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二十章 大联合

《乱世情缘》第二十章  大联合

蔡梓权

（上接第十九章《革野杀猪》。）

时值凌冬，天寒地冻，北风瑟煞，万木萧摧。“支派”、“打派”两派对立抗争的情势越来越趋于白热化，“支派”对“打派”的打压越加严酷，“打派”对“支派”的反抗越加顽强。

与北京、重庆、长沙等外省市的情况一样，我省各地的武斗同样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几个中心城市，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强。动用的枪械越来越高级，轻重机枪都用上了，就差没有用到大炮了。双方互有伤亡，但主要是缺少武器的“打派”伤亡惨重。在不少地方农村，“支派”把“打派”群众当成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阶级敌人来残酷镇压，凶残杀害。这些消息不断传来，令人惊心动魄。

很快，我地区所在地附近的几个县的县城和一些乡镇分别发生了大型武斗事件，包括我家乡的县城和老家镇上，“打派”阵营的“八八”派被残酷镇压了，县城“八八”派主演《边城风暴》的主角演员——县印刷厂的一个吴姓的青年工人被“支派”“井冈山”民兵抓住，当即枪杀了。不少“打派”学生和群众被“支派”民兵集体枪杀，被无辜杀害的“打派”战士和群众的鲜血沿江流淌，染红了江水，河面上泛流着一具又一具的被杀害人员的尸体，各种惨剧骇人听闻。我在家乡的年近花甲的姨丈是一个保险公司职员，从不参加两派活动，竟无辜地被“支派”民兵抓捕关押。当夜将他连同其他五个“打派”战士一起捆绑押到一片夜黑的大江边执行集体枪决。其他五人被当场打死，我那在解放前夕曾当过兵的姨丈在枪响之前的瞬间倒地，侥幸躲过枪弹。他倒地“假死”屏住呼吸，骗过了前来验尸检查的民兵。待那些民兵离开，他即滚下江边，踩水顺流江中，遇同情“打派”的渔民搭救，得以活命，马上连夜潜回在江边的家中，带上17、8岁的儿子逃离家乡，远走他乡。我的正读初中二年级、15、6岁的弟弟是当地初中“打派”“八八”学生组织的一个小头目，被“支派”“井冈山”和民兵捕捉，关进派出所。幸得同情者放出，他得群众掩护逃离家乡，不知去向。我那另一个小学刚毕业、13岁的小弟弟尚未成年，平日只是随同参加一些“打派”“八八”的活动，但“支派”“井冈山”和民兵也要抓捕他，他侥幸逃出，也不知下落。我父母不参加两派，只是自然地同情“打派”“八八”，“支派”“井冈山”抓不到我的弟弟，就野蛮地抓捕我的父母，进行关押、斗争、游街、示众，惨无人道。

这些消息传来，我知道这些情况，十分难过伤心。其实，我自参加“打派”组织和活动以来，一直没有告诉过家里人，就连与我同在学校所在地的地区所在县城、每月供给我7元伙食费的大哥，我都没有告诉，因为我不想影响到家里和亲人们。但随着斗争和活动的逐步公开，我在“打派”大军的活动和消息不胫而走，慢慢传开了。我大哥原来在他所在的那个地区级单位是单位“支派”的一个主要头头，有人把我做大军头头的消息告诉他，要他不给或少给伙食费来压制我退出“打派”、大军。比我大11年的大哥很开明，说，他有选择自己观点的自由，我不应该强迫他。大哥没有劝我，没有减少我的伙食费，依然每月照样给7元伙食费给我。我是十分感激大哥的。但现在，很显然，掌握政权强力的对方已把权力之剑伸向了我的家乡，伸向了我的家和亲人们。我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斗争已经影响到了家里，连累到父母、兄弟和亲友受苦受难，饱历艰险，备受折磨。我深深地为他们的危难境况而担忧，但我无力、也无法抽身回去解救他们。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家人的苦难，这是整个“打派”广大群众受苦受难的缩影，是整个中下层老百姓、整个受压迫阶级的苦难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持顽强斗争，坚决反对“支派”“革联”残暴镇压、草菅人命的暴虐行为，才能为广大“打派”群众伸张正义，尽力解救他们的苦难。我唯有将仇恨和忧愁深深地埋于心底，更加坚定坚持斗争的信念和决心，更加坚强无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当前的艰苦斗争中去。

