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文学（3）

作家艺术家愿意兼作知识分子，当然无可非议，但不能强求，更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作家艺术家完全有不理会政治甚至不拥抱社会的权利，完全有逍遥的权利。百年余来，中国作家太知识分子化，原因很多，其中国家危亡阴影的笼罩是根本原因。在危机面前像梁启超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启蒙者，给文学的责任大幅度加码，对小说下的定义过重，说没有新小说就没有新国民、新社会、新国家，显然说得太重了，重到小说要担负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扭转历史乾坤的责任。小说哪有这么大的能耐?文学哪有这么大的力量?“五·四”新文学运动，沿袭梁启超的大思路，把文学视为启蒙工具，改造中国的工具，救孩子救中国的工具，也太重。一九四二年，毛泽东进而把文学艺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军队，不穿军装的打江山的军队，这就更重了。鲁迅把杂文当作匕首与投枪，本来有它的具体语境，后来我们把它普遍化了，片面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和杀伤力量，也加剧了文学的片面“重”化。鲁迅本来就比较重，而大陆的鲁迅研究又强调他的重，加剧他的重。其实，鲁迅固然比较重，固然常常肩负“黑暗的闸门”，但也有轻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小说艺术，可以说基本上是轻的写法。他只写短篇和若干中篇，没有长篇，这一事实本身就比较轻。文化大革命时，在把毛泽东描述为大救星的同时，几乎要把鲁迅描述为第二救主，鲁迅的负担实在太重、太可怜了。鲁迅也拥有喜欢颓废艺术的一面，他在卧室里挂着裸体画《夏蛙与蛇》。陈烟桥的回忆文章里提到鲁迅指着毕亚兹莱的画说“你看那画面多么纯净美丽”。国内的研究者把鲁迅太神化圣化，太实用太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