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中冀觅桃邦
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中冀觅桃邦
——苏轼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主题试探
苏轼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下简称《水·明》)的主题是什么？据云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概括：
其一，作品中没有精神寄托，纯粹表现作者独在异乡，时逢中秋佳节而倍思亲的情怀。
其二，作品中有寄托，写作者政治上失意，屡遭贬谪，欲返惧返，最后作出了安于现状的选择。
其三，反映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挫折而看破红尘，便产生出世之念，然而面对美好的人生又依依难舍的心情。
以上三种观点，都从问题的某个角度，论证了这首词的不同主题，比较起来，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但却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联系作者于当时当地的思想发展境界，即在由出世回到入世之念，然而又不可能找到一条真正出路的矛盾心理的分析上还缺乏广度和深度。
那么，苏轼词《水·明》之主题究竟应当怎样来挖掘和理解呢？其实，词的末句便已经一语破的了。词的主题展开，是作者借助中秋赏月，填词怀弟，表达了他于沉浮的宦海中遭受波折，产生了超脱人间的出世之念；但是，面对美好的人生怀着对君王的一片忠诚，又决心振作起来回到现实。可是，人世之广袤，大地之宽阔，为什么老是给人过不去呢？作者苦苦地思索、探寻、用那“永存”的“桃邦”之“但愿”，回答了他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因此，笔者认为，苏轼词《水·明》的主题概括起来就是：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中冀觅桃邦。何以见得呢？
这里，先对全词作一个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意译，然后从联系作者于当时当地的处境、思想发展与当时所作的这首词所表达、抒发的思想感情入手，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必然到自由的剖析，看其中有什么本质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并是否符合作者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
一、全词意译
明月般高洁的升平之世何时能有啊？我举杯遥问青天。不知今日朝廷，现在又怎么样了，我本想弃官出世，去过那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又唯恐皇上难以忍受失去贤臣的冷漠之苦。可正当我在皎洁的月光下翩翩起舞，过神仙般的日子的时候，却忽然想到，若是离君远去，岂是作臣子的本分，还是为国家做些事、出些力为好。
月光辉映着朱红色的大门，透过那低矮的雕窗，照着久久难以成寐的我，禁不住要问：同是天子脚下的臣民，互相之间本不应有什么仇隙，为什么相互间老是作出些悖逆人念的事情呢？啊！却原来，人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尤如那月亮有阴与晴、圆与缺一样，是从古到今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呀！但愿人类与世界长久永存，相互不要猜忌、争斗，世界永远象蟾宫那样洁净、美好，人们也永远地和睦相处吧。
二、主题分析
通观全词，作品先反映的是作者的出世之念，后反映的是，他在出世与忠君发生矛盾时又回到现实的积极入世态度，最后期冀一个人世永存、人与人之间永远为善的桃源的美好社会，恰恰回答了他于词的开头提出的“明月几时有”的社会问题。
“明月几时有”？这是一个本来就不难以回答的问题，难道作者真的不知道吗？不，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现象问题。因为，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词人、诗人，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位离京宦游的政治家。他于熙宁九年中秋，看来是“大醉”后怀念其弟所作的这首词。其实，词中却蕴藉着忧患、伤感、浪漫、进取的复杂情怀。他于仕途中被迫外任，在既被新党排斥，又为旧党所猜忌的情况下，借酒浇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象明月那样洁净的圣地何时才有呐？可是，青天无嘴，岂能作答，还是作者自己来回答吧。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新旧两党激烈斗争中，国家外患四起，人民负担与日俱增，反抗之声愈呼愈烈，效忠皇帝的苏轼实是心急如焚，他于此时此地想到了皇上的安危，社稷之兴亡，他唯恐皇帝有什么不测，国家遭什么不幸。然而，当个人处于沉沦之时，他不禁又心灰意冷，还是隐居山林，去过那与世无争的日子吧。可是又转念一想：我这样做对得起帝王吗？还是留在世间为国为君出力为好。这是词的上阕所反映的作者思想矛盾冲突和变化。
