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六章 缴获手枪

《乱世情缘》第十六章   缴获手枪

蔡梓权

（上接《第十五章 斗争升级》。）

回校后，我随即出到周贝村大军指挥部，仍然主持指挥部日常工作。

两派斗争的形势依旧严峻，紧张。我向指挥部成员汇报了上京呈报情况、递送材料的有关情况，大家对我省“打派”赴京代表团领导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对我们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感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学校，也向“革野”全体同志作了一次汇报，鼓舞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念，勇敢斗争，勇于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们倍受鼓舞。艰难和危险压不倒我们，倒反更加激发起同志们斗争的勇气。同志们开展工作更加主动、积极、有效。这期间有更多的同学加入“革野”组织，我们的力量进一步扩大。

不久，“支派”“野兵”传回一些“北京消息”，说到我在北京时，不肯与军分区支左办孙主任握手，有人说，这就是“打派”大军、“革野”“反军”的表现；并渲染说，他连和解放军领导握手都不肯，难道他和解放军有刻骨仇恨吗？又有人说军分区有领导说，“革野”的学生有不少人是有能力的，他们学习成绩好，可惜只专不红，站错了队。有坏人混进了“革野”，“革野”很多同学都是被蒙蔽了。如果他们不反戈一击，继续执迷不悟，就会成为“右派”学生，滑到反革命分子的道路上去。

有同学把这些消息告诉了我，我认为，这不啻是对我的严厉警告，同时也是对我们“革野”同学的极大的威吓。我回到学校，在“革野”全体会议上向同志们说明了当时在北京自己之所以不肯与孙主任握手的缘由。我说，我们认为军分区“支左”犯了“支派不支左”的错误，孙主任直接管这个工作，他负有主要的责任。我要求他改正错误，支持我们，我才和他握手。难道能说这个做法是“反军”吗？是我个人对孙主任、对解放军有“刻骨仇恨”吗？他们说我们的同学“只专不红”，“白专”，我敢说我们“革野”大有人才，我们的同学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我们都敢于有自己的思想，有独立的见解，敢于实事求是，辨明是非，作出自己的选择。我认为我参加“打派”，参加“革野”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受别人的蒙蔽。我也绝不想蒙蔽别人。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的情况，如果觉得自己是受到蒙蔽的，完全可以赶紧退出去，“革野”不会拦阻大家的。

听了我的这番话，同志们纷纷发言，热烈议论。大家一致认为，不和孙主任握手是表明我们要求军分区改正“支左”错误的严正态度，是适当的，没有错。“支派”“野兵”把这攻击为“反军”，添油加醋，说成什么“对解放军有刻骨仇恨”之类正是他们无限上纲上线，恶意诬蔑攻击，挑拨大军、“革野”与解放军的关系的卑鄙伎俩。我们参加“打派”、参加大军和“革野”是自愿的选择，是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的行为。我们认为必须这样做，才是正确的，革命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什么“右派学生”、“反革命”之类，由他们说去吧！

一番热烈讨论之后，“革野”的同学们更加斗志坚定，大家更加团结，更加积极了，没有一个同学退出“革野”。我认为，“革野”的确是大有人才。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时，地处周贝村中心位置的地区印刷厂已经完成新厂房的全部搬迁工作，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厂房。这里本来是地区“支派”“革联”的一个据点，现在空了出来，大军决定马上把它“兵管”过来，把大军指挥部由造反楼搬迁到印刷厂去，以之用作大军指挥部的正式办公场所。

印刷厂的厂房面积比造反楼宽敞得多，能使用的房屋有20多间，还有一个小篮球场兼广场。大军指挥部、红工总、红农总、红革总、机关革联及“8.16战报编辑部”等各种工作机构全搬过去，还绰绰有余。有一些房间可以安排用作宿舍，用于接待各地由于遭受派性野蛮批斗、残酷打压，逃难避险流落于此无法投亲靠友而要求大军予以帮助的“打派”人士和战友，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这些人员也发挥所长协助大军开展一些适宜的工作。大军指挥部很快成了人员聚集的场所，日常人出人进，大家匆匆忙忙，颇为热闹。

