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多少有些忐忑：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的确，我们原本是兄妹四人，但由于弟弟的早逝，便剩下了我们仨：哥哥、妹妹和我。

哥哥的诚实，在童年时就得到了体现。上小学时，每年放暑假，哥哥都会到东河里割草，一天割一大捆，一个暑假下来，割得草就够家里一头猪吃一冬天了。哥哥干起活来从不使奸耍滑，而我就不行了，由于贪玩，傍晚临回家时，只得胡乱割上点草，回家应付公事，因此，哥哥得到的多是表扬，而我得到的多是批评或数落。生产队里分东西时，由于父亲在外工作，不常回家，母亲又要照顾我们几个小的，到生产队里领东西的任务经常落到哥哥的肩上，有时，自己一个人拿不了，就喊声大娘或婶子，让她们给捎回来，不但顺利地领回了东西，还赢得了街坊邻居们的夸赞。

每天放学后或星期天，哥哥都领着我们到东河里拾“胡游”、逮“瞎撞”。春天，到麦田里拾豆芽、逮“蝎虎溜子”，据说母鸡吃了“蝎虎溜子”下双黄蛋，这样，过寒食节时就可以吃到双黄蛋了。自己动手糊“风筝”，到空地上放风筝；夏天，领着我们到淄河里摸鱼、逮虾、抠螃蟹，扛着根木棒，挨家挨户摸鸟，到树林里粘知了；秋天，我们一起到河滩里垒起土坷垃烧地瓜吃，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打仗”的游戏，孩子们分成两组，一方进攻，一方防守，用土坷垃当炮弹，有时也光荣“负伤”，但轻伤不下“火线”，玩得不亦乐乎；冬天，不顾凛冽的寒风，敞开棉袄玩“打元宝”，只是为了赢对方的“元宝”。在结了冰的河面上玩“陀螺”。到别人家的猪圈里刮“硝”，烧了柳木棍子当木炭，按照 “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做“滴滴金”，也乐在其中。一进腊月，我们便掰着指头数日子，盼望早点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放炮仗，给长辈拜年还能得到瓜子、糖果、软枣、柿饼等好吃的。过年走亲戚，我最愿意去大姑家，因为每年大姑都给我们五毛钱的“压岁钱”。

在童年的记忆中，我们兄妹几个从未吵过架，都是和睦相处，你推我让。

哥哥不但诚实听话，而且学习也是名列前茅，课堂上遵守纪律、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从不与同学吵嘴打架，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小学四五年级时，村里购置了大喇叭，成立了广播站，哥哥与一位同学被选为广播员，受到广大村民及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小时候，我则对文字比较着迷。看到大人们在下象棋，我就回家缠着母亲，要母亲给我做，用硬纸壳剪成一个一个的棋子，而且每个棋子上面要有一个字，什么字都行，因为那时我还没上学，还不认识字，以为棋子上就是随便一个字。街上的黑板上有几个粉笔字，多年没有更换过，我每次经过黑板，都会大声喊出来：分柴禾，早去的，分好的，后来才知道，那粉笔字原来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及至上了小学，我便迷上了看“小人书”，整天缠着母亲给我买“小人书”，在当时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父母还是为我买了许多“小人书”，什么《董存瑞》《黄继光》《鸡毛信》《奇袭白虎团》等，装了好几箱子。我还对听故事特别感兴趣，一天，在课余时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有一个地方，经常“闹鬼”，往往选择骑自行车的女青年，看到有骑自行车的女青年，有个人便拦住她，要她捎带他一段路，走到僻静处，那人便戴上个魔鬼面罩，让女青年回头看，女青年看到面罩后，便以为是鬼，就吓得昏倒在地，这时，那人便乘机抢走女青年的钱财。发生过几次后，有人便报了警。这天，女民警化装成路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出事地点......刚讲到这里，我便抢着说：这次把坏人抓住了。老师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对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过这个故事吗？我自信满满地说：警察来了还不能抓住坏人吗？

有些事情好像心有灵犀，甚至无法解释。在我两岁那年，我和别的孩子在邻居家玩，我们玩拉大车的游戏，我在前面拉，邻居家有一口水井，上面盖着个垫子，我一步就迈上了垫子，掉入了水井中，多亏了本家的一个二大爷闻讯及时赶到，迅速下井救起了我。而我当时已半浮在水中，奄奄一息，左胳膊也已骨折。直到现在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迈上垫子的那一刻，而以后的事情却全然不知了，包括父母后来为我治胳膊等事，一点也不记得。

孩子们打了架，受委屈的一方都是哭着回家告诉父母或爷爷奶奶。有时候，在外面有别的孩子和我打了架，我回家从不告诉父母，我怕给他们增加负担......

妹妹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她疼爱有加、关怀备至。每天上学前，都是父亲为妹妹梳理头发，扎上两个小角，再扎上红绸子，打扮得跟个小仙女似的，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母亲还时常教育她，要注意安全，放学后要及时回家。妹妹刚参加工作的一段时间，由于单位上没有宿舍，需来回通勤。每天傍晚下班时，父亲都骑自行车去接她，看到父女俩平安到家，母亲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童年的情景还恍如昨日，但岁月已无情地染白了我们的双鬓，我们仨也将陆续进入老年，愿彼此岁月静好，都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