词的下阕点出了作者思想深处带本质的东西。词中，先写月光辉映门窗，照见无眠的作者，然后引出了感叹之声：“不应有恨”，而这一点晴传神之笔，正一语道破了回答问题的契机。“不应有恨”，不仅孕育着苏轼的政治主张，而且表达了他对世间人们本应相互友好与和谐共处，而不应有任何仇隙和怨恨的美好愿望。于是，当他提出这种政治主张后，便面对现实禁不住地大声问道：既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互相间老是那样过不去，那样与人难堪，掠人之美呢？紧接着，他又自己作答：这一切已是固有的，不容否认的现实啊！那么，犹如明月般的极乐世界何处才有呢，但愿有吧，希望有这样一个与人类永存的美好世界。由此不难看出，作品主题是反映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存在着忠君与隐退的矛盾心理，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中期冀一个桃源式的社会，从而在矛盾的囹圄中得到精神解脱。但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却有别于陶渊明式的“桃源”，是一个肯定君权的桃源，这是一个君权统治下实质上根本不会有的“桃源”。那么，苏轼的《水·明》所反映的这些主题思想，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什么根据呢？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其 一、苏轼于写这首词时为止经历的人生，所促使他形成上述思想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内在因素。
其二、苏轼的忠君爱国、超然物外、超脱人世及其冀觅桃邦思想的存在依据。
(一)
苏轼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朝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北宋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部民族矛盾尤为紧张的时期。当时，北宋官僚机构重叠，官员冗滥，养兵百万，军费、开支极大。同时，北宋每年还把大量的银、绢和茶叶送给辽和西夏，作为“岁币”。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不断增加赋税，大官僚却大量兼并土地而不纳税、不服役。政府把沉重的赋税、差役统统压在人民身上，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步步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部的辽和西夏经常出兵，威胁北宋安全，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自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官僚提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改革失败后，为了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稍后时期继之而起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变法，他提出了青苗、农田水利、古田均税、免役，保甲、保马、市易、均输等新法。由于新法触及大官僚、地主、商人的利益，便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扩大和加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因而新旧两党的斗争一直延续了数十年之久。
苏轼正是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一生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时二十一岁，做过主簿、签判等地方官，后便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议行变法，苏轼为反对派，即出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后因“乌台诗案”在湖州被捕入狱，接着被贬到黄州。哲宗元祐年间，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被召回汴京，做了翰林学士、待读、龙图阁等官，但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又被排挤出京，后于绍圣元年，哲宗新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一直贬到遥远的儋州，最后于返京途中的常州去世。
在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的新旧两党之争中，苏轼是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呢？从他主张改革、反对改革到维护某些新法的变化过程中，典型地反映出了正在向豪族地主转化的庶族地主阶层的两重性。在从事政治活动期间，他既反对王安石变法，又不完全同意旧党的政策，因此成为新、旧两党共同攻击的对象。由于他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完全同情和支持，因而，苏轼一生坎坷、宦海沉浮的失意和悲剧性命运便成为不可避免。如果把苏轼从初登仕途到最后一次贬居的历程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初入仕途”期和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轮回期，而《水·明》一词正是作于第一次“在朝——外任”的熙宁九年(1076年)的密州任上，这是首次从在朝到外任，而这段时期正处于变法之年——1069年到宋神宗死——1085年的中间。恰恰遇巧，苏轼这首词正作于王安石两度罢相的第二次时期(1074年一次，1075至1076年一次)。持第二种观点的学派认为：“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等句，表现了词人本想调回朝廷，但恐怕自己又作党争的牺牲品，还是不要回去而归隐乡里为好。这种分析，可能认为苏轼看到坚持变法的王安石罢了相，便产生了回京的念头。乍一看去，不无道理，可是，这仅仅看到了问题的现象，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而实际上，新法从实行之日起，反对变法的大臣如司马光、富弼、韩琦、吕公著、赵朴、范纯仁等纷纷遭到罢官的惩处，变法派仍居于优势。由此可见，应为：词人本想归隐，但恐君上身边无良臣，还是放弃退念，积极从政。总之，苏轼在这一阶段从总的来讲是在政治上虽不得志，但却处于忧国忧民的惆怅之中。
他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程度的呢？