12月中旬，大军指挥部开了几次会，讨论如何扭转武力羸弱、艰难受压的局面，但苦议无计，谁也拿不出有效的良方。有人说担任大军总指挥的地区装卸社工人老杨能力差，没有什么好办法，老杨气愤不过，提出辞职。于是，指挥部又进行一次改选。仍然由红工总提出总指挥人选，结果选出本地区最大的那个国营工厂——柴油机厂的一个原来担任厂干部的老曾担任大军总指挥。老曾40来岁，正装持重，一派官样官腔，他说话自然比老杨说得多，一套一套的，但多是不着边际的空话。他其实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好办法，我觉得他远比不上老杨实在。老杨改任大军作战部部长。我和会武功的周贝村农民、红农总的老文依然作为副总指挥。大军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仍然是主要由我们革野派出的十来个学生在操持。

一日，接到省城“打派”“造总”通知，决定在省城召开全省“打派”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我地区大军派一名负责人参加。大军指挥部开会研究此事，总指挥老曾和副总指挥老文都说我熟悉情况，让我去。我同意了。

我去到省城，感到省城两派斗争的情势同样十分严峻。大会开幕式在一个不大的礼堂里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县的一百多名“打派”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城“打派”“造总”负责人作了全省“打派”斗争与发展情况的报告，一些中心城市和地县组织负责人作了有关的斗争情况汇报和经验交流。然后按地县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分析、探讨下一步斗争的措施、步骤和方法。会议进程刚过一半，就发生了紧急情况，有消息传来，说某地势力很大的“支派”组织派打手来到省城，要到会场寻捕其当地“打派”前来开会的负责人。因此，为防万一，大会在城区开了两天的会之后，后两天的会议讨论是转移到“打派”力量雄厚的航运工人“造总”所在的停泊在江边的轮船上秘密进行的。

在省城，在会议期间，我偶遇一些从我家乡逃出、流落到省城的“打派”的老乡、同学和朋友，他们都对我说到当地“打派”“八八”被“支派”“井冈山”和民兵进攻、镇压的情况，说到我家亲人、兄弟、父母遭受枪杀、追捕、游斗的悲惨情状，这更加使我难过、伤心，悲愤难以名状。家乡的战友给了我安慰和鼓励，我们互相勉励，一定要坚持斗争，同时，要善于保护自己。我拜托战友们帮助打听我那不知所踪的两个弟弟和姨丈父子俩，一有消息，尽量想办法告知我，他们答应了。我更加用心参加会议，积极与各地的代表们交流、探讨，企求探寻一条适宜于“打派”生存、斗争和发展的可行的路径。

纵观省内两派斗争的情势，全省“打派”除了在个别中心城市有少量武器，尚可对“支派”武装稍作抵挡之外，在绝大多数的地县，“打派”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而“支派”通过“抢”当地军分区或武装部的枪械，大都有充足的轻重武器。因而大多数“打派”组织都处于被“支派”野蛮打压、残酷镇压的弱势境地。“打派”赖以坚持斗争的，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坚信自己是中央在第五次接见时明确支持的激进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我们是真正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组织，我们是革命的、正确的、正义的，这是我们的信念和信仰；另一条是我们的基础群众都是广大的学生、中下层工人、干部和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我们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基础，我们虽然没有权、没有钱、没有武装实力，但我们有群众，有民心，我们赢在民心，这是我们的广大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面对这种双方武装实力极其悬殊的非对称状况，决定“打派”经历的斗争必然是极其艰难的，长期的，而且，必须更加讲究斗争策略、斗争方式和斗争方法。硬打硬拼肯定不行，那样只能造成更大的牺牲。那坚持斗争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呢？

