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水河的春天（一）

《金水河的春天》 

                     徐恩华

一

腊月十八了，夜已很深。金水河两岸的村庄几乎没了轮廓。

光枝秃丫的杨柳在寒风中呼呜作响，昏沉的雪光下，四周的村庄显得更加深远。

北风一阵赶一阵，雪越赶越大。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从南八乡人民公社，南湖大队五生产队的队务室走了出来，路上的积雪被人们的脚步踩的“唧嘎唧嘎”叫屈。

“爹，四宝他爸没分你这么多！”

“快走，雪大了，回去说！”

这是集体年代，农业生产队一年一度的年终分配，社员管它叫分红。种田人一年的指望、一年的汗水都融注在这玩艺上。清公分、算红钱的时候，哪个不把心攒得紧紧的，眼也睁累了。

刚到家门口，连身上的雪都没顾上抖一下，记工员谢斋公就急促地拍着大门。女人揉着睡眼开了门，接着替他拍着身上的雪花，可他还在生气，“死婆娘，只晓得哈睡！”

儿子春堂拍完身上的雪花，怔怔地望着他爹手里的钱，不敢开口。

这时，春堂的姐姐惠芯凑了过来，低声问春堂道：“分了多少？”

“问么事？问！睡你的觉，把字认好什么都晓得！”谢斋公很不耐烦。踱了两圈，他好象记起了什么，自言自语道：笔这东西！忽然，他转向春堂：“你今天的毛笔字练完了吗？”

一心想着那把钞票的春堂被问得有点懵里懵懂的，回过神来的时候，如实的答道：“描完了。”说着，从桌子上取了过来。谢斋公看了，兀自眯眯地笑了，“好，就是要这样，一步步的来！”那年，春堂才十岁。

坐在床上，两支“经济”香烟〈注：九分钱一包的低级烟〉抽完了，谢斋公还没有睡意。一年来，家中的成绩和不足都摆到了他面前。首先是记工员的位置争到了。当然，这多亏了钟队长发了话，否则，让四宝他爹马老丁一搅和就汤了。我必须感谢钟队长，来往增加一些才是。即使不因为有这层过结，我也不能轻慢了人家，他毕竟是一队之长，胜似当年的保甲长。老马，我不能便宜了他，明年老子斋公还要少记他几十个工，谁叫他扁担倒下来不晓得是什么字？最可恶的是，他劝说不要我搞记工员竟劝到我们姓谢的人里面来了。姓马的，你们湖南有那么大的洞庭湖不去开发，偏要挤到我们湖北来，还要同我作对，叫我这姓谢的大姓人家的脸往哪搁嗯？不过，对付这号人不可太张扬，不能让人说我们谢大户姓氏欺负外乡人。凡事都要做得体面一点，好的和坏的都不可做得太露骨，免得成了众人的靶子。做人不能丢格，尤其是在钟队长面前，万不可低三下四的，丢了我谢姓人的形象。况且，他钟队长何如向着我，还不是那张曾经为他脱罪的证明书。那是有次出差后结算费用，有同行的队员说钟队长现金账目有出入，谢斋公经过仔细核算，搞清了现金消费明细，消除了大家的误会。依现在的情形看，当年的顺水人情做得好。这叫俗话说绝了：朋友不怕多，冤家只怕一个。

唉，这都不是笔的功劳？！

还是肚里装字好，日里不用背，夜里不怕偷。是的，春堂，他总算上学了。从“谢公谢灵运”以来，谢氏就不见兴旺。只要把字描到功，书读透，祖坟叫鸡抓动几下，个把大官出在咱们这门谢氏不稀奇。他马老丁的四伢子四宝是个什么东西，也配用“宝”字，不是我瞧不起他们湖南人，马老丁单家独姓的，四个兔崽子，我们谢家只要一个房头的涎水就能把他们淋成落汤鸡。想拆我的台，我这块砖你们搬不动。

从此，谢斋公每天放下他的记工簿、盘算的时候，便为儿子摆开文房四宝的阵式：谢老太公传下的羊毫、买来的条墨、自己没用完的描红抄本：“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只要是《三字经》上的内容，写了很快就烧了，生怕被人瞧见；至于“毛主席万岁、*万岁……”就恰好相反。“好，有进步，比老子当年强，就这样，一步步的来”。这还不算，还要指给邻里看：“好是不算特别好，可一回比一回强。”

房前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谢斋公的心意老天爷终于开始有所领悟，三年级一开学，春堂就当了班组长。官虽小，可十二个同学的作业本都得从他手里发下来，交上去。反正带个“官”字。

这天，春堂一改放学在路上玩个够的习惯，径直回到家里，主动摆开了文房四宝的阵式，虽没有他爹那么有条理，可毕竟是个好的开端和不同的迹象。谢斋公看了很惊喜：堂儿，你懂事了！春堂并不笑，反而用毛笔顶了下巴，撅起小嘴：“爹，老师说只有坐人造飞船才能上天，做把很高很高的梯子能上天吗？”

这是谢斋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他愣了愣，终于灵机一动：“能，能，怎么不能？不过首先得认好字，读透书，考好学。古人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你是不懂的将来书读到一定的程度你自然会明白。无论怎样，你只管记住认字、读书、考学。”那小春堂听了，“嗯”了一声，点着小脑壳，接着又写：“性相近，习相远……”

有一天，春堂做罢作业，描完“人之初”后，照例到马老丁家里去找同班同学马四宝玩。可是，他看见马四宝的“作业”不同，有个小本子都是写的“五月一日，上午扯秧，下午插秧”之类的东西，他得意地笑了，嘲笑马四宝写不出“人之初”的毛笔字，只晓得用圆珠笔“扯秧插秧”。

