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 杨富来

 柳暗花明

1974年底高中毕业后，我应征入伍，在野战军47军141师服兵役，4年后复员退伍，回到原籍。后在天河学校任民办教师，不到一年时间，又回乡务农。

人生艰难，道路曲折。在生活的大海里冲浪，屡屡受挫，连连败北，我已被击打得鼻青脸肿。可怜的心呵，饱受蹂躏，像鸡蛋碰到了石头上，破碎不堪。但我依然坚定、刚强、自信。我总认为，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从天和学校回到村子，许多人以为，我将从此一蹶不振，终生会成为黄土地的奴仆，再也跳不出“农门”了。其实，他们想错了。这时，我已经没有前几次的惶惑和迷茫。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同天和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的比较中，我看出了自己的水平和实力。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一定会成功。

《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奴隶要解放，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整天苦思冥想，不如立即行动。

1981年的秋季，阴雨绵绵。村子泥泞的街道，无法骑自行车。我戴着草帽，把自行车扛到村口的沙石公路上，然后骑上自行车，到离家三十多里路的户县第二中学，找高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严方贵老师。

经过多次的奔波，终于在涝店镇的姚村家里，找到了严老师。

严老师还和当年一样热情豪爽。严老师告诉我：“户县 二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复员军人来补习功课，一律招收。前几年补习的复员军人，都考上走了。有个叫张兴繁的复员军人，好像是你们余下的，今年考到上海复旦大学了。展雄武校长在会上，多次对复员军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刻苦学习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严老师最后热情地对我说：“九月一号来报到，带上十二元学杂费。”

师生情谊最纯洁，不夹杂任何功利成份。高中毕业离开老师七年了，老师没有忘记学生，还像以前一样，给学生以无私的帮助。虽然天空浓云密布，道路一片泥泞，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但我的心里却是艳阳高照，一片明媚。像在外边受了欺负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股暖流在我心里奔涌。

我反思了1980年参加高考失败的原因。虽然我的语文数学基础还可以，但是，物理化学太差。而物理化学在短时间里很难突击上去。所以，这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

户县二中文科只一个补习班，有100多名学生。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赵建平。

赵老师朴素热情，大眼睛，高鼻梁，略显瘦削的脸上，充满着自信和微笑。他语文课教得很好，特别是古文讲的很详细，很明了。他常强调，学习语文必须抓住两点，一是古文，二是作文。因为古文和作文，占高考语文总成绩的百分之六十。我写的作文，他常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念，或者让我另抄一份，贴在教室的墙上，供其他同学参阅。

1981年的秋雨，从八月下旬，断断续续地下到国庆节。为了节省钱，舍不得买雨鞋。学校里都是泥路，我穿着夏天的塑料凉鞋，在泥泞的校园里来回奔波。每天上完晚自习，都要用自来水把脚和鞋冲洗干净，才能上床睡觉。到九月底，下晚自习洗脚时，水已经是寒彻刺骨，常让人心生畏惧。我对此印象很深，所以，参加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双高腰雨鞋，同时给哥哥也买了一双雨鞋。

文科考试的主要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英语总分只计50分，其他各科分别为100分。

教室的座位是按考试成绩名次排的。开学初的摸底考试，我的成绩排在全班六十名左右，坐在中间偏后一点。到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排在第三十一位，坐在中间偏前一点。

学生生活是单纯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学习。和过去上高中相比，多了一份责任和期待，但吃饭上没有后顾之忧。上高中时，每个周末都回家，每次从家到学校都要背一兜兜馍，因为在学校灶上舍不得花钱多买饭，就用自己带的馍补充不足。把馍兜兜挂到宿舍墙上，常常被同学偷光。后来，就从家带一个小木箱，在外边加上锁。但是，馍放到木箱里，不透气，时间稍长就发霉长毛，不能吃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妈妈费了一番脑筋。妈妈先把蒸出来的馍，去掉皮，掰成小块，再放到锅里炒干。这样，干馍块放一个星期都不会坏。而这次在二中上学，在灶上每顿都吃得饱饱的，不用再背馍了。一是离家远，周末不回家。二是家里经济状况比过去宽裕了，用不着再委屈自己。

时间像长了腿似的，不停地向前奔跑。不知不觉，就离高考不远了。

以前，没有听说过预考。但是，1982年高考前，先进行了预考。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实际录取人数又太少，录取比例大约百分之十左右。这样，预考就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预考虽然不是正式高考，但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预考没有过分数线，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学校预考结束后，学生就放假回家了。待到来学校看预考成绩的那天，在半路上，我碰到同学杨睿。他到学校看完榜后向回走。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他父亲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