关于斗争的路径和方法问题，大会代表们讨论得十分激烈。依靠中央的支持，深感远水救不了近火；开展军工生产制造武器，当前必须的机器设备、原材料远不完备；自制武器，量少质差效低，远远赶不上需求，也无法抵挡真枪实弹的正规武器；争取地方部队支持，争取军区、军分区支持“打派”、抑制“支派”，进而收缴他们的武器，保护两派平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看来，只有这后一条是比较可行的，但十分明显，军区、军分区支一派、打一派，正是造成目前困难症结的关键所在。军区、军分区是明确支持“支派”，打压“打派”的，他们就是各地“支派”的后台；“打派”要争取他们支持“打派”、抑制“支派”，进而收缴“支派”的武器，岂不是异想天开，缘木求鱼？对这些问题，大会代表们热烈讨论，有时争议得不可开交，但始终难得明确的大家认可的共识。我也深感疑惑难解，满心焦虑。

会议的最后一天，省城“打派”“造总”突然接到省军区的通知，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我省“支派”、“打派”两派组织到北京谈判已经几个月的双方谈判代表团经周总理、中央文革多次做工作，双方已经同意立即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双方已经签订协议，明天即全体人员乘飞机飞回省城。按照中央要求，代表团回来后，军区要马上研究部署省城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事宜，后天要全城召开两派大联合大会。随即研究部署全省各地县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事情。

省城“打派”“造总”指挥部经与“打派”赴京谈判代表团联系证实此讯息，马上召集正在省城参加会议的全省各地县“打派”负责人，开会宣布此形势急转、令人意想不到而颇感震惊的消息。两派立即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的大好之事呀！真的吗？我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对广大“打派”的最大支持，“往日穷人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打派”战士和群众可以挺起腰杆，不用再被打受压、担惊受怕了，这不是最好的吗？我们衷心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同意全体留下来，参加后天省城举行的两派大联合大会。并承诺，大会之后马上返回本地县，负责说服本地“打派”组织，迅速实现本地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目标。

第二天，省军区在省城最大的朝阳广场主持召开了省城“支派”、“打派”两大派大联合大会。省城“打派”“造总”指挥部带领我们这些来省城参加会议的全省各地县“打派”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个大会。我参加了大会，很快就被省城两派群众对大联合的倾心拥护和烈焰般的热情深深地震撼了。省城两派数万群众参加大会，当大会主持者宣读了中央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宣布省城两派一致同意严格执行中央指示，坚决停止武斗，立即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决定时，全场顿时爆发出震天撼地般的欢呼声，旌旗招展，漫天飞舞，狮鼓擂鸣，震耳欲聋。无数的本来冤家对头般、势不两立的两派的群众迅速聚集到一起，互相热情地握手，致意友好。很多人相拥而泣，“不打了”，“不要打了”，“我们联合了”。我看着这些热烈非常的感人场面，确实为群众们的真情流露而感动！我深深地感到，两派的广大群众是真心实意地愿意大联合的，实现大联合确实是民心所向，它符合两派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追求；尤其是对于“打派”的广大群众来说，只有坚决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才能让他们不再遭受武斗的伤害，这是最符合“打派”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我意识到，身为地区大军的一名负责人，特别是现在我是唯一的前来省城目睹如此两派大联合盛况的亲历者，对随之而来的、急迫而重大的我地区两派大联合的工作，我代表着地区“打派”大军一方，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在我这个角色，我必须力排众议，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说服各个层面的各级领导和群众，接受大联合，促成大联合，推进大联合。大势所趋，容不得我们犹疑，更容许不得我们反对；如果我们不肯大联合，甚至反对大联合，那就更加坐实“支派”对我们的诬蔑，把反对大联合的帽子扣到“打派”和大军的头上。而这样一来，武斗不止，镇压有理，遭受更严重伤害的只能是“打派”和广大群众。可以说，在当前“支派”拥有武装强力、我方几乎毫无正规武器，在武装实力上绝对彼强我弱的非对称情况下，促成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对于“打派”，对于大军而言，这是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没办法有别的选择，没办法有别的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就我而言，不能不摒弃所有的个人的恩怨情仇，必须从全局考虑，从维护“打派”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发，赞成大联合，宣传大联合，推动大联合，争取尽快实现大联合。我别无选择。我必须也愿意尽我的责任，努力做好我必须做的工作。我也深知，工作难度极大，反对的力量肯定极大，步履维艰，前程异常艰险，但我必须无畏前行。

