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里铁娘子 金刚台上妇女排

1935年2月，面对敌人的反复“清剿”，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为了加强赤城、赤南、固始、六安4县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赤城中心县委，石裕田任书记，领导赤城、赤南及六安、霍邱部分地区工作。

6月，石裕田率县、区机关和商北游击大队自赤城熊家河近200人向外转移，在五河编入红二十八军。下旬，留在赤城坚持斗争的二区苏维埃主席张富（张泽礼）率手枪队及县委余部上了金刚台，与3月份转移到金刚台的赤南县委同志会合。经皖西北道委批准，他们在金刚台铁瓦寺成立了中共商南县委员会，张泽礼任书记。

7月，商南县委将赤城、赤南、六安六区及固始、霍邱等地撤退到赤城的区、乡工作人员,加上商北大队留下的人员共80多人统一编成商南游击大队，下辖2个分队、1个手枪队和1个妇女排（后改编为手枪队、妇女排和5个便衣队）,以金刚台为基地,活动于熊家河、槐树坪、葛藤山、野人冲等地。

金刚台位于安徽省立煌县（金寨县的前身）、河南省商城县、固始县的交界处，海拔1540米，蜿蜒连绵几十里，是皖西北根据地留守红军坚持反“围剿”斗争的一道天然“屏障”。金刚台妇女排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红色故事。

一、惊心动魄破“清剿”

妇女排由转移到金刚台的妇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以及革命干部的小孩共40余人组成，袁翠明任排长，商南县委委员、高敬亭同志的夫人史玉清分工负责妇女排工作。

妇女排的同志上山不久，敌人就跟着上了金刚台。他们一方面严把各条进山的路口，一方面不断地上山进行“清剿”。

一天，妇女排的同志在西河旁边的深山里隐蔽。上午8、9点钟，突然发现了搜山的敌人。当时，妇女排的隐蔽地形很不好，但已经来不及转移了，大家只好就地隐蔽。敌人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同志们沉着应战，严守纪律，因此，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只好夹着尾巴滚下山去。

同年秋天，妇女排在东河上面的大山沟里隐蔽。一天下午，史玉清和老肖、夏丛贵等准备到敌占区西河去买粮食，便衣队员曾少甫的儿子（外号叫“小团长”）也跟着她们一起下山。因为时间还比较早，他们不敢马上去河西，就在河沟里休息，同时商量如何完成这次任务。“小团长”一看到清清的河水，就欢天喜地地在河沟里玩起来，无忧无虑捉螃蟹。突然，小河对面出现了一大群敌人，史玉清顿时紧张起来。她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团长”。敌人一听到喊团长，误以为山上有很多埋伏的红军，吓得就像掉了魂似的，嘴里嚷着“红军，有红军”，然后就一窝蜂地向后退了好远。

同志们利用这点时间把“小团长”从河里拖了上来。老肖提枪沿着东河跑去，想把敌人引走，但狡猾的敌人只派了少数人追踪老肖，多数人听山上没有动静，就一涌而上，将妇女排包围起来。看样子，这是敌人策划好的一次大规模搜山。

天黑了，敌人闹不清山上是否还有红军和便衣队，不敢夜间搜山，只好紧紧地守在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向哪里放枪。夜，越来越深，同志们心急如火，如果在天亮以前不突围出去，敌人就会将妇女排完全包围。当时，商南县的便衣队都在敌人后方活动，妇女排手无寸铁，难以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史玉清心急如焚：万一这些同志受损失，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必须在天亮前突围出去！于是，她就和袁翠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突围。

这时，一阵夜风吹得满山树叶哗哗直响，敌人立即乒乒乓乓地放起枪来，漫山遍野里就像放鞭炮似的。几个同志说：“有了，你们看敌人打了这么多的枪，为什么打不着我们一个人呢？因为山上树林密，子弹都被树挡住了。如果顺着地皮向外突围，敌人就难以阻挡”。经过讨论，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史玉清和袁翠明当即决定：把妇女排分成若干个小组，并指定了各小组组长，让大家进行分散突围。这样目标小，便于行动。同时，还规定了集合地点，如果敌情有变化就到另一个地点去集合。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隐蔽时不准自由行动，如果被敌人抓去，不得出卖组织和同志，组长要认真负责地带领大家完成突围任务。

