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工
纺 工
作 者 /张朝今(陕西)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河涧生产队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追赶“大跃进”的脚步,成立了妇女纺织队。纺织队白手起家,既无厂房,也无设备,各家主妇自带纺车,集中于公场大柿子树下,即为露天“纺织厂”。
“纺织厂”位于公场西南一角,紧邻洛峪河畔,河水潺潺近在耳畔,仿佛有人拨弄着琴弦,不由使人从心底溢出一股恬静和安然。一株上百年的大柿子树遮天蔽日,享受洛峪河充沛滋养和浇灌,遮天蔽日的,如同龙兖伞盖一般,是路人歇脚和盛夏纳凉的绝佳去处,常常被人誉为“风水宝地”。
大树下建有二层瞭望楼,一合直径约莫4米余的石碾盘,“纺织厂”安排在这里,既有大树遮阴,又有硕大的石碾盘作为“餐桌”,可谓一举两得。几十辆纺车密密扎扎围着大碾盘一圈一圈绕开,恰似千年古树的年轮一样,形成星罗棋布的图案,气势如虹,煞是好看。纺车一同摇起,嗡声一片,仿佛细雨穿过竹林,又似群蜂越过山溪,“嗡嗡嗡”的非常壮观。
盛夏,山里蚊虫生猛的厉害,“纺织厂”成了小畜生肆虐的战场。夜幕降临,蚊虫成群结队地哼着“嗡嗡嗡”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飞来,朝着纺织厂聚集。妈妈埋头忙纺织,丝毫顾不上蚊虫地围攻,一波又一波死死围着妈妈打转转,还强盗般地唱着:“肉,吃一口,肉,吃一口”(当地人描述蚊子嗡叫的声音),一嘴扎进妈妈的皮肉,登时鼓起密密麻麻的肿包,奇痒难忍。吸饱的飞走了,没吸的又来了,甚是贪婪。
姐姐陪着妈妈一起纺织,一会儿扇扇驱蚊,一会儿用小手拍打落在妈妈身上吸血的蚊虫,“啪啪啪”连拍几下,手心满是血迹,姐姐看着沾满鲜血的小手,登时吓哭了,哭喊着:“妈,血、血呀!”母亲摸摸姐姐的头,轻描淡写地说:“不怕,小畜牲咬一口,能咋的?”就这样,妈妈熬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赢得了乡亲们的赞声一片。
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愈刮愈烈,纺车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纺织厂”被强行关停。妈妈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与民兵小分队藏猫猫、“打游击”。
民兵小分队,由一群名为“积极分子”,实为好逸恶劳的“村痞”组成。他们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统一留个大中分,凶神恶煞,威风凛凛,走村串户,专割“资本主义尾巴”,绝不留情。
小分队负责人西山叔,是个典型的“人来疯”,人面前总是“能不够”,整日换着法儿祸害人。
妈妈从不与这些“憨后生”起冲突,渐渐的我们家成了没有“尾巴”的放心户。借着这个“好名誉”,妈妈偷偷干一点儿与“资本主义”沾边的私活,贴补贴补家里的光景,给不见荤腥的锅里添一点儿油水。
中午时分,妈妈伺候完人吃马喂猪添料,洗洗涮涮家务活,悄悄把纺车搬到楼上,为纺轴润足了油,以防发出声响,再用一块棉被严严实实的护住窗口,避免被人偷窥。一切准备就绪,妈妈蹑手蹑脚地摇起纺轮,分秒必争地抢夺午休的宝贵时间,淘得一点点额外的补给,哪怕仅能换来一分一文,甚至不值熬油点灯钱,她也似命般珍惜。
夜里,楼上不安全,妈妈将纺车搬到小旮旯(小房子)地窖里(冬天存储红薯土豆的地道)。地窖离地面有两米多深,比较隐蔽,声光传导差,不易被发现。但是,地窖在地下,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煤油灯燃烧不充分。妈妈只好把灯芯搓得很细,灯眼儿压得很低,灯焰拨成黄豆般大小,地窖昏昏暗暗的,仅能恍恍惚惚照见个影影儿。母亲纺线的动作十分娴熟,不用灯光也能驾轻就熟。母亲一手轻轻的摇着纺车,一手均匀的把棉线抽出,纺车发出蚊蝇般“嘤嘤嘤嗡嗡嗡”的声音,悄没声息的为一家人挣些活路。
夜半三更,母亲从地窖出来,鼻孔和眼窝被烟煤熏得黢黑黢黑的,我幼小的心被刺痛了,顿时一股心酸涌上心田。母亲的纺车是一家人的希望,一家人的生活在母亲纺车的“嗡嗡”声中流淌,编织着日渐温饱的生活。
“吱呀呀,吱呀呀”,在我的记忆中,妈妈的纺车没有一天不在呻吟,即便在“割尾巴”的高压下,也从未停歇。幼时,我的心性没长开,常常不解地问:“妈,纺恁多线干啥嘛?”妈妈总是笑笑说:“防备你冻着、饿着啊!”