第二天，我随同我地区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队一起乘火车回来。下午五时许，回到本地火车站，军分区已经组织两派学生和部分群众数百人在火车站候迎。在火车站举行了简短的迎接仪式，我根据仪式安排，代表大军发表了简短的赞成大联合的讲话。然后，军分区领导把我们一起接回军分区，开了一个短会，宣布马上成立地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备组，提出了参加地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分界别、层次成员的人数指标。军分区领导明确要求，“支派”“革联”和“打派”大军负责人要马上回去，今晚必须做通、做好本派的工作。今晚9时，要把本派参加我地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各界别、层次人员名单报军分区；明天上午10时，带好本派的城区各组织的队伍，前到大府园体育场，参加我地区两派大联合大会。两派大联合筹委会名单在会上宣布。在军分区的会上，我代表大军发了言，我说，我赞成两派立即大联合，也愿意回大军做说服工作。但考虑难度很大。为了做好工作，我请军分区首长明确几点：一是，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双方联合是平等的，而不是一派压一派，一派吃掉一派；二是，军分区要承诺把群众组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上来，不准许哪一方再挑动武斗，发生武斗；三是，两派参加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应该对等，人数一致，职责相等，不要厚此薄彼。军分区首长表示，这些都是应该的，必须的，一定可以做到的。“支派”“革联”也发了言，表示赞同两派大联合，同意由军分区收回所有武器，以后双方平等议事，不再发生武斗。我认为，能达成这些条件，大联合就一定可以做好。

短会结束，离开军分区时，我与我们“革野”的负责人、我方赴京谈判代表团成员陈同学碰了一下头。我说，大军的说服工作，我负责；“革野”的说服工作，由他负责。他说，行。我又说，我先回大军开会，开完会我再回学校吃晚饭，请他告诉学校“革野”管后勤的同学，留着一份饭等我回去吃。否则，现在这么晚，到哪里都没有饭吃了。他说，好的。然后，我俩分手，他马上赶回学校，我马上赶回大军。

我回到大军，大军指挥部领导成员都已集中，在等着我回来开会。我向常委同志们汇报了省城“打派”“造总”会议的简要情况，着重阐明当前当务之急是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转变思想，说服本战线、本组织的群众，与“支派”群众一起，立即实现革命大联合。我说明了我的思考，我们大军整体上没有什么武装力量，如坚持与武力强大的“支派”“革联”对打，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受伤害的就是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而且，我们不能背负“反对大联合”的恶名，不能授对手以口实，由其藉之为借口对“打派”大军实行打击、镇压。我说明，我在军分区的会上已经向军分区首长提出了两派实行大联合的三个条件：一是“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平等联合”，这就是要军分区肯定“打派”大军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正是我们历来要求军分区承认我们的正当的政治地位。能做到这样，两派联合就是平等的，而不是一派压一派，一派吃掉一派。二是要求“军分区必须把群众组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上来”，我方没有什么武器弹药，着重的就是必须把“支派”“革联”从军分区、武装部“抢”走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上来。能做到这一条，“支派”“革联”就再不能恃强凌弱，随意挑动武斗，伤害“打派”群众。三是“两派参加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人员应该对等，人数一致，职责相等”，这样就可以两派平等议事，公正理事，不至于对方以大压小，以强欺弱。军分区首长已明确表示，这些条件“都是应该的，必须的，一定可以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联合，我们是必须接受的，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大联合是有利于“打派”、大军与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的，这应该是“打派”、大军与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长期以来坚持顽强斗争而取得的一个胜利。