大约在零时左右，妇女排开始突围。敌人的子弹打得树叶纷纷直落，妇女排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向外爬行，终于在拂晓前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但是，妇女排刚刚翻过一道山沟，又被另一路敌人发现了，他们再次将妇女排包围起来。天已大亮，敌人排着队进行搜山，一个个端着枪，像恶狼一样向妇女排扑来。当时，妇女排一无枪、二无炮，只好和敌人在大山里“兜圈子”。

当敌人发现妇女排没有武器后，一个敌人军官哈哈大笑起来，得意洋洋地叫道：“弟兄们，不要打枪，捉活的，谁抓住这些娘们，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升官就升官。”当兵的一听这个命令，真的都不打枪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像疯狗一样向妇女排扑来。妇女排的同志又渴又饿，累得筋疲力尽。当天下午，便衣队队长雷维先的爱人何道清同志因为脚小，加上小孩拖累，被敌人抓去了。县委委员陆化宏的小男孩也落入了敌人之手。太阳落山时，妇女排转移到另一座山上隐蔽，避开了敌人的视线。

在敌人搜山的第5天，史玉清和陈宜清等4个女同志被敌人冲散，与妇女排失去了联系，于是，她们4个同志就一起寻找妇女排。途中，史玉清又打起摆子来，烧得满嘴都是泡。到了搜山的第11天，史玉清连病带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史玉清怕3个女同志为照顾自己而受连累，就叫她们离开、不要管她。但是，她们3个说什么也不肯离去。“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在同志们的感到下，史玉清强忍着疾病的痛苦，和她们一起隐蔽。

这天，她们走到半山腰时，谁都走不动了，就在几丈高的悬岩上的石缝里隐蔽。太阳当顶时，突然发现对面山上有敌人飞快地向她们包抄过来。同志们正在商量从哪里突围，话音刚落，在头顶上又发现了敌人，史玉清她们几个便不顾一切地从几丈高的光石板上溜下去。敌人顺着声音就追了下去。

史玉清连忙喊道：“分头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史玉清攀着树枝跳到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乱石丛中。刚躲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喝问声：“你们不是4个人吗？那一个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3个人。”史玉清清楚听出来：这是陈宜清她们3人的回答。

原来，她们3人从石板上溜下去后，就往沟下突围，结果被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水潭挡住了去路，还没有等她们转过身来，敌人已冲到眼前了。就这样，她们3人落入了敌人之手。

没隔一会儿，山沟里又传来了粗野的叫骂声：“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胡说！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到哪儿去了？”“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要杀就杀，就是我一个人！”接着，史玉清就听见一声高喊：“共产党万岁！”紧接着“砰！砰！”两枪，这个老人壮烈牺牲了。

夜，很寂静，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这让史玉清感到有些害怕。她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走出了乱石丛，翻过一个又一个岩石。她一面走一面想着妇女排的同志们，当史玉清走到她们突围的那条山沟时，突然发现前面有具尸体，头被敌人割去，肚子被剖开，夜色灰蒙蒙的，看不清是谁。史玉清用手摸了摸、感觉是一双粗糙的大脚，她断定牺牲的是一个男同志。

在离这具尸体几丈远的深沟里，史玉清又发现了一条黑影，她想：莫非又是一具尸体？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向前走去，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床破被单。史玉清认出这床破被单是红军家属老李的。史玉清的泪水忍不住地滚了下来。老李同志60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儿子当红军长征去了。史玉清拾起破被单悲痛地向沟下老李的尸体默默地望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老李同志，你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

告别了老李，史玉清来到另一个山岔路口，经过观察没有发现敌人。好几天来除了喝一点凉水外，没有吃一点东西，她四肢无力，费了很大力气，才爬上另一座山。趁天还未亮，她就在草丛里躺了一会儿。但是，想到被杀、被抓、失散的战友，史玉清怎么也睡不着。天快亮了，史玉清又转移到树林比较稠密的大山沟里隐蔽。

这天，太阳快落山时，史玉清从深沟密林中向山上走去。途中，史玉清发现了一棵洋桃。又渴又饿的她，摘下水淋淋的洋桃饱餐一顿。然后又用破被单包起一些洋桃，准备带给妇女排的同志们吃。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会儿，未发现敌人，这时天已快黑了，史玉清背着洋桃向沟下寻找妇女排。到了沟底，发现好像有人从这里走过。满天的星光照到地面上，只有微弱的光亮，史玉清觉得全身发冷，头痛得很厉害，可能又是发疟疾了，再加上十几天没有吃东西，过分疲劳，支持不住，于是史玉清就在深沟里的石板上休息。