现在，先剖析一下苏轼初入仕途起至写这首词的时候为止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政治态度，然后阐述他上述思想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把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时登上仕途到变法开始的熙宁二年(1069年)共十二年划为他于变法前的第一阶段，变法后的熙宁四年(即1071年)至熙宁九年(1076年)为外任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他的思想是：于卫道、保守之中有激进的主张，但终归是保守的倾向。比如，他在考科举的试卷《进策》和稍后年间的《思治论》中，就针对并分析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危机四伏的情势，提出了革新弊政的要求和主张。但是，在具体的革新措施上，却又大都空泛、抽象，均是一些治标的办法，如，他提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提出的仅仅是些治标而并非治本的办法，同时，也足见其对法制改革所取的不屑于态度。
第二阶段，他的思想是：竭力反对变法，内容激进，站在反变法派一边反对变法，如在《上宋神宗皇帝》和《再论时政书》他展开了全面攻击，甚至采取了恫吓的手段，企图动摇神宗皇帝对新法的支持，这一时期的政治观点已完全属反变法派，甚至其立场已经勿庸置疑地转到守旧派方面去了。
为什么苏轼的政治观点会从赞成变法转变到反对新法的立场上来呢？可以肯定，苏轼是比较清醒的封建统治集团成员之一，其实，他已经看到，当时的封建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革除弊政，整顿吏制，施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政策刺激生产发展，已经到了非行不可的地步。赞成并拥护变法，这是他初入仕途的政治态度，但这种态度又是非根本的、非彻底的、非全面的变法主张。特别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新法正式施行之时，苏轼却又跟在保守党人后面反对新法了。为什么他要反对新法呢？除了前述的那些历史的、社会现实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自身的内因条件促使了观点、立场的根本改变，因为苏轼在当时的地位已经较为显赫了，而新法的施行，又恰恰打击了享有封建特权的豪族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由于新法与自身及本阶级利益发生了根本冲突，便促其发生了思想观点的改变，这是内因促变的依据之一。其二是，新法的施行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雷厉风行的政治攻势，但却并未收到使北宋摆脱内外交困境地的效果，这也是促使他反对新法施行的第二个内在因素。
(二)
但是，宋神宗对新法的施行却是坚决的，而苏轼持上述政治观点、态度时，正处于变法派的极盛期，可想而知，京师岂有他的立脚之地？经过瞻前顾后、左右权衡之后，他不得不作出调离京城汴梁去作地方官的选择——于熙宁四年(1071年)变法后的第二年调杭州任通判，一直任到熙宁七年(1074年)后于熙宁八年(1075年)又改任密州知州。
从杭州调密州知州，这在职位上看来是升迁了，苏轼这时的心情是可以推断的，是由抑郁不平过渡到了对皇帝的感恩戴德和积极进取。但是，他对变法派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不是感激而是怨恨。那么，神宗为何此时心血来潮要提升作为他的政见异己的苏轼呢？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神宗是深爱其才而启用他的，但又并不是大用他，因为他反对变法。
在密州任上，对皇帝、对变法者的态度，苏轼是泾渭分明的。那么，他于此时此地的思想有什么特点呢？总的来讲，是矛盾交织而形成了“杂”，但又“杂”得有头绪，即：(一)忠君思想；(二)超然物外的老庄思想；(三)与陶渊明有别的追求“桃邦”的思想。
前面，笔者对苏轼初入仕途的政治观点及其外任后的政治观点已阐述清楚了。即，初入仕途时，是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可是在变法伊始，由于政见的分歧，使其作出了党派的选择，结果是受挫折外任。尽管心情是忧郁的，但总体来讲，其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对此，他在知密州任上有一篇作品便可作例证。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就是反映作者胸怀壮志积极入世的精神，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表现了他年富力强，勇于献身的精神。又如“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作者自比汉朝之魏尚，希望宋神宗象汉文帝接受冯唐的劝谏，让其持节赦免有过失曾被贬谪的魏尚、复以原职而效力边疆那样，将国防大事委托于他，使其大展“会挽雕弓如满月”之才，去“西北望、射天狼”。词中不但描写了打猎时的壮阔场面（如：“千骑卷平岗”句），而且还表现了他为国杀敌的勃勃雄心（如：“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句），充分证明了他在密州任所的积极入世态度和忠君爱国思想。在继后的任上，当他看到新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少积弊后，对人民的同情与顽固的保守便交织在一起，从而强化了他反对新法的决心。然而，面对现实，又深感自身力量的微薄与变法趋势的不可逆转。这时的思想便成了在入世与出世的十字路口的思索、徘徊、选择。
总之，苏轼于整个密州任上并不十分得意，尽管职务上有升迁，却仅仅得到神宗的另眼相待，使他在极度的迷惘之中得到一点慰藉，但这并不能弥合其政治失意而留下的精神创伤。于是，在此前提下，那种既“失意而不失志”，又超然物外的思想产生，便成必然。比如，苏轼于熙宁八年在密州所作的散文《超然台记》便可证明。