我说完这些情况和分析，大军指挥部各位常委没有人提出反对，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这样行得通吗？“支派”“革联”能接受这些条件，同意与我们大联合吗？时间这么急，我们的战士能接受吗？大家能同意吗？大家相互间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但很快就形成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我说的道理是实在的，符合大军的实际情况，实行大联合是必须做的，对大军是好的。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大军决定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立即与“支派”“革联”实行革命大联合。

于是，总指挥老曾就组织大家按军分区要求，讨论提出我方工、农、商、干、学等几个方面拟参加地区两派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各界别、层次人员名单。这一下，大军的常委们可不客气了，谁都认为自己应该去！结果，有的自己提自己，有的你提他，他提你，指挥部几个常委都认定自己就是本战线的当然代表人选，几个人员名单很快就确定了。我心里突然感觉，这样挺无聊。如果大军指挥部常委们大家都争着去参加大联合筹委会，那大军还能运作吗？曾总指挥问我，学生方面，是不是你去？我说，我还是留在大军，大军还是需要有人的。我提议，建议由我校“革野”负责人、大军派出的我方地区赴京谈判学生代表陈同学代表我方学生方面参加筹委会，大家一致同意了。见我不去，副总指挥、红农总的老文说，他也不参加筹委会，由“红农总”另外安排一名常委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筹委会，大家也同意了。

议毕，散会。大军指挥部指派联系人把我方参加筹委会的人选名单直报军分区，各常委马上回各单位，要抓紧说服本组织人员同意大联合，立即组织各战线、各组织开始大联合的有关工作。明天上午10时，要带领本派的城区各组织的队伍，前到大府园体育场，参加军分区召开的我地区两派大联合大会呢。

大军的说服工作相当顺利，或许，我说的道理真的说服了常委们。当然，可能大家也都比较了解大军本身的实际情况，平心而论，能这样实现两派大联合，对大军来说，的确是最理想的，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路可走吗？不过，竟然如此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争论和麻烦，这是我原先没有预想到的，可以说有些出乎意外。

但我更没想到，叫我更感意外的是，更大的麻烦却是在学校，在我们“革野”自身——“革野”在学校里等着我的，居然是全体人员激烈反对大联合的一场猛烈的风暴！

大军的会议结束后，我随即回到学校，回到“革野”所在的科学楼。见到管后勤的总务庞同学在等我，我说，留有饭吧，我先吃饭。他说，你先去开会吧，大家等着你呢。我说，陈同学回来不是和大家开会了吗？还没有结束吗？他说，大家不听他的，批了他一顿。他没有办法，走了，回宿舍去了。庞同学压低声音对我说，大家要等着批你呢。我说，没关系，去吧，开会。

我跟庞同学走上二楼，进了会议室。全体“革野”同学大概有120多人，大家集中坐着，所有的人都沉着脸，肃目以对，完全没有了往常那种热情、和悦的气氛。

庞同学领我走到讲台中央，平常这是会议主持者的位置，现在这是接受批判者的位置。我站在那里，一脸平静，面对着大家。我不说话，等大家提问吧。

“革野”负责人江同学对我说，“革野”全体战士坚决反对与“支派”、与“野兵”联合，大家有很多意见，你听听大家说吧。我说，好的，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我们一起讨论。