鬼知道，就因为这，埋下了很单纯的祸根。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组长春堂发作业本时，隔着两张桌子把四宝的作业本失手扔掉在地上一泡涎水里，四宝心想，你春堂昨天还在笑我“扯秧插秧”，今天你爷爷要你好看的。于是，四宝仗着个头大，把个矮小的春堂三下五去二按在地上，重重地朝屁股上发了几拳。其结果当然是老师批评四宝不该动手打人，有意见要向老师提，这种动手的行为下不为例了。但两个小家伙的把戏并没有收场，他们背着老师骂起流水歌来，一个唱“扯秧插秧”，另一个唱“斋公斋公，耕田不中”。这种非骂非唱的对歌对了两里多路，直到分手才罢休。

回到家里，春堂他妈觉得儿子的气色有点不对劲，怎么只是问一句才哼一声，便盘问起来，春堂一五一十地说了学校丢本子的事。听完，谢斋公紧皱的眉头松了下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儿子：“你都看到了，错的根子在你。假如你把本子送到桌前发不就没事？好在老师没过分批评你，我想，老师是看你组长的情分上才没批评你。

“哦，怪不得去年分红，四宝他爹比咱们少。”春堂突然插上一句。

“乖乖，你终于懂了！我不是常说，‘认字、读书、考学’吗？就是这些道理。记着，将来许多事情靠笔来摆平。组长算什么鸟官？班长、学长，嗯，学校只要有这官你就想法子当。矮子上楼梯，一步步的来。”

小春堂点了点头，暗暗把这话记在心里，决心把“师之言，牢记心”再描一遍。

好象再世诸葛亮似的，谢斋公的训导和计算都很成功。虽说春堂十岁才启蒙入学，可在他爹的细心辅导下，五年的小学只用四年就读完了，成绩居然前列三四，并以相当可观的分数考上初中。那年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快慰的事情，只不过家庭困难会重一点。可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斋公想到了女儿惠芯。人家的姑娘自家的狗，二八不嫁三八丑。管她初中读完没读完，拉回来挣两三年工分再说，棋走急了还兴丢卒保車呢？更何况春堂我这根独苗。

就这样，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姐姐的让步，春堂初中读完了，高中居然也读完了。对谢斋公来说，这不光是一种荣耀，而且似乎暗示他谢家的祖坟真的动了起来，“大学，堂儿……”谢斋公的希望并不过分。可中国的历史不恰当地在那年头安上了一个错误的插曲，同所有的高中毕业青年一样，不该下乡的下乡了，不该回乡了。

春堂背着简单的行囊回到了南湖大队五生产队。

春堂回到队里生产，家里的工分虽然见涨了许多，但谢斋公心里怎么也热乎不起来。开始，看见别人的孩子高中毕业都回到队里生产，他心里才没有什么额外的想不通，“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可时间一长，谢斋公心里越来越别扭，心想，他们的春堂毕竟是额外地读过“人之初”的，更何况人家高中毕业的孩子有的开始摸着了门路，或当上了孩子王，或当上了队长之类的小官，春堂，怎么能老是在田里玩泥巴呢？作为锻炼锻炼是可以的，长此下去，孔圣人的脸往哪搁？不行，我得动动脚，活动活动一下。

夜幕已深，月光领着如潮的蛙声涌向南湖的村庄，春风拂遍每颗希望的种子，一个个新的嫩芽都在暗暗萌发。

谢斋公敲响了钟队长的大门。

可这回进来的不单是记工员了，而且是侄儿的岳父，是亲家。原来，就在春堂高中毕业不久，他爹攀了一门亲事，惠芯的对象就是副大队长的儿子钟大友。当谢斋公说明来意后，钟队长拍着胸脯，好不激昂地宽慰斋公道：“关上门一家人，个把小学教师的名额好说，只是你不便去的话，我去找大友他爹说个情就是了。”

谢斋公千恩万谢地告辞了钟队长。迎面吹着暖意融融的春风，他觉得十分快意和精神。只要亲家帮忙发下话，堂儿便穿上一套蓝色的的确良行头，踏双崭新的军绿球鞋，往讲台上一站，“小同学们，听我讲……”兴奋中，斋公不知不觉地到了家。

可是，三天后传来的口信，那唯一的教师补缺被书记贺友初的妹妹媛媛争过去了。钟队长气愤地告诉谢斋公：“我看你们家的堂儿没挤上这个当，并非因为上中农什么的，关键在个‘权’字，‘权’你懂吗？大友他爹到底是听人家下巴动的角。”斋公听了，他何尝不以为是，所以，摆了摆失望的手势，“别提了，别提了！”

倒在床上，谢斋公翻来覆去，春堂他娘凑了过来，“别急呢，没做着官还有秀才在，是呗？”斋公象发现了什么，不认识老婆似的，“婆娘，我总以为你是个闷头，你总算放了个响屁。”说着，就把春堂他娘搂了个满怀，行起夫妻大礼来。婆娘象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似地，颠覆不由己，只求斋公轻点。

第二天天没亮，叫累了的虫蛙还在梦乡，可谢斋公一觉醒来还是睡不着。“难道咱们堂儿就老抱着‘秀才’啃？如今的‘秀才’不一定都当官，可总得管点什么呀，做学生当个小组长也有十二个卒子的权。咱们春堂一手毛笔字拿得出去，吹拉弹唱也来得两下，况且，大队毛泽东宣传队多一个演员也行，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