时全军上下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积极预防疾病。红28军领导经常指示医务人员做好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医务人员充分利用一切时间认真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指战员们都很讲究卫生。虽然当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医药缺乏，但是部队宿营后就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时间允许的话还会挖土厕所。夏天，只要有可能，大家每天都要烧热水洗澡或擦澡。

冬春季，为预防伤风感冒，部队总是想办法弄一些辣椒、生姜、大葱、胡椒等给战士们煮辣汤喝。战士们说：喝过之后全身热乎乎的，有病能治病、无病能预防。

夏秋季，为预防痢疾、疟疾，指战员只要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都很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尽量不喝生水，不吃生饭、生菜，即使是吃野菜、野果，也要尽可能地擦洗干净再吃。大别山地区，七八月份的天气十分炎热，在急行军途中和激烈的战斗中，有的同志往往会中暑。领导们一到夏季，就会指示医务人员和便衣队想方设法地多搞一些“急救水”发给大家。大别山区夏秋季蚊虫较多，全军当时没有一顶蚊帐。为预防蚊虫传染疾病，部队一到宿营地，就以班为单位，除站岗放哨的战士外，大家都到屋前屋后和村庄外去拔一些艾草或其它野草，在天黑前把睡觉的房屋熏一熏，把屋子里的蚊虫赶出来。如果没有熏房子的条件，就要求指战员们用被单子把全身盖上睡觉。

八九月间，也是发生疟疾较多的时候，各级领导和医务人员总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搞一些奎林粉、奎林丸、奎林针。1936年秋，红28军政委高敬亭染上了疟疾（打摆子），汪浩去给他打奎林针。高敬亭问：“汪医官，部队打摆子的多不多？”汪浩说：“不少，每个连每天都有几个人。”“奎林多不多？”他又问。汪浩说：“很少。”高敬亭很着急，就说：“你们要多想办法预防，搞一些药品治疗。”汪浩说：“预防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有时情况紧急、条件差，很难做到。”高敬亭说：“你们还是要多想办法预防治疗，除用奎林治疗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汪浩说：“除奎林外还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高敬亭听后就把军部秘书胡继亭叫来，对他说：“今后，我们部队每到有便衣队活动的地方，就叫他们设法去买奎林粉、奎林针。”

及时抢救伤员。红28军在3年游击战争时期，大的战斗数十次，小的战斗数百次。不管打得怎样激烈、残酷，医务人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把伤员抢救下来。高敬亭政委和师、团、营领导是绝对不允许轻易丢下一个伤病员的。每一次大的或者比较大的战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伤员是指战员们自救、互救的，三分之二的伤员是医务人员抢救的，95％以上的重伤员是指战员和医务人员一起搬运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战斗，一部分伤员是一些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搬运下来的。

1936年夏，在麻城的一次战斗结束后，高敬亭政委问汪浩：“汪医官，这次战斗我们有多少同志挂了花?多少重的、多少轻的？都抢救下来了吗?” 汪浩说：“这次战斗，我们打得太漂亮了，消灭了那么多的敌人，我们挂花的并不多，有20余人，重伤的大概10余人、轻伤的10余人，都抢救搬运下来了。也牺牲了几个同志。”高敬亭又问牺牲的同志掩埋好了没有，汪浩说：“各营、连都把自己连队牺牲的同志掩埋好了。”高敬亭说：“我们红军指战员都是宝啊！现在，我们红28军仅有1000多人了，牺牲一个就少一个战斗员。敌人‘围剿’‘清剿’的正规军有10万多，还有3个省的地方武装保安团、土匪、反动民团。我们红军战斗员1个人要抵敌人几十个人用，1个班要抵敌人1个排、1个连甚至1个营的兵力。你们医务人员要在实际战斗中学好急救医疗技术，在战场上要千方百计地把挂花的同志抢救搬运下来，要想各种办法把他们看护好、医疗好。”汪浩说：“我们医务人员医务理论水平都不高，但都很勇敢，同战士们一样，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有救治彩号的实际经验。不管战斗打得怎样激烈，我们医务人员都能在枪林弹雨中积极抢救彩号。”高政委高兴地说：“好，要发扬！理论水平低,在实际中学习嘛！现在你们医官、看护不够,就带徒弟培养嘛!你们医务人员很少，你们自己也要注意减少伤亡，注意保护身体。”