我问杨睿：“你上榜了吗？”

他说：“上榜了。”

我又问：“你看见我的名字了没有？”

“我没注意。”他说。

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知道，杨睿同学，是不好意思告诉我落榜的坏消息，所以说“我没注意”。

一年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家里的希望，自己的理想，就这样化为泡影了吗？想起哥哥用自行车，带着100多斤的粮食，骑行三十多里路，给我送到学校时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像万箭穿心一样难受。顾不得同杨睿同学说一声再见，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向学校跑。

到学校后，公布栏上，文科班同学的姓名，用毛笔写了四张大红纸。我把四张大红纸上写的所有同学的姓名，反复看了五遍，就是没有我。

真是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呢？我绝不相信这样的结果！

天在旋转，地在旋转，房子和树都在旋转。我感到一阵阵眩晕！

我蹲在教室的房沿台上，抱着头，闭着眼睛，静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神来。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毕业班学生放假了，老师也放假了，连个问询的人都找不到。后来，我跑到涝店镇的赵家堡，多方打听，找到了赵建平老师家里。

赵老师光着膀子，正在用筛子筛麦子。听了我的诉说后，惊讶地说：“不会吧，我记着有你呀。”

赵老师马上放下筛子，穿上上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和我一起骑着自行车向学校走。

晚霞把西天映得通红。红黄白等各色浓云叠加堆积起来，像起伏的山峰。太阳越来越大，光线越来越暗，慢慢地向地平线下挪移。我和赵老师赶到学校，天已经黑下来了。

学校停电，到处黑蒙蒙的。赵老师在校门口小卖部，买了两支蜡烛，就急急忙忙找人查出榜登记册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赵老师从校务处办公室出来了。他对我说:“快谢谢张老师，把你名字查出来啦。是出榜的人把你漏掉了。你还考得不错，第十三名。”

我连声说：“谢谢张老师。“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向赵建平老师辞别。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1982年的高考，大学和高中专录取采取一条龙的办法，即大学和高中专放到一起考，按成绩高低，大学先录取，大学录完后，高中专录取。高考前，就要填好志愿表。大学和高中专共填一张志愿表。大学志愿可以填报五所学校，高中专也可以填报五所学校。

我自上学以来，参加了许许多多的考试，养成了一个习惯，所有的试卷，碰到填空题，不管会不会，都要把空填满，绝不会把空留下。这次填志愿表，高中专栏里还有一个空，本来不想填了，最后还是在犹豫中，填上了“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我想，不能让空空上啊。

七月份，北方关中地区，是最热的时候。每年高考期间，天气都非常炎热。但是，1982年高考的时候，老天却开了眼，连续下了三天雨。使人感到很凉爽，很舒适。

    参加完高考后，我就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劳动。由于父亲去世的早，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十二岁起，星期天和学校放假，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十四岁时，每年在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就可以买回口粮，自己养活自己了。体力劳动虽然辛苦，但劳动过后，吃饭也香，睡觉也香。黄土、泥巴、牛粪看着脏，其实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毛主席早就说过：“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过去有“劳动改造”这个名词。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要参加劳动改造；地富反坏分子被管制起来，要参加劳动改造造；在外工作人员犯了错误，被开除后，要参加劳动改造。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劳动可以强健体魄，劳动可以改变山河，劳动可以推动历史前进。我们的祖祖辈辈，不就在这块黄土地上，靠辛勤的劳作生息繁衍的么？

当时农村，没有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消息很闭塞。 考试成绩单领到手后，只知到自己过了录取分数线。我的总成绩是389分。数学86分，还算可以。英语7分，按百分之五十比例推算，卷面成绩应该为14分，实在有点太差了。我对总成绩虽然不很满意，但毕竟过录取线了，心里还是得到了些安慰。 

我考上学校的消息，在我们村子里引起了轰动。不是因为我考得成绩好，而是因为我考上学校实在太出乎常人的意料了。我成了一面旗帜，高高地耸立在学生和家长的心中。更是一个榜样，成了活的教材。许多家长教育孩子时说：“你看那个当过兵的，离开学校八年了，还能考上。咱整天念书，为啥考不上？关键是功夫没下到。”还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我吃饭时也念书，有的说我在梦里也念书，还有的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书，晚上不睡觉。