大军后勤人员又利用原来印刷厂的厨房开办了一个食堂，提供简易饭菜解决大军有关人员的吃饭问题。大军指挥部成员与所有人员一样，凭钱和粮票购买饭菜票，凭饭菜票买饭买菜。通常化一角来钱、半斤粮票就可以买到半斤米饭、少许蔬菜，够吃一顿了。这样，一般地我就在大军食堂里开饭，不必赶回学校食堂开饭了。白冰在外出演出之余，平时和大军其他常委一样，每周到指挥部值班一天。他所在的文工团驻地离指挥部不远，他通常回单位食堂开饭，不必在大军食堂吃饭的。而他每逢买肉、杀鸡加菜时，常常来约等我，届时用自行车驮我到他家饱餐一顿，补充营养。我是十分感谢这位热心的大哥的。

白冰近段时间很忙。他带领他在文工团的组织“鹰击长空”与团里全体“打派”联合，加上我校“革野”和一中“红革会”一些得力的文艺骨干组成的大军文艺宣传队，近来常常到工厂、农村和各县市演出，节目十分精彩，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发挥了火热烘烈的宣传鼓动效应。很多群众就是看了这些文艺演出之后了解了“打派”的观点，参加到“打派”队伍来的。最近，他们又编写、排演了一个反映“打派”斗争历程的有名的歌剧《疆域风雷》，他亲自为其主题歌《霜打青松松更青》谱曲。此剧切合斗争形势，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剧作情节扣人心弦，歌声澎湃激越，一经演出，即形成长时期的轰动效应。一时间，《霜打青松松更青》的悲壮悠扬的歌声广泛流传，脍炙人口，传遍城乡。“霜打青松松更青，血染红旗旗更红。疆域三月起妖雾，小将今朝战恶风。舍生忘死为革命，临死就义仍从容，一片丹心为人民，永远忠於毛泽东……”多少“打派”战士就是高唱着这首歌，凛然正气，舍生忘死，抗高压，顶暴戾，奋不顾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白冰又带领宣传队到省内外多个城市演出《疆域风雷》等节目，同样引起热烈的轰动效应。这些演出通常都是义演，免费的，但结合每场演出,很多支持“打派”的组织和群众都会积极发动募捐，有很多群众和单位同情、支持“打派”，就会主动地捐钱捐物，因此宣传队的演出往往募得很多钱物。白冰把募捐得来的钱物全部交给大军。每次演出归来，他们上交给大军的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甚至达到上万元。在两三个月里，交来的捐款就有两三万元之多。在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钱，米粮是一角多钱一斤，猪肉是七角多钱一斤，这些几万元捐款实在算得是巨额资产了。

大军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片无分文，毫无经费可言。平时各组织自己开展一些活动，一般发动同情、支持“打派”的群众募捐，得到一些费用，所得通常也是由各组织自用，没有上交之说。只有大军亲自发动的募捐活动得到的款项，才能作为大军自己的活动经费。这些钱款通常量少，且不确定，而白冰带领大军宣传队演出所得的捐款就是大军得到的最大笔的捐款了。但这些经费与大军日渐增多的所需开支相比，确实还是杯水车薪。

我把所有这些款项全部交给指挥部办公室，由我校“革野”派出的吕同学等人担任办公室主任及办公人员负责掌管，严格管控，将这些有限的经费全部用于大军所需物品，包括办公、生活、宣传、接待之类用品购置，以及武卫班研制有关枪弹所需原材料物品购置等的各项开支。

幸好大军所有人员的工作全部都是义务的，自愿的，绝对没有任何一分一厘的报酬，也从来没有谁提出过要什么报酬。相反，很多同志都是毫无私念地无怨无悔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竭心尽力，倾其所有资助大军。大家一心想的是革命，是自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是全心全意的忘我、奉献与牺牲，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么一种忘我、奉献与牺牲，就是一种革命精神，一种革命品格，一种革命的理想、信仰和追求。