1936年夏天，红28军特务营和手枪团3分队，从黄冈望军山出发后，即被敌第33师跟踪尾追，敌第11路军的第32师、47师、102师、103师及湖北省2个保安团、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同时从多路围攻、追击、堵截。他们企图在此消灭特务营和手枪团3分队，声称谁活捉“共匪”林维先（特务营营长，安徽金寨人）、赏大洋1000元，打死林维先、赏大洋500元。特务营和手枪团3分队在麻城、黄安、经扶交界地区与敌军进行了五六天激烈的战斗，伤亡很大，损失了200多人。

在几天的激战中，汪浩和李平满、刘端祥3名医务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了一批又一批伤员。轻伤员抢救包扎后继续随部队突围，重伤员抢救处理后，由战士抬着、背着跟部队一齐突围，或者在森林和草丛中隐蔽起来。后来敌情严重，部队分散突围，轻伤员包扎一下，自己就爬着去隐蔽起来；重伤员突围不出去，有的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有的被敌人逮捕杀害。战斗到后来，药品、敷料、绷带全部用光，汪浩等3个医务人员也被敌人冲散。同汪浩一起突围出来的一个排长、一个班长和两名战士，一直到晚上才摸到山下一个小村庄里找到特务营长林维先。

红军指战员们在实战中切身体会到：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防病、治病知识，特别是要学习掌握一些战场上需要的急救知识。经过医务人员教，战士们互相学习，一些指战员和老战士在战场上挂了花，自己都能简单地包扎止血，用木棍、树枝固定一下打折的腿或胳膊，也能互相包扎救治。刚参军的新战士也很快学会了简单的急救办法。指战员们都知道，部队中医务人员少，挂了花，不能全靠医务人员来急救。

妥善安置伤员。那个时候，轻伤员都要随部队行军打仗，他们的枪支、子弹(很少)都是班、排的同志帮他们背着。衣被非常简单，一般就是一套换洗衬衣，一条被单、一双布鞋、一双草鞋，有三五斤重，每个同志还有一条米袋或者一条干粮袋。一般情况下，干粮是不随便吃的。这些东西有的轻伤员自己背着，有的是别的同志帮他们背着。轻伤员在生活上自己能办理的事情自己办理，还尽量帮助重伤员。

当时，红28军主要在苏区或敌我交界地区打仗，环境比较缓和，如果小块根据地红军后方医院情况比较稳定，部队就会把重伤病员到后方医院休息治疗，基本治好的，能归队的就归队，重残废者(一级、特级)就留在后方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根据地的敌情严重，或“清剿”残酷时，重伤员和残废的同志就由便衣队送到白区里可靠的老百姓家里隐蔽起来，待情况缓和时再把他们接回来。如果红军部队游击到白区、离边区很远时，个别特殊的重伤员由战士们抬着随部队行动，一般的重伤员都安置在穷苦群众家里，给伤病员几块银元和一点药品，同时给老百姓一点银元和打地主没收来的一些东西，请他们很好地把伤病员保护好、看护好，并设法医疗伤病。伤病好后，有的是自己找到部队或便衣队，有的是部队或便衣队把他们接回去，有的是老百姓把他们送回根据地。

1935年，红28军82师政委方永乐率领特务营、第2营和手枪团1个分队由鄂东北地区向桐柏山地区游击活动，部队要经过罗山县、光山县，还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为了尽快地在敌人封锁线上打开个缺口，使部队安全通过，师政委方永乐命令特务营营长林维先迅速指挥特务营走前卫，由他亲自带一个连、先打开一个缺口。林营长坚决执行命令，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人封锁线展开了进攻。经过战士们的扫射、冲杀，砍断了敌人的铁丝网，消灭了一部分敌人，部队迅速地通过了封锁线。

如有搜查和杀害红军伤病员和老百姓的地主恶霸，红28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除掉他，并贴出布告，震慑其他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后来，在白区作战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红28军也会把少数重伤员安置在地主富农家里，命令他们看管照顾好伤员，并对他们进行约法三章：一定要保护治疗好、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在家中休息治愈的伤病员，要帮助他们找到红军部队，护送他们到赤白交界地区，让伤病员到根据地找红军部队；如果杀害一个伤病员，红28军就对你进行严厉惩治。那些地主、富农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只好把红军的伤病员隐蔽好、照顾好，还设法找医弄药进行治疗，绝大多数不敢杀害红军的伤病员。

安置在穷苦人民群众家里的伤病员和安置在地主、富农家的重伤病员，95％以上伤痊愈后回到了部队，只有少数伤病员因伤病重、医疗护理和休养条件差而死亡，也有极少数被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出来杀害了。

就这样，红28军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中，抢救和治疗了大批红军指战员，为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确保大别山的红旗不倒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