在我示范作用的影响下，好几个年轻人，又离开土地，离开村子，到学校补习功课去了，而且，最后都如愿以偿，跳出了“农门”。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咸阳地区公安处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让我到咸阳地区行署招待所目测。原来是部队院校和公安院校提前录取招生。

在招待所里，我见到了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陕西省公安干部学校）教务处主任姚维泰老师。

姚老师是山西人，中等身材，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双眼像亮剑，闪着锐利的光。他穿着上白下蓝公安制服，让人产生一种敬畏。

姚老师温和的对我说：“看到你志愿表里，填了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你愿意当公安人员吗？”

虽然，我当时从未想过要当公安人员。但是，只要能上学，能离开农村，我没有任何挑拣的。我便对姚老师说：“我愿意。”

“公安人员要同犯罪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工作很危险，你怕吗？”

“我不怕。”

姚老师看我朴实、真诚，个头又高，就微笑着频频点头。让我在房子走了一个来回，做了两个蹲下站起动作，又在我肩上和背上拍了两巴掌，最后说：“我看你比较稳重，以后在班里担任个班干部，为同学服个务。你先回家，等通知吧。”

我连声说：“谢谢姚老师，谢谢姚老师。”

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妈妈高兴得眼里涌满了泪花。妈妈不停地说：“这是佛祖显灵了！这是老天睁眼了！”

妈妈把手用肥皂洗了两遍，用扫炕的小笤帚把身上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到佛龛前烧香磕头去了。

妈妈信奉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认为人不论干什么事，老天都在用眼睛看着，佛祖都知道。所以要行善积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常有人在家门口要饭，妈妈总是很友善的施舍，把不穿的旧衣服送给要饭的人。妈妈常说：“再小的恶事都不要做，再小的善事都要为。做人要眼大心实，心胸坦荡，不要沾别人的小便宜，能行善就多行善，能帮人就多帮点，这都是给自己积荫德呢。”

妈妈认为，杀生有罪孽。吃荤，吃葱、韭、蒜对佛不尊敬。所以，几十年来，妈妈一直忌口，只吃素的。

九月下旬，哥哥背着姐夫给我做的小木箱，送我到学校。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出站后，坐20路公交车到李家村下车，步行约200米，到达学校。当时余下到西安的火车票是五角钱，火车站到学校公交车票是四分钱。

天翻地覆啊，一切期都变了样！人生的命运，从此将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从偏僻落后的农村，来到了繁华文明的省会城市；从一个农村户口，一下变成了商品粮户口，这是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而终生无法实现的。那些民办教师，还在为上岗证书，绞尽脑汁，苦苦熬煎。要转成公办教师，路途还很遥远呢。

校园像公园，像旅游景点，处处都令人耳目一新。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恨不能长出一千只眼来，总是看不够。

漂亮的喷水池，美丽香郁的花园，浓荫繁茂的树木，整齐高耸的教学楼、宿舍楼，都使人兴奋、喜悦不已。

我们宿舍共六人，睡架子床，专门留出一个床铺，让大家放箱子。这和高中时的宿舍简直是天壤之别。高中时期的宿舍是大通铺，床板凹凸不平。老师用尺子量地方，每人四十公分，晚上睡觉翻身都很困难。一个宿舍住五十多人，一到天热，空气很污浊。

我们学校学生的待遇，和其他大专院校比较起来，是比较高的。服装全发，包括单衣、棉衣、衬衣、鞋袜等，和部队一样。所不同的是，部队发新衣服时，必须上交旧衣服，而学校不用交旧的。每人每月23元钱，35斤粮。当时国营企业的学徒工每月18元工资，比我们还少。机关干部每月30斤粮，也比我们少。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没有粮票，就不能在单位就餐，就不能在外边饭馆吃饭。农村生产队，给国家交过公购粮，集体留过储备粮，分到农民手里的粮食，就300斤左右，每月平均还不到30斤。

感谢祖国，感谢人民！在这样好的环境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刻苦学习知识，积极锻炼身体，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将来好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作贡献。

“遥想当年警校，月夜习武，晨读伴残星。靶场枪口喷火蛇，教室模拟法庭。凌云壮志，撼九州五岳，气贯长虹。”这是30多年后，我写给朋友一首诗的一段，是对当时学校生活的回忆。

人，只要自己不倒下，谁也别想把你打倒。只要不放弃，不舍弃，奋力拼搏，任何艰难困苦，都将被克服。

2017/2/28

《首都文学》2021年第61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