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八章 富绵事件

《乱世情缘》第十八章 富绵事件

蔡梓权

    （上接第十七章《地委书记》。）

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地委书记公开发表声明，站出来明确支持“打派”，支持大军，这个重大事件迅即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与“支派”“革联”的疯狂、暴怒相反，“打派”大军是一派兴奋、欢乐。更多的学生、工人、农民和干部罔顾“支派”“革联”的重重政治高压，纷纷断然明确支持“打派”观点，参加“打派”组织，参加大军。新成立的“打派”组织纷纷张贴声明上街，又集队游行，到周贝村大军指挥部表达决心。大军一整天沉浸在兴奋和激越之中。

韦书记发表声明之后的第二天，11月14日，从上午开始就不断有新成立的“打派”组织涌到大军来表达决心。我们安排人员热情接洽新战友，气氛十分热烈。

中午，我突然接到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报告，说在离城区20多公里的一个富绵公社有六个青年农民民兵集体出来参加“打派”组织，每人携带自管的“七九”步枪一支，共六支枪，还有子弹。他们现在已来到富绵公社“打派”组织总部。该组织一负责人前来大军请示如何办。我说，那请你们马上带领这些民兵携带枪支迅速转移到大军来呀。来人说，有的民兵不愿意出城区来，要坚持留在公社里，他们劝不动。我急了，说，这样你们很危险。一定要让他们尽快转移到大军来，大军很需要这些人员和武器。要不，我去你们那里，尽量劝他们。来人很高兴。于是，我对办公室值班同志说我有事外出，也不说明别的，当即借了两辆单车，带着“革野”安排给我的警卫员李同学，由来人带路，马上出发前去富绵公社。

沿途车行顺利，去到富绵公社，已是下午三时多了。富绵公社“打派”组织总部设在当地供销社办公大楼内，人员众多，熙熙攘攘，可见当地“打派”力量是比较强的。当地“打派”组织负责人热情接待我们，他们一致赞成我提出的马上护送这六名民兵携枪转移到城区大军指挥部去的提议。他们与我一起马上会见这六名民兵，从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武器安全和大军的急切需要等方面，陈述理由，说明利害，动员民兵们尽快转移出去。这几个民兵一方面认为当地“打派”力量比较强，“支派”奈何他们不得，有麻痹思想；另一方面担心出到大军，枪支不归他们自己保管，他们不放心。他们说出不少不肯转移去大军的顾虑。我耐心地听他们说述，再一一说明，终于释解了他们的疑虑，最后一致表示同意转移出城区大军。但他们都没有带有换身衣服，要求当晚回家带好衣服，再集中回富绵“打派”组织总部；明天一早，由总部派人员护送他们携枪转移出城区大军。我得民兵们答应转移出大军，心中很高兴，又感觉沿途进来时没有发现有形势恶化的迹象，也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不再要求他们马上转移，而同意他们明天一早再转移出大军。

此事办完，民兵们马上各赶回家拿衣服，有的同志离家还比较远的。富绵“打派”总部负责同志带我在总部走了一圈，看看总部各机构的工作情况。同志们都很热情，精神振奋。总部负责同志说我是第一次来到富绵，盛邀我住一晚，明天一早会同他们派出的人员和民兵们一起再回城区大军。我婉谢了他们的邀请，坚持当即回城。然后，我和警卫员李同学马上踩自行车赶回城区，回到大军，已近傍晚。回程依然平静，没有异样的情况。

谁知当晚半夜时分，情况大变。地区“支派”“革联”秘密调动富绵公社周边10多个公社“支派”民兵三、四千人，编造、散布富绵“打派”民兵“抢枪”、发动“武装暴动”的谣言，鼓动组织“支派”民兵前去镇压“武装”的“现行反革命”。他们利用夜色调动汽车运送各地“支派”民兵，在半夜时分在富绵周围完成集结，将整个富绵公社所在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包围，围得个水泄不通。地区“支派”“革联”武斗队头头亲临指挥，把轻重机枪、迫击炮等轻重武器，布列阵前，几千民兵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发动攻击，武力弹压。黎明时分，“支派”民兵鸣枪示警，拉开了进攻的阵势。同时，展开强烈的宣传攻势，强令富绵“打派”停止抵抗，缴枪交人，无条件投降。