我在大军任职期间，对于大军所得极其有限的全部是募捐而得的所谓经费，可以说，连一分一毫都没有动用过这些钱。其他常委们也一样。大军指挥部这批成员们与绝大多数“打派”战士们一样，大家都是廉洁奉公，公道正派，确实没有人动过贪污滥用这些钱物的歪念邪想。这些人忠诚廉洁的表现，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后来这些人都经历过失败后遭受的严酷的批斗和刑审，没有一个人被审出有什么经济问题。可以说，那是经得起斗争和历史的考验和检验的。

这期间，原来战校“长缨”派来担任指挥部通信员的10名初中同学，继续跟随着我，听我的调遣布置工作。他们往往骑自行车来，见我不会骑自行车，他们就约我晚上到街头教我学习自行车。学了一段时间，我也可以骑车了，但练车机会甚少，很不熟练。接着，这帮小同学认为现在斗争形势越来越危险，他们又自觉负责起我的警护防卫工作，无论我外出去哪里，他们往往派两三个人跟随着。我一再说明不用这样，但他们不听，仍然要护卫着我。后来，这情况被我们学校“革野”同学知道了，“革野”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由“革野”派人担任我的警卫员。于是，在高三年级的“革野”战士中，专门挑选一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同学安排任我的警卫员。后来，直至1968年“2.6事件”发生而大军被打散的三个来月的时间里，“革野”派来担任我的警卫员的同学前后有四个人。这些同学都很负责，很优秀。结果前两个担任警卫的同学都在后来的武斗中分别负了伤，而且他俩每人都是被对方子弹打中肝脏部位而受伤的。后面那两个担任警卫的同学则在后来红革总领导班子改选时，由我推荐他们先后接替我分别担任了红革总的总指挥。他们都是具有良好工作能力和组织活动能力的人才。

到了11月上旬，局势是越来越严峻，省城和几个中心城市接连爆发了几次枪战激烈的大型武斗，我地区城区及各县市、乡镇的大小武斗此起彼伏，一直延续不停。“支派”依仗枪多势众，屡屡发动枪战武斗，施行打人、捕人、伤害他人等暴力行为。每到晚上，城区及城郊时时响起时急时缓、或零星或集密的枪声，令老百姓心惊肉跳，难得安宁。大军深感没有武器受人欺侮伤害、无法保障“打派”战士生命安全的危难艰困。我们一方面加大研制武器弹药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派出多方人员，到外地去，向各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派组织求援，争取得到一些武器援助。但急切之间，武器研制工作进展不快，外地求援工作也无甚成效。我心情焦急，也无法且无奈。

一天上午，我正在大军指挥部处事。忽然一群“打派”战士押着一个人涌进来。原来这家伙是个“支派”头目，他身带武器上街行走，被我们一伙“打派”战士发现，围捉住他，缴了枪，还有他随身带着的两排20来颗子弹，现在连人带枪弹一块押送到大军来了。大军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欢腾，人们欢叫着：“我们缴到枪了！”“揍他！”“打死这个坏家伙！”这个“支派”头目被吓得脸色变青，两腿瑟瑟发抖。

人们把他押到我办公室，把枪和子弹一起交给我。我接过一看，心里很高兴，这是一支老式的德国造驳壳枪，这是我们大军得到的第一支枪呀。

枪和子弹当然可以收下，这个人怎么办呢？战士们是一片的喊打叫杀，我想，绝不能这样，即使对俘虏，也要讲究俘虏政策。

我阻止了要动手打人的战士。我说，我们缴获了他的武器，他已经成为大军的俘虏。我们一定要讲究政策，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不得虐待俘虏，绝对不准乱打人，侮辱人。我要求大家把他交由指挥部处理。战士们听了，都服从，各归原位，照常工作去了。