有一年闹春荒,家里缺粮,眼看第二天就要揭不开锅了,妈妈狠狠心,从锁得严严实实的柜中取岀她经年累月一尺一寸积攒的白布,让父亲偷偷背上街换吃的,父亲换回了一袋粮食和一吊子肉,解了断炊的燃眉之急,全家人高兴极了,打心眼感到了纺车的重要,它不仅能给一家人温暖,还能给一家人温饱。事后,虽然批斗父亲头脑里生长了“资本主义”,但却解了娃们的挨饿之急,父母挨批也觉得值得。
时光飞逝,春去秋来。勤劳的母亲,纺线时的情景,令人刻骨铭心。
纺 绳
作者/张朝今(陕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大幕徐徐开启,妈妈的纺车渐渐由“地下”转到了“地上”,从“游击队”转成了“正规军”。
我的家乡地处秦岭腹地,大山深处,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大多为山地,自然禀赋差,生存环境恶劣,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那时候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劳力多的家庭为“余钱户”,不仅能够分得比别人多的粮食,年底分红还会分得“余钱”(工钱超过粮钱的部分);劳力少的家庭,通常都是“超支户”(粮钱超过工钱),不仅分不到钱,还要补交超支部分的粮款。
初期,我们家有父亲、大哥、二哥三个硬劳力,还有妈妈和姐姐两个“半边天”,七口之家只有我和弟弟“吃闲饭”,自然是令人羡慕的“余钱户”。遇上好年景,人均不仅能够分得200公斤的主粮,全家还能分得200多元的“余钱”,成为那个年代的“富裕户”。
有着“一分钱掰开八瓣花”的父母,善于计划着过日子,常常告诫我们:“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就受穷。”总能把穷日子过得细水长流,比较“滋润”,只是手头的钱还是紧巴巴的。
妈妈是个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瞅准供销社公开收购农产品的有利时机,加上漫山遍野的亚麻、龙须草丰富资源,她尝试着用纺车纺麻绳的营生,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弥补一下光景。
第一次纺绳,妈妈没有经验,松了就往紧里纺,紧了再往松里放,实在不行了就拆开重纺,经过纺了拆,拆了再纺,一遍又一遍反复琢磨,妈妈慢慢摸透了纺绳的脾气。
第一批纺绳出炉,妈妈高兴极了,如同捡了个“金元宝”,爱惜备至。她精心挑选了父亲新编的黄蜡木筐子,洗了再洗、擦了再擦。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纺得的麻绳一圈一圈整整齐齐盘到筐子里,再庄重地盖一条洁白的手巾,好像行门户走亲戚一般,兴高采烈地送到街上,直奔供销社收购站柜台前,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购员验货付钱呢!
收购员是个年龄不大的秀气女娃,瓜子脸翘高个,留着两个颀长长的辫子,只见她在柜台里忙来忙去,辫子一摆一摆的,婀娜多姿甚是好看,就是目中无人,一点儿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思。
“娃,你验验我的货嘛!”妈妈看着着急,大着胆子,满脸堆笑地问。
“不肖看,验不上的。”女娃漫不经心地斜了一眼回道。
“看你这娃,看都没看咋就说验不上嘛?”妈急了。
“验不上,就验不上嘛!”女娃执拗地又回道。
“你说了不算,你叫常和来,我听常和的。”妈妈脾气上来了,也顾不得许多,一再催促着。
常和是洛峪供销社的老人手,为人和善,与街坊四邻处得亲人一般,是大家公认的“人民勤务员”,
不大一会儿,常和笑盈盈地走过来,进门就对妈妈嘘寒问暖:
“婶子,您来咧!甭急,我看看。”
说着掀开绳子细细打量了一番,面有难色地笑笑说:“婶子,货是疵了点儿,您说咋办?”
妈妈一听常和语气柔和,心里有了一线希望。苦笑着央求道:“常和,你理解我们下苦不易,就将就着收了吧!也不枉我忙活了一场。”常和听到给他戴“二尺五”(表扬的话),也不好意思回绝,作难地挠挠头,犹犹豫豫地从牙缝缝里挤出两个字“好吧!”
“可是,只能按最低等次,一毛五分钱一斤哦!”常和又补充了一句。
“收吧,收吧,交给国家总比烂到我手里好呀!”妈妈痛痛快快的应允着。
妈妈辛苦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2块5毛钱的现钱,心情无比激动,手里捏着2元“大钞”,左看看右瞧瞧,又捧到鼻尖深深吸了一口气,嗅了嗅“公家钱”的味道,翻来覆去摩挲着。
然后,妈妈从兜里掏出手绢,将2元钱里里外外包了包,喜滋滋地揣进怀里,嘴嘟着,含一颗水果糖似的,脸上皱纹绽放得一朵花一样,喜得对常和千恩万谢。手心捏着5毛零钱满意地走了,没走两步又意犹未尽地回头看看供销社,心里想着什么,嘴里算账似地不停叨咕着。然后,紧走几步,去西街食堂给我和弟弟买了两个我们最爱吃的花卷蒸馍,高兴地回家了。
自此以后,妈妈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整日里琢磨着如何把绳纺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妈妈渐渐有了名气,纺绳成了供销社的样品,每次验收都给最高等级,价格是原来的2倍,妈妈甚是满意。
久而久之,妈妈不仅学会了纺麻绳,还学会了纺草绳,纺绳手艺传开,成了四邻八乡“生财”的手艺,山里人的光景也多了一条致富的路径,渐渐富了一方人。
【作者简介】张朝今,笔名今朝,商洛人。中华作家网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库一级会员作家,中国乡村人才库作家,中国作家网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西安作协会员,未央作协理事。从事文字工作和文学创作三十余年,在军地省(军)以上刊物、知名微刊发表作品300多篇,30多篇获奖。并有优秀作品入围《中国好文章》,荣获全国原创文学大赛一等奖,全国诗词散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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