“支派”“革联”民兵人多势众，兵力强大，武器优良，强兵压境，黑云压城。富绵“打派”仅有这么几支老“七九”步枪，几十发子弹，纵有上百名持有土制大刀、红缨枪的群众，根本不具备武装反抗的力量。即使抵抗一下，也只是徒增群众无辜伤亡而已。天亮后，富绵“打派”看到这个阵势，明知无力抵抗，商议之下，毫无办法，唯有屈服投降而已。中午，富绵“打派”接受“支派”“革联”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指令，决定不作无谓的抵抗，交出了民兵带来的六支步枪，这六个民兵和“打派”组织头头数十人被“支派”“革联”抓捕扣押，毒打凌辱，其余“打派”群众被各所在大队抓获，遣回各大队进行批斗。富绵“打派”组织总部遭到彻底的破坏，被完全摧毁。富绵事件终归没有发生双方武斗枪击交火，没有人员当场流血死亡，以富绵“打派”屈服投降、全军覆灭，“支派”“革联”收枪捕人、大获全胜而结束。

我于当天上午就接到富绵“打派”被“支派”“革联”重兵围困的情况报告。一方面我十分后悔昨天下午不下狠心强硬要求六名民兵马上携枪转移出城区大军，这一误失致使大军失去了可得到六支步枪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富绵过夜，否则，肯定没办法脱身。我马上召开指挥部会议，研究赶赴富绵救援的方法。会上虽然有人提出了多种方法，但均不可行，大军没有武装实力，没有办法突破“支派”“革联”数千人的重重围困进入富绵呀。我们开会研究还没有着落，前方快马来报，富绵陷落，“打派”头头们全部被擒。我们唯有扼腕痛惜而已。前两天韦书记发表声明支持大军轰动宏发的大好形势迅速遭到了沉重打击。

我们马上研究善后工作。一是马上联系军分区，要求军分区敕责地区“支派”“革联”，迅速释放全部抓捕人员，保证被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二是大军确定富绵事件是地区“支派”“革联”借机镇压“打派”组织的一场惨案，马上组织人员撰稿宣传，广泛地向地区内外、向社会广大群众说明富绵惨案的真相，击破地区“支派”“革联”谎称富绵“打派”“抢枪”、“发动武装暴动”的谣言，坚决反对地区“支派”“革联”关于“镇压现行反革命”的定性，公开富绵事件的真面目，还“打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清白。三是要求大军各组织加强团结，严加防范“支派”“革联”的突然袭击。

后来，我退一步想，如果富绵民兵这六支步枪真的转移出到大军，第二天地区“支派”“革联”重兵围困的就不是富绵，而是我们大军，我们有什么办法保住这六支枪吗？大军的结局会比富绵“打派”总部好吗？仔细想想，我们或许会奋起抵抗，开火还击，但硬拼一阵，死伤一批战士，在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到头来我们终归逃不脱枪支被夺回、指挥部被占领、头头被抓捕凌辱、大军全军覆没的惨痛结局！这么想来，我越加感到在韦书记发表声明后我们迅即派人护送他离开本地前往省城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我们越加痛感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确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整个大军，只有我掌握的缴获得来的那一支德国造驳壳枪，没办法呀！我和大军指挥部加紧研究，要求各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千方百计找武器，自制武器，努力增加防卫力量。很快，革野向北京、向省城、向各地支持我们的组织派出多批人员，寻求武器援助。大军“工总”、“农总”都增加了自制武器的人力物力，积极购置火药、雷管、小钢管，很快制造出一批自制的手榴弹、土地雷、土枪、土炮等防卫性武器。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大问题。

