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2师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

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是鄂豫皖地区组建的第2支主力红军队伍。它在支援皖西地区人民夺取六霍起义胜利、创立红33师，开创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中，均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红32师也是后来相继组建的红1军、红4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基础骨干力量，从这支队伍中一共走出徐立清、陈先瑞、陶勇、曾绍山、方子翼、汪乃贵等21位开国将军。

1929年5月6日（当年的农历立夏节），在党的领导下，位于鄂豫皖边区的安徽金寨西部地区（当时还没有设立金寨县，该地区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其地理位置在商城县南部，故被称为商南地区）爆发了大别山区继黄麻起义之后的又一次著名的革命武装起义（史称商南起义，也称立夏节起义），5月9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

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和红32师的建立，令反动统治阶级一片惊慌，他们纷纷向蒋介石发电告急，要求派兵进剿红军。一封封发往蒋介石的电报，使其坐卧不安，便令信阳“绥靖”公署派兵进剿，绥靖公署又令商城县长李鹤鸣限期“剿灭红军”。李鹤鸣和县民团（亦称保安大队）大队长王继亚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先文后武”。这个诡计失败后，他们便派兵进剿，结果是溃不成军、逃回县城。

红32师打败了商城县民团的进剿后，商城县官绅地主更是一日数惊，有的跑到信阳、有的跑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派兵进剿红军。这时，蒋介石也感到大别山红军势力越来越大，并非地方民团能够对付，适逢他与桂系军阀战争刚刚得胜，内部暂时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局面，于是，他便令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区军阀向鄂豫边区的红军进剿。从6月到10月连续发动3次“会剿”。

第1次“会剿”，名曰“罗李会剿”。6月26日开始，由湖北敌独立第4旅罗霖部的2个团和夏斗寅的第13师补充团，河南李克邦的暂编第2旅和光山反动红枪会数千人向鄂豫边区红军“会剿”。当时，红军兵力与敌相比非常薄弱，武器装备也很简陋，弹药十分缺乏，但红军与人民群众和地方赤卫军同仇敌慨、同心协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避实击虚等战术，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地方赤卫军采取“封锁消息，断敌粮道，打击敌人小股部队，入晚则土炮轰鸣，呐喊四起，彻夜不绝，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不两日即暗然退走”。

第2次“会剿”名曰“鄂豫会剿”。从8月上旬开始，由鄂、豫两省夏斗寅、李克邦各一部和皖西敌56师1个营，共同对豫东南和鄂豫边区红军进行“会剿”。

敌人这次“会剿”的部署是：第一步，由夏斗寅的第13师3个旅分两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进攻；河南军阀李克邦部和商城亲区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截；皖西敌56师1个营由东向西配合行动，企图四面包围、分进合击消灭红军主力。第二步，组织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分区清乡、逐户盘查，铲除农民协会、胁迫群众自首，彻底摧毁鄂豫边区红军和根据地。8月10日，夏斗寅的13师39旅及其补充团，在麻城、罗田民团配合下，分别由松子关、长岭关、铜锣关向红32师进攻。红32师和地方赤卫军，在麻王冲、吴家店、佛堂坳、南溪、汤家汇、火炮岭等地，利用山熟、路熟、人熟等有利条件英勇抗击，歼敌补充团一部，缴枪50多支、子弹3000多发。16日，皖西敌56师1个营向南溪猛扑，李克邦、顾敬之部亦由北向南攻来，妄图和夏斗寅39旅将红32师包围于南溪、大埠口、葛藤山一带进行歼灭。红32师和赤卫军奋起抗击。但由于敌人兵力集中、装备好、子弹充足，红军和赤卫军难以取胜，而且这么多敌人在根据地作战，也会让群众受到巨大损失和牺牲。于是，商城县委和红32师党委决定由詹谷堂等率领地方赤卫军坚持斗争，红32师向外线转移，将敌人引出根据地，再寻机歼敌。

红32师离开根据地后，詹谷堂率领农民赤卫军昼伏夜出，虽然歼灭了一些敌人，但经不起敌人的大兵团“驻剿”,赤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詹谷堂也在葛藤山与顾敬之民团作战负伤被俘。敌人施尽了严刑，要詹谷堂交出党组织名单，交出农协会武装，遭到詹谷堂严词拒绝。最后被敌人3次用铁丝穿其胳膊游街，5次陪斩，詹谷堂誓死不屈。牺牲的前夜，用自已的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第二天敌人来提审时，发现他已停止呼吸，又将其尸体拖出枪击示众。同时就义的还有20多人。

敌人在根据地找不到红军作战，就拼命摧残人民群众，首先扶持地主豪绅建立了铲共团、还乡团、编练队等反革命武装，进行搜山、清乡、查户口，逮捕红军家属和担任过农民协会的骨干。夏斗寅在柯寿恒民团带领下，挨户搜捕，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害。最后他们用摊派的办法，每天要各保送20名共匪，不送者，拿保长是问，少送1人，交银元100块。柯家大院成了杀人场。

汤家汇是李克邦和顾敬之杀人的大本营，在当地还乡团、铲共队带领下，四处搜捕，凡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者，一律铡死！”顾敬之大肆叫嚣；“要在商南开人肉案子！”两把铡刀，每天都要铡死10多人。

但是，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吓倒商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他们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敌人的清乡、抢掠；采取小股游击的办法，打击分散之敌；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疲劳敌人、调动敌人，寻机打击敌人；采取白天化装杀民团走狗，夜间“摸瓜”杀土豪劣绅。敌人对这些活动，毫无办法。最后连吃粮都成了问题。

红32师跳出根据地后，在麻城北部的八字门楼与徐向前领导的红31师汇合，配合当地农民赤卫军，开展游击战，歼灭了很多敌人小股部队和地方民团，在围歼敌新集据点时，连打了4天，虽未攻下，但消灭了敌人很多有生力量。进攻商南的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新集，便迅速向新集扑去，可我围攻部队早已撤出，敌人又一次扑了空。9月下旬，进犯之敌便各自退回，嚣张一时的“鄂豫会剿”又宣告破产。

第三次“会剿”名曰“徐夏会剿”。1929年l0月初开始，这次是以河南信阳之敌徐源泉第48师和湖北夏斗寅第13师为主力，对鄂豫边区根据地进行的“会剿”。这次“会剿”先天不足：一是前两次“会剿”均遭失败，敌人士气低落；二是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经开始。作为蒋、冯仆从的徐、夏军阀不得不随时听其主子调遣。徐源泉的兵力进入根据地没几天，即被蒋介石调往信阳参加中原大战。夏斗寅的1个团进入根据地后，即遭到红军和赤卫队的迎头痛击。这个“围剿”红军的老牌军阀在前两次“围剿”都吃了大亏，这次一开始又出师不利。他见徐源泉的兵力回调，生怕自己当了“替死鬼”，于是也溜回湖北去了。“徐夏会剿”胎死腹中、不战而败。

（作者：胡遵远，系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