话头一开，同学们马上嚷开了，“你为什么要赞成与‘支派’大联合？你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武斗杀害‘打派’战士吗？”“你知道我们‘革野’有多少人被‘野兵’打伤了？你知道大军有多少战士被‘支派’‘革联’杀害了吗？”“你同意大联合，执行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你成了大军的陈独秀！我们要革你的命，要你马上下台！”“我们‘革野’坚决反对与‘野兵’联合，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誓与‘野兵’血战到底！”“我们坚决不会去参加什么大联合大会！”……同学们慷慨激昂，言辞激烈，唇枪舌剑，抒愤发怨，横眉直辟，毫不留情。

我站住讲台上，静静地听着同学们的发言，或者就叫做批判，我心绪平静，既不害怕，也不激动。

同学们激烈地抒发了一通，慢慢地静了下来，看着我，等我发言。我十分平静地说，战友们的话我都听了，大家对两派大联合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了解的，大家的愤激的心情，我也是理解的。我自己刚开始听说要与“支派”“革联”大联合的时候，这些看法，这些心情，我也有过。但后来经过认真思考，特别是经过参加省城两派大联合大会，所见到的两派群众真诚渴望大联合的情景感动了我，促使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我才变为赞成大联合，同意大军与“支派”“革联”实行大联合了。我也有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接着，我向同学们讲了我在省城“打派”“造总”大会上所了解到的省城和各地两派斗争的情况，讲明“支派”与“打派”在整体的武装实力上彼强我弱的实际状况，阐明在当前大联合的问题上，首先，我方决不能反对，不能给对方诬以“反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进而对“打派”实行打击、镇压。第二，大军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求军分区，一是确保双方政治地位平等，就是要肯定“打派”、大军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达到了我们斗争的一个目的；二是保证收缴双方武器弹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武器弹药，这就是要保证把“支派”“革联”的武器弹药收缴上来，让它不能再挑动武斗，肆意伤害“打派”战士和群众；三是双方参加大联合筹委会的人员对等，这就保证双方公平公正议事；我们要求的大联合，是实行这三个条件的大联合。第三，我们可以明确，这样的大联合，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符合“打派”广大战士和群众利益的，这是我们广大战士和群众长期坚持顽强斗争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而决不是“右倾”、“投降”。我想，这些道理，大家是可以想明白的。听了我的一番说述，大家陷入了沉思，会场静下来了。

突然，一个清脆的话音响起，我一看，是坐在同学中间的王小萍站起来发言。她快言快语，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现在，很多“打派”、大军的战士和群众被“支派”“革联”的武斗打得伤的伤、死的死，有不少人被捕、被杀，这些人员和家庭，他们怎么会同意与“支派”“革联”言和？他们怎么会同意大联合？你想过吗？她说完后，很多同学附和说，是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这些在“支派”“革联”挑动的武斗中被打伤、打死的同志，这些被“支派”“革联”拘捕、遭难的同志，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和苦难，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家庭的，而是“打派”全体战士集体遭受的伤害和苦难。对这些，我们都要清楚地记着，这些血债总会有可以清算的时候。但这不能成为不同意或反对大联合的理由。两派大联合是中央的决策，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当前我们每个同志都必须服从的大局，这是必须无条件遵从的。而认真搞好大联合，就可以避免再发生武斗，避免乱打、乱杀、乱捕这样的悲剧再落到更多的“打派”战士和群众身上。这样做，才是真正地为全体“打派”战士和群众着想，这才符合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的利益。接着，我谈到了我家在当前家乡两派斗争中遭受的苦难遭遇，说到我家父母、兄弟、姨丈父子等亲人们在近期被家乡“支派”“井冈山”迫害遭难的情形。我说，尽管如此，但我不能说，我坚决不同意大联合，反对大联合；相反，我是表示同意大联合，真心赞成大联合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些悲惨的遭遇才能不再落到更多的“打派”战士和群众的身上。我认为，我决不能因为自己家庭的不幸造成更多的人和家庭遭受这样的不幸。我说完这些话，看看王小萍，看见她的眼里晶莹着泪花。她点点头，抿着嘴唇，没有再说话。大家一时无语，会场里一片静默。