革野加紧开展研制手榴弹的工作。一天下午，试验不慎失事，革野武卫班的两名印尼归侨同学受了伤，一个蔡同学右手给切掉了两个手指，一个翁同学被弹片打进了肚子，两人流血不止。同学们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抢救。消息同时报到大军，我马上赶去医院探望他们。蔡同学和翁同学都很坚强，毫无畏惧，一脸乐观，还打趣地向我说，我们的手榴弹有杀伤力，说明试验是成功的。我们出院后一定会制作成功我们自己的手榴弹！我很感动，嘱咐他们安心治疗，早日痊愈。后来他俩很快伤愈出院，继续回武卫班进行手榴弹和武器制作试验。革野很快制作出不少土制手榴弹。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支派”“野兵”恃势蛮横，多次对革野据点科学楼开枪射击，进行武力挑衅。革野忍无可忍，用自制的手榴弹奋起还击。在几次枪战武斗中，我方有好几个同学前后中弹负伤，其中我那第一、二任警卫员、高三年级的李同学、马同学，他俩迎战都十分勇敢，在两次战斗中先后中弹负伤，李同学被打中了肝部，马同学被打穿了肺部，分别送出医院治疗。我先后去医院探望了他们，他们都很坚强无畏。

到11月下旬，革野派往北京求援的工作得到了实效。在革野派出的在北京参加我省两派谈判的代表陈司令同学的牵线帮助下，支持大军的北京“三司”、清华大学“井冈山”派的我校同乡校友无私地捐助了一把国内刚研制成功不久、据说正在援越抗美战场上大显身手的小型灵巧的“六四式”驳壳枪，还附带有三十多颗子弹。这手枪和子弹很快专人送回到大军，交给了我。于是，大军有了第二把真正的手枪。我用上了这新的“六四式”驳壳枪，就把原来用的那把德国造驳壳枪转交给大军副总指挥、“红农总”总指挥老文使用。三十多岁、平素懂武功、善舞长柄大刀的老文十分高兴。我虽然换了一把新枪，平时随身携带，但还是舍不得花子弹练习射击，连一枪也没有打过。我相信自己到需要开枪的时候一定可以开枪射击的。

富绵事件打开了地区“支派”“革联”赤裸裸地用武力镇压“打派”组织和群众的“潘多拉盒子”，自那以后，与全省各地一样，我地区自地区所在地到各县，从城镇到乡村，“支派”各级组织捏造各种莫须有罪名，大肆批斗、抓捕、虐杀“打派”战士和群众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越演越烈。“支派”诳称他们与“打派”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他们把广大“打派”战士和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打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打成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群众专政。很多地方，很多“打派”的战士和群众遭受批斗，被抓捕关押，不少人被毒打致伤残，不少人被虐杀死亡。从各地逃亡、流浪出来，来到大军要求避难、寻求帮助的“打派”战士和群众越来越多，大军指挥部尽量发动周贝村的村民接纳他们，安排他们的食宿。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天，革野派出大军负责办公室和后勤工作的吕同学对我说，大军办的食堂粮食只够两三天了，如不抓紧购进粮食，很快就要断粮。可是，粮所的米粮是凭户口本和粮本供应的，来到大军的人们都是外来人口，没办法有这些户口本和粮本，单靠捐助收上的少量粮票根本解决不了长远问题。我在指挥部提出研究这个问题，大家感到问题很大，很难解决，几乎无法可想。会后，大军常委、来自地区粮食车队的老曾同志秘密向大军副总指挥、“红农总”总指挥老文提供一个信息，说这两天他们车队有十多辆运粮卡车经过周贝村旁边公路。老文马上来与我商议，说考虑拦车夺粮。我虽然明知粮食是国家的重要物资，拦车抢粮是错误的，犯法的，但眼看着大军指挥部两三百人断粮，没有饭吃，非如此没有办法可想。我不反对这样做，但要求他们尽量不要伤害司机。届时，老文身佩手枪，手持一把长柄大刀，指挥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打派”农民，到公路上拦截了两辆粮车，向司机说明缘由，得到他俩默许配合，不作反抗，整个过程没有打人，没有损坏车辆，卸完粮食就让司机开车走了。这一下子抢回了三、四千斤粮食，解决了大军眼前的粮食危机。事发后，地区“支派”“革联”揪住此事加油添醋，变本加厉，大肆宣扬，说大军是“土匪”，拦车抢粮，伤害人命，十恶不赦。大军专门就此发表大字报声明，向社会宣传说明大军是为了保证“打派”战士和群众维持生存的基本粮食需求而不得不拦车夺粮的情况。粮食得回来后，由后勤人员按计划使用。凡在大军食堂用餐的人员，无论是谁，依然要用粮票买饭票进餐，不允许多吃多占。