忽然听到沟下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熟，好象是老肖、老曾的声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史玉清不由地脱口而出，喊了一声：“老肖！老曾！”他俩听到史玉清的喊声，放下破瓷盆向她跑来。当他们看见史玉清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俩扶着史玉清走出隐蔽的草丛，史玉清问同志们还有多少人在，他们说大多数人都还在。史玉清很高兴。妇女排又胜利了，敌人要把妇女排一举消灭的计划又破产了。

这时，史玉清不由得想起老李和陈宜清等几位同志，便控制不住内心的难过，泪水夺眶而出。他俩劝道：“玉清同志别难过，我们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他们一边安慰史玉清，一边扶她走到妇女排的宿营地。妇女排还有30多人，大家和史玉清一样，衣服刮破了，身上皮破肉烂，头发“拉”掉了。同志们告诉史玉清：“你和陈宜清等同志失散后，袁翠明和红军家属老李同志去找你们，他们找到了你们隐蔽的山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李被杀，陈宜清等3同志被抓，袁翠明因为躲在石缝里没被敌人找到，敌人所说的那个大姑娘、大辫子就是袁翠明。”

二、团结一心斗顽敌

妇女排上金刚台之后，敌人就不断地对山上进行突袭式的“清剿”。他们经常出动几个营的兵力，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地进行搜索，在每个山头又分成两路或几路，一面漫山遍野地从山上往山下“篦”，一面在山下进行拉网式地包围。敌人还在妇女排要经过的道路上设地补哨、挂上手榴弹等，妄图将妇女排逼上死路。后来，敌人还残忍地想出了从山顶上往下滚石头、在山下放火烧山等毒辣手段来对付妇女排。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县委要求妇女排保存革命力量。她们平时首要的工作是把伤病员分散地隐蔽好，放哨的同志一发现敌人来了，她们立马就几人一组，分散在茫茫林海里牵着敌人周旋、捉迷藏。往往是敌人搜这一座山，她们已经机敏地躲到另一座山，敌人每次兴师动众地上山找“红军婆”，到最后总是被妇女排牵得筋疲力尽地望山兴叹。遇到有利战机，妇女排还会配合便衣队和敌人打一仗，有一次她们把两股搜山的敌人引到一起，让敌人自己互相打了半天。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妇女排也逐渐总结出对付敌人搜山“清剿”的一些办法。转移时，妇女排多选择循着溪流走，不让敌人发现踪迹；经过草丛、雪地时，后边会安排同志负责把踏倒的草丛扶起来、用树枝扫掉行走在雪地上的痕迹。当敌人从山顶上向山下滚石头时，她们会躲到大树背后蹲着。她们还学会了黑夜在深山老林转移时辨别方向；学会了用苦柳、马料等当地植物揉出水涂抹在身，来防止虫、蛇和山蚂蟥的叮咬，等等。

在一次次反“清剿”的斗争中，妇女排有十多位同志牺牲，她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怀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把危难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面对敌人残酷的“清剿”，妇女排的姐妹们曾在一起庄严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晏永香、红军家属老李、陈秀清、何道清、何其月、陈宜清等同志，在敌人搜山中，有的英勇地牺牲了，有的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生死考验，妇女排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