过了一会，有个同学说，你能保证“支派”“革联”的武器弹药会全部收缴上来吗？我说，这个保证，必须军分区来作。只要军分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履行职责，它就一定可以把“支派”“革联”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上来。这是两派大联合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实行的。

有个同学说，如果实行大联合之后，“支派”“革联”又搞武斗，破坏大联合，怎么办？我说，现在，谁也不可能担保大联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实行大联合之后，筹委会在军分区领导下，应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尽量避免发生你说到的情况。即使发生了，也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应对处理。这些都是筹委会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大家也没有新的提问了。“革野”负责人江同学说，既然这样，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实行大联合的，请举手。大多数同学把手举起来，有的同学犹疑着，慢慢地，也把手举起来了。结果，同意大联合的提议，获得全体人员一致通过。大家欢笑起来，气氛又活跃起来了。

接着，我说，既然大家已经表决通过同意大联合，那我们马上要做很多事情。我请大家立即派人去把陈同学请回来，他是大军已上报军分区推选作地区两派大联合筹委会我方学生方面的成员，你们和他一起要马上着手研究明天参加两派大联合大会的各项工作，比如，要写标语，要制作旗帜，要马上联系发动各所学校，等等，请大家做好分工，抓紧去做。江同学说，好的。大家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干好。

最后，我说，我十分感谢同学们的理解和支持！实行大联合，决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关乎整个“打派”大局的大事，是与我们每一个战士息息相关的事情。现在我在大军负责的工作，是大家推举出去的。我随时随地欢迎大家提意见，改进工作，努力把工作做好。如果大家认为我有什么做得不好，要求我下台，我随时随地可以下台不做，就回来做一个战士。我全听大家的。大家说，好了，我们都说不过你，服你，你做吧，我们支持你！听你的！

随即散会，江同学和几个头头商议，安排大家分头连夜动手干明天参加大联合大会的有关工作。“革野”的负责人之一、631班的谭同学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说的都是道理，我们听你的。但你不抓武装，手头没有军队，恐怕你会成孙大炮（孙中山）那样，到头来可能什么也做不成。我对他笑笑，无言可说。

总务庞同学走过来，说，别说了，快去吃饭吧。我真怕你说不服大家，连饭也不给你吃了。我说，不至于吧。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饥肠辘辘，很饿很饿了，我记起，午饭是中午时在从省城回来的火车上吃的，现在，已过了晚上11时半，这顿晚饭，终于可以吃上了。

我随庞同学去饭堂吃饭，他留下一大盅饭给我，还有月初时“革野”杀猪留下的猪肉，格外香。一会儿，陈同学也随去叫他的同学回到了科学楼。他和同学们一起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我吃完饭，已到半夜。感觉很累，我倒头睡觉去了。同学们连夜干到什么时候，我也不清楚。反正，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告诉我，参加大联合大会的各项工作都完全做好了。我感到心情十分畅快。

这一天是12月24日。上午10时，军分区主持召开的城区两派革命大联合大会依时在大府园体育场举行，“支派”“革联”、“打派”大军在城区的所有组织都到会参加，参会人数有一万多人。我带领“革野”和“红革会”所属各所学校的学生组织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入场，战旗挥舞，格外有气势，令人瞩目。我随两派组织主要领导一起上主席台列席就座。当大会宣布两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大联合筹委会时，全场欢声雷动，狮鼓狂擂，“红农总”放起了庆祝喜庆的冲天土炮，震耳欲聋。我又看到了在省城两派大联合大会上所看到的那种感人的场景，两派战士和群众聚在一起，握手、拥抱，高声欢呼，雀跃互动，人人喜形于色，不少人热泪盈眶，手牵着手，互诉心声。“我们联合了！”“不要打了！”“还是大联合好啊！”我由衷地感到，实行大联合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的！为此所作的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我感到由衷的欣慰，随之感觉一种释却重负的轻松，以后，不用再担心武斗伤害了吧。

可是，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未完待续，下接第二十一章《一•四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