由拦车夺粮这件事，我认为，面对当前斗争形势日益险恶严峻的状况，工人、农民必须更多地走上斗争的前台。11月下旬，我建议改组大军指挥部。经过与“红工总”、“红农总”进行协调，大军指挥部随即进行了改组，由“红工总”总指挥、在地区装卸社工作的身材魁梧的中年工人老杨担任大军总指挥，“红农总”总指挥、周贝村农民老文继续任大军副总指挥，我则由大军指挥部核心小组长、总指挥改任大军副总指挥，继续任学生组织“红革总”总指挥。白冰等人继续担任大军常委。

为了更多地专于大军日益繁多的工作，大军改组后不久，我又提议，对学生组织“红革总”进行改组，我不再担任总指挥，而由革野派出来担任我第三任警卫工作、高二年级的梁同学担任“红革总”第二届总指挥。接着由革野派出来接替梁同学担任我第四任警卫工作的是我的一个同乡、高三年级632班团支部书记陈同学。  

紧接着，“红工总”、“红农总”、“机关造总”等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这样，大军和各机构领导成员得到了充实和调整，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大军主要领导虽然有所调整，但老杨、老文他们都要关顾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能整天待在大军，因而平时正常在大军指挥部主持日常事务的依然是我们这一帮学生，重要事情我们随时向他们呈报请示。我们尊重他们，他们关心我们，我们相互关系很好，工作顺畅。

12月初，我接到一个消息，说军分区一位廖副司令员日前带领几个部队干部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八万大山活动多天，勘察绘图，行迹可疑。他们怀疑军分区有可能会进入八万大山搞据点，搞军事基地，建议大军派人前去跟踪侦察一下，摸清情况，以防万一。我决定与警卫员陈同学两人踩单车秘密前往八万大山进行跟踪侦察。

一天午后，我俩踩车出城，一路询路前往八万大山。时值初冬，沿途所见，秋收已毕，田地上只剩下一片片枯黄的稻茬，田间劳作的农民甚少，只有一些小孩在村边放牛。不时看见一些农民在焚烧禾杆，田野上泛起一阵一阵的雾烟。我不禁萌生一种萧索冷落之感。

我们俩一边踩车，一边闲聊。陈同学告诉我，他听说我校野兵最近也组队来八万大山附近的公社活动，名为“支农”，实为搞宣传，发展农村“支派”力量。他还说到，野兵在出来之前就把我校师生勤工俭学开荒种植即将收获的二十多亩红薯全部挖掉，得红薯数千斤，完全占为己有，用于外出加餐食用。这些红薯至少有一半是我们革野同学的劳动成果，他们全部占去，太不讲理。本来这些红薯主要是用作供学校猪场喂猪的食料，猪喂大了是用来给全校师生杀猪加菜改善生活的，现在猪场的猪缺少红薯食料，只剩下薯蔓作饲料，猪生长得慢多了。我们的同学都十分气愤。