1936年冬天，金刚台地区连续下了15天大雪，大雪封了山，敌人认为这是消灭山上红军的大好时机，不仅加强了四处的把守，还派出暗探和搜山队四处寻踪觅迹。在外线游击的县委非常担心山上的同志们，多次派人送粮上山被阻。这时，山上的妇女排已经断粮多天了，大家只能用树皮和雪下的毛草根来充饥。寒冷和饥饿一起向她们袭来，死亡随时威胁着她们，但她们宁死不屈，一直坚持与搜山的敌人斗争。后来，有两位便衣队员背着粮食，在深山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了七天七夜，才甩掉跟踪。他们找到妇女排驻地时，妇女排的同志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都东倒西歪地躺着，任凭怎样摇晃和呼喊，她们只睁着眼睛不能答话。两个送粮来的便衣队员见此情景，急得失声痛哭起来，赶快生起一堆大火，煮了一锅姜水，给每人喂了一碗，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她们才渐渐恢复过来。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妇女排的几十名同志在金刚台上虽然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但大家的革命信念坚定，都坚信并盼望着主力红军打回鄂豫皖。同志们一年到头野菜野果是主食，条件好的时候，有粮食、兑着野菜吃，就非常满足了。在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能生火做饭，同志们只能用手把山上采来的野菜揉揉生咽下去。上山前大家带的衣服很少，由于经常钻密林，以致衣衫褴褛。山上虫、蛇很多，金刚台上有一种山蚂蟥，能从远处跳到人身上吸血，刚上山时同志们没少吃它的苦头。大家穿鞋主要是靠割野草编草鞋穿，冬天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有的同志脚趾甲和手指甲都冻掉了。妇女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信念坚定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誓死坚守在金刚台上。

   三、千方百计救伤员

1934年冬初上金刚台时，红二十五军留下一个简易医院，有伤病员30余名，后来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妇女排的肩上，妇女排就成了红二十八军的流动山林医院。据便衣队员曾少甫回忆：“金刚台上的伤病员及妇女排共有七十多人，妇女孩子有近四十人，伤病员有三十几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所红军山林医院药品、手术器械奇缺，妇女排同志克服困难，用中草药、土手术完成了许多难以完成的救护伤员任务。有一次便衣队员肖九仇在战斗中受伤，子弹头钻到他脚背里取不出来，大家一致推选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的彭玉兰当“主治医生”。于是，她就用头上的簪子慢慢地探出子弹头的位置，然后准确地在伤员的脚背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弹取了出来。敌人搜山时，这个红军山林医院没有固定的地方，为防止敌人搜捕，妇女排隔几天就得给伤病员换一个住的地方。她们经常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背着伤员在山上到处游击转移，有时把伤员分散隐蔽在山林里，有时把伤员安置在乱草丛中。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药品非常稀缺，她们就在山上采长筋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为伤病员治疗恢复伤口，用盐水洗伤口，用被套棉花当棉球，破衣服布当纱布。由于敌人派上山的暗探很多，为了防止意外，妇女排会尽可能地将伤员转移分散在距离很远的多个地方。白天大家分头隐蔽，到了夜晚，妇女排就到一个个隐蔽点为他们送饭、换药。伤员身上换下的纱布，她们会小心地挖深坑埋好，不让敌人发现。

   1936年夏天，便衣队员小邢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失踪，县委书记张泽礼认为他没有牺牲也没有被敌人抓到，便衣队连续几天没找到他，最后就把继续寻找的任务交给了妇女排。史玉清带领几个同志，在发生战斗的山沟附近摸索、寻找了十来天。她们循着便衣队活动的地方延伸范围，听动静、查痕迹，最终找到了小邢。原来他的腿部负了伤难以行走，就坚持用手掌和膝盖爬着寻找部队。由于20多天的爬行，他的身上都被岩石磨破，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粗，伤口已流脓长蛆，浑身溃烂不堪，已是奄奄一息。史玉清和同志们把他抬回驻地，给他细心护理，每隔两天就小心翼翼地给他挤出伤口的脓血、细心地拨出伤口里的蛆虫，用凉开水清洗伤口、再涂上猪油，然后用煮过的破棉布敷上草药包扎好。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康复了，他临别时流着泪感激地说：“姐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归队后决心英勇杀敌、革命到底！”

妇女排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使几十名在金刚台养伤的红军伤愈归队，重新踏上革命征程。多年以后，曾经在金刚台山林医院养过伤的同志们，都交口称赞她们“既是看护员、又是警卫员，既是担架员、又是宣传员”。当时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妇女排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伤病员治疗、护理任务，对于保护红二十八军的革命火种、保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雄伟壮丽的金刚台，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仅有的几块红色区域之一，是红二十八军可靠的小后方，也始终是敌人注视的地方。从1934年冬到1937年秋，在中共商南县委的领导下，妇女排以金刚台为依托，巧妙地配合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与敌人战斗了三个春秋，牵制了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这支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是食粮”，在敌人残酷的封锁和“清剿”中，经历艰难困苦，创造了鄂豫皖游击战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