我安排人把这“支派”头目带到一间空房里，给他喝水，让他吃饭。他眼见着我们阻止战士们打他，又这么礼待他，他很快平静下来，也很感动。原来他是地区杂技团的一名功夫型演员，叫李某，身材壮实，是杂技团“支派”组织的一名负责人，也是“支派”“革联”武斗队的成员，怪不得他会随身带枪。我叫人讯问他有关“支派”“革联”“抢枪”的经过，及其内部一些武斗活动和计划安排等情况，他很顺从地把所知的事情都交代出来了。他并一再说明，他只是参与了一些武斗活动，但从没有直接打人、伤人。我方人员随即与杂技团“打派”组织了解，证实其说明是真实的。待讯问完成，我看过讯问记录后，认为，该了解的情况已经了解了，再留着他，时间一长，难以保证他的安全，而且我们内部恐怕还有人要惹事，会出乱子。我与值班那个常委商议一下，决定将他交军分区领回去为好。我随即叫谈判小组人员去通知军分区，请军分区马上来人把他接走。

军分区早已知悉“支派”李某被大军抓获的消息，正在研究如何劝解大军放人的方法，得到大军同意放人的通知，十分高兴，马上派来两个科长前来领人。我们把李某交给了这两个科长。领头的一名科长随即要求我把我们缴获的那支枪和子弹一起交给他们带回去。我说，枪和子弹现在不能交给你们，暂时留在大军由我们保管。等“支派”“革联”把他们抢去的武器弹药完全交回去，我们一定把这支枪和子弹交回给你们。科长们明知我们不会给枪，也不勉强，且带李某回去复命了。

军分区领走李某没多久，大军放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大军内部马上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议论纷纷，说大军太软弱，这么轻易就把凶手放走了。我校“革野”领头，一中“红革会”附和，很快召集、带领两三百“打派”学生集队来到大军指挥部造反示威。示威人们在指挥部里高呼口号，群情激奋，直斥大军指挥部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投降路线，扬言要揪出投降分子陈独秀，打倒“混进大军的赫鲁晓夫”，来势十分凶猛，简直把大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惊吓住了，不知怎样应对才好。有一同志好心地跑来劝我赶紧躲开，避一避风头再说。我的警卫同学也建议我暂避一下。我说，不用的，我必须向大家说清楚。

我走出来，平静地走到示威人群面前。我对大家说，通知军分区派人来把“支派”“革联”的李某领走，是我决定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我可以向大家说明。

人们安静下来，由一些负责人和激进分子一个一个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有抨击，有批判，有批评，有质疑，有疑问。我耐心地听着大家的激烈的意见。慢慢地，人们也逐渐平静下来了。

然后，我要求大家容许我作出说明，大家允诺了。

我说，今天我们的战士抓获了“支派”“革联”武斗队的一个成员，缴获了一支手枪，我们大军终于得到了第一支枪。这是很好的事情，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胜利。对这个人的处置，我们是讲政策，讲策略的。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感化了他，他很快就顺从地把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了。我们通过讯问，获得了不少重要情况，也知道这个人并没有直接的伤害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关押他，“支派”“革联”必然会以之为借口强硬地逼迫大军放人，甚至可能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力量弱小，到头来没有办法留得住他，可能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现在我们主动地把他交给军分区，在政治上就赢得主动，不激化当前两派矛盾，而且更加显示我们大军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老百姓会有对比，更加知道哪一派是好的，人心会向着我们。就包括“支派”“革联”的一般群众，相信他们很多人也会逐渐明白的。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们目前处理这个事件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绝对不是右倾，不是投降，指挥部里也没有陈独秀，没有赫鲁晓夫。如果我们确实是屈服、右倾、投降，那我们随时可以下台。我想，大家都是可以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的。

