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在文学的土壤开花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成为认知各民族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凭据。然而，神话的价值不止于此。除了填补历史文化记录空缺的作用外，神话的其他价值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就是神话作为文学的种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与西方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散见于各类典籍中，体系上略显不完整，规模上也不够宏大。这给中国神话的系统研究带来不便，但无形中却给神话种子在文学园地的再生和茁壮成长减少了障碍，为神话的文学演绎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由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拙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正是一本重在探流，把神话作为一颗颗文学母题的种子，去深入挖掘梳理这些种子在后代生根、开花和结果的繁荣景象，展示中国神话文学完整风貌和成就的书。

　　一

　　神话是史前先民历史文化的零星记忆。文字出现后，人们把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记录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文献依据时间和性质不同，可分为原生性神话文献和再生性神话文献。

　　原生性神话文献是指先秦时期最早用文字记录神话内容的文献，其时间上距离神话产生的时间最近，基本上源于口耳相传，以《山海经》保存神话故事最多，其他如《诗经》《楚辞》等文学总集，《穆天子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归藏》《古文琐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中，也不同程度保存了大量神话。这些记录尽管零散，但大致构建了中国神话的基本框架和原型规模。

　　再生性神话文献发端于秦汉，至明清一直有出现。从时间和属性上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秦汉时期文献。这一时期尽管已经远离神话产生的时代，但因距先秦较近，仍能约略窥见神话的原貌。对神话的记载，见诸《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书，以及《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和大量纬书中。这些文献性质不同，摘引神话各取所需，其中有些内容与原生性神话文献吻合，有些则不见于原生性文献。虽则如此，它们对神话的原貌仍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第二类为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文献。这个时期离远古更加遥远，相关记载的文献属性淡化，内容可分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抄录前代记录的材料，见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量类书。第二种则为中国文学独立之后，依赖于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的繁荣，将神话作为题材的各类文学创作。它们为中国神话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古代神话的再生创造了繁花似锦的园地。

　　因此，从文学再生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神话，可成为以往神话历史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外的新视角、新视野。

　　二

　　神话在中国文学土壤的演变，大体随各种文体的形成和流行情况而生发、成熟。

　　中国叙事文体的成熟大大晚于抒情文体，因此作为抒情文体代表的诗歌，是神话文学再生时间最久、内容最丰富的领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楚辞》，含有大量神话故事要素。进入汉代之后，神话母题、题材很快有了蔓延和滋长。汉代乐府诗中有大量神话题材内容，《古诗十九首》中关于牛郎织女、王子乔的神话描写，是诗歌对神话进行文学描写渲染的开始，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开始铺开笔墨，大量吟咏神话题材。陶渊明《读〈山海经〉》用十三首诗歌颂精卫、刑天等神话人物的精神。诗歌进入近体时代后，神话在诗歌中出现两条轨迹，一是作为题材，二是作为典故。前者如顾炎武《精卫》，后者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蚕丛鱼凫，不可胜数。

　　从散文角度看，汉赋不仅受到楚辞文体影响，而且也继承了楚辞擅用神话作为铺排典故的传统。从扬雄《太玄赋》《蜀都赋》，到班婕妤《捣素赋》，桓谭《仙赋》，都以铺排大禹、王子乔等神话人物的方式增强文章的气势和宏大的结构感。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后代的赋体创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

　　作为叙事文学文体的小说戏曲产生、成熟晚，但在让神话的种子在文学的领地开出灿烂的花朵方面，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张华《博物志》等笔记小说中，保留着两汉诸子和史传文章转录早期原生性神话文献的痕迹。到了唐代传奇，就完全抛开原生性神话文献“丛残小语”式的零散记录，代之以驰骋想象。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笔下的瑶姬神女帮助大禹治水的精彩描写堪称范例。而明清章回小说问世后，又把神话的文学再生创造推送到极致的境界。在渲染神话形象故事基础上，发挥结构优势，把神话题材应用于整部小说。李汝珍《镜花缘》大量采用《山海经》的材料，巧妙构思，另起炉灶，用文学手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学神话世界。中国文学扛鼎之作《红楼梦》，全书结构以僧人所携顽石下凡的那块通灵宝玉所贯通，正是女娲补天这一神话的馈赠。受此构思影响，晚清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将女娲石隐喻为救国女子，贯通全书，赞美女性救国。可谓前呼后应，琳琅满目。

　　三

　　中国神话的文学再生过程跨越汉代，延绵至晚清，前后两千多年。其间，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影响和制约了再生过程，同时也使再生成果成为展示各时期文化价值和取向的窗口。

　　神话文学再生的突出文化价值是承续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中，饱含的战天斗地的雄心、意志和勇气，在后代文学的创造中深入人心，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其次，神话的文学创作，不断被历史上各种文化的母体作为展示弘扬自己精髓的方式。汉代的纬书中，已有不少内容以神话材料宣扬谶纬思想。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借用神话材料，采用诗歌、小说等载体方式影响大众。西王母神话原型在后代不断被道教文学所引用，就是一例。

　　其三，神话的文学创造，将神话原型中先民所寄寓的理想，用文学手法加以放大和升华，使其成为后世的追求。七夕鹊桥、牛郎织女在后世各种文学体裁中反复出现，成为亘古爱情的化身，便是这种价值的体现。

　　另外，神话文学再生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受古代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的制约，也出现过一些价值判断模糊，甚至逆向行走的轨迹。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样本来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壮举，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不时遭到讥讽，而原生性神话原型中女娲女王之治的母题，在后代男尊女卑思想作用下，在文学再生中遭到了扼制和湮灭。

　　神话文学再生问题复杂庞大。拙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或许可为把握中国神话的研究路径、拓宽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探寻一点答案。

　　（作者：宁稼雨，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