我们踩了三、四个小时的车，终于去到八万大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在村里问了一下，找到村里的“打派”组织负责人，这是一个淳朴的中年农民。我们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他十分热情，收留我俩在村里“打派”组织的总部——一间宽大的厅屋里住下，与他们同吃同住。

我与他们说起军分区廖副司令员带人来八万大山进行勘察活动的事情，其实这些农民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第二天，这“打派”负责人没空，他派一个年轻人陪送我俩进山寻找廖副司令员等人员的行踪。我们在山里转来转去，走了一天，碰到几个进山的山民，问问他们，但谁也不知道。一天下来，毫无结果。晚上回来，我们和该负责人一起继续在大厅屋里住宿。

临晚时分，山里飘落雪花，纷纷扬扬，煞是好看。气温急剧下降，冷得厉害。村里人在大厅屋架起一个一米半径的大镬头，搬来成条的杉木材放在大镬头里烧火，一村老少几十人都穿着褴褛单薄的衣衫，围拢在大厅屋里大镬头周围集体烘火取暖。我们与大家边烘火边谈天，说起半个多月前的富绵事件，以及后来周边村庄发生的“支派”打压“打派”的恶行，大家都吁嘘不已，既充满愤慨又颇感心寒。我颇为那些被焚烧的长条杉木材感到惋惜，他们说，大家每家每户都缺柴火，这些长条杉木材是生产队的，只有烧这些杉木取暖，没办法。山上的大杉木都被砍得七零八落了。唉，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第二天，天寒地冻，我们决定不进山侦察了，赶回城里吧。于是，告别热情接待我们的当地“打派”战友和乡亲们，我俩就踩车回程了。此次八万大山跟踪活动无果而终。

中午，途经一个比较大的乡镇，我俩拉着单车在镇里走，顺便看看满街的大字报。看到当地“支派”、“打派”正在就富绵事件激烈论战，“支派”极尽诬蔑之能事，诬说富绵“打派”夺枪，挑起枪击武斗伤人，被“支派”制止捕人等。

我认为我们必须写出大字报说明事实真相，反击“支派”对富绵“打派”的诬蔑攻击。我俩即询人找到当地“打派”组织总部，说明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当地“打派”组织的负责人很高兴地接洽我们，安排我俩吃了午饭；然后提供笔墨纸张让我们写大字报。我也不写草稿，铺开整张大纸，略一思索，执起毛笔，蘸墨即写，把我所了解到的富绵事件的真实情况直书纸上。秉笔直书，不改只字，一气写了一个多小时，写了七、八张大纸，写完就让人马上把它张贴到大街上去。人们蜂拥着去看这份大字报，纷纷说，原来是这样的。人们对富绵“打派”的遭遇深表同情。完成了此事，我俩就起程径回城区，回到大军。

回到大军不几天，白冰从地区文工团出来找到我。他说，目前境况太危险了，“支派”扬言要抓他，他在团里待不下去了，决定离开本地去省城，然后回老家避难。他说别的多名大军常委都互相说了，打算离开，躲避危险。他认为我比他更危险，劝我跟他一起走，暂时不干了，躲过风头再回来干。我说，如果我走了，目前大军很快一下子就散了。我们的同学怎么办？我们的战友怎么办？我们的群众怎么办？我不能走。他说，如果“支派”“革联”打来，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挽救失败的大局，你顾不了大家的。我说，虽然我们抵挡不了“支派”“革联”的进攻，但我在，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们就能够凝聚在一起，我们的群众就有希望。我宁愿在敌人的进攻中战斗而死，决不愿意现在独自离开去避难。白冰见劝不动我，也不再勉强，他说：你一定要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转移出去，为的是日后更好地开展持久的斗争。你不肯走，我理解你；那我留下我在省城和老家的两个地址给你，你小心保留好，一旦情况危急，你必须想办法离开，就去这些地方找我。我答应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白冰留下两个地址给我，连声嘱咐我不要太冒险，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我允诺了。我们两兄弟握手惜别。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九章《革野杀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