我向同志们说完了这番话，示威人群的激动情绪也冷静下来了。大军指挥部的同志也纷纷向前来示威造反的同学们说明，慢慢地，大家对指挥部的做法都表示理解了。

最后，我对大家说，无论怎样，我们内部的坚强团结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个事情，表现了我们的战士们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这是很可宝贵的。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同时，也说明我们干革命，必须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策略性，两者同样重要，不可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有所偏废。我们一定要更加加强团结，加强学习，坚持斗争，讲究政策和策略，促使我们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家对我的观点是认同的。于是，前来示威造反的“革野”和“红革会”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赞同大军的做法，与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友好握别，平静地回学校去了。这一场类似“逼宫”“政变”的事件终于平静地化解了。

地区杂技团的李某由军分区领走后，很快放回去了。他回去后，很快辞去了杂技团“支派”组织负责人的职务，也不再参加“支派”“革联”武斗队的活动。他最终成了一个逍遥派。这是后来杂技团“打派”的同志告诉我们的。

这次捉、放“支派”“革联”武装人员事件及其引发的大军内部示威造反的风波，很快流传散布到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大军指挥部这样处理的方式方法是正确的，是恰当的，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与“支派”“革联”随意打人、抓人，恶意伤害甚至无辜杀害他人的恶行相比，人们更加认识到，大军并不是平时“支派”“革联”所宣传的如同“打砸抢的”、十恶不赦的、青面獠牙般的“暴徒”、“匪徒”，而是行为文明的，讲究政策的，真正是实行文斗反对武斗的，是真正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更多的人民群众，包括“支派”“革联”里的一些基层群众，进一步明确了大军的观点、路线是正确的，是值得信赖的。更多的人们纷纷加入到大军的队伍中来，很多“支派”“革联”的群众反戈一击退出“支派”“革联”，也加入到“打派”的行列里来。这时候大军的力量扩充速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效应可是我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

就连军分区的一些领导也认识到，大军的领导层有比较高的领导水平，认为我们掌握政策水平比较好，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不久，由北京学习回来的军分区甘政委、曹司令直接来到周贝村大军指挥部看望我们，与我们友好相谈，表示对大军的支持。后来军分区又专门安排一名梁参谋长负责直接与大军指挥部联系沟通。梁参谋长与我直接联系交谈过几次，我们也请他来参加过大军举行的一些会议。他很赞赏我，说我思慧敏捷，他说，怎么你开会发言都不用打稿子，讲话表达得这样清楚流利。他对我的工作和能力十分赏识。这个时候，军分区与大军的关系是明显改善的。

后来，我们得到的这一支德国驳壳枪就归由我掌握了。我喜欢枪，但其实不懂弄枪。虽然在几个月前在学校搞军训练习实弹射击时，我也练习过七九步枪的射击，但从来没有练习过手枪射击。现在虽然有20来颗子弹，但实在舍不得拿去练习呀。我想，不要练习浪费子弹了，到时候需要开枪时，我一定可以打响的。所以，这支枪我只是保管着，平时就向熟悉枪支的一中“红革会”负责人陈同学请教学习枪弹的擦拭、拆装，把这支枪擦拭、拆装了多次，但到头来我却连一枪也没有打过。

这段时间回到学校，看到“革野”增加了不少新的同学，新的战友，队伍越来越壮大，真叫人高兴。看到新参加的人员里有好多个天生丽质、容颜姣美的女同学，也有一些平时只是在学校文艺晚会演出时才见到的姿容俊丽、多才多艺、端庄素颜,被同学们誉为“校花”的女同学。“革野”的领导告诉我，她们都是最近退出“野兵”，反戈一击，加入到“革野”来的。我听了，在高兴之余，心里不禁掠过一丝疑虑，“革野”这么艰苦，这些看来外表如此柔弱的她们能经受得了吗？她们能顶得下去吗？不过，我没有说，也没有与她们主动说过话。而这一批女同学参加进来之后，“革野”的歌声比往时增加了许多。她们领唱的歌儿格外动听悦耳，大家唱起歌来，豪情壮志，直抒胸臆，高歌嘹亮，士气倍增。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七章 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