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时，从前任手中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据《超然台记》载：其“始至之日”，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浊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对此，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是皇上赐给自己的装在高升酒杯里的苦酒，既来之，则安之，苦酒权当琼浆饮吧。他深谙人世间的“忧”与“喜”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竭力于失意的酸楚中求得精神的相对平衡。比如，他在文中叙述到自己在宾客们的陪同下，“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那种忘乎所以、超然物外的神情便活脱地表现了出来。其次，这种思想在文末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如“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取其名曰‘超然’，以见予之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之外也”，足见苏辙对其兄此时此境之意是心领神会，取“超然”二字赠之正合其兄意。同时，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苏轼的悲观厌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恰与陶渊明的思想一脉相承，并有惊人的共同。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苏轼对陶诗是推崇备至的。如，杜甫在《遣璺五首》中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对陶潜其人其诗皆于非议。而苏轼则不然，对陶诗极力推崇，道“柳子厚(柳宗元)诗在渊明下，韦苏州(韦应物)上”，“……所贵乎枯者，谓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又如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言其兄苏轼是“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足见陶诗在其心中是第一位的)；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把陶渊明列为这些历史上极负盛名的诗人之首，一扫前代评家之陈见，一纠杜子美之偏颇，虽不乏偏爱之心，但足见其欣赏陶潜诗之“实”的思想内容，而这些思想内容又恰恰是陶潜的超然隐退和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了的。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言道：“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不仅把陶潜超然物外的思想誉为极盛，而且纠正了杜甫的偏见，还从艺术上认为杜子美的诗于陶潜诗的高风绝尘有所不及，并进而以陶潜压倒一切诗人。更为甚者，苏轼还首开追和古人诗之先河，自哲宗元祐七年（1084年）于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后来又在惠州、儋州“尽和其诗”共100多首。难怪黄庭坚在《跋子瞻和陶诗》中写道：“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可见，这些实例，无一不证明苏轼受陶渊明诗风及其艺术熏陶感染之深。第二，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苏轼在超然物外的思想指导下，幻求一个人人平等的清明世界。在这一点上，苏陶二人是共同的。稍后时期，苏轼履黄州时，对白居易、陶潜更是仰慕备致。“东坡”的命名来源于白氏忠州东坡，苏轼以“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之句，把陶渊明比作自己的前世人。可见陶渊明在人生观方面对苏轼的影响之深。
但是，苏陶的思想却又有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对君权的肯定与否。即，究竟要君权统治下的“乌托邦”(权借用一下这个后世的外来词)，还是要无君权的“乌托邦”。这就是根本区别。陶氏蔑视君权，否定君权，而苏轼则不同，他不仅承认、肯定君权，而且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更为甚者，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是如此。
首先，如苏轼在《祭常山回小猎》诗中云：“圣明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其句集中表达并映证了他“意取西凉主薄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以苏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的自述，其投笔从戎，效力疆场的忠君爱国之志，更是不言而喻。又如在熙宁八年创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以勇斗猛虎的孙权自比，希望朝廷录用。又尤其对《水·明》一词中的“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于《坡仙集外记》中就有一段描述，云：苏轼于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调歌头》寄子由云……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其次，董毅《续词选》卷一中也如此写道：“忠爱之言，恻然动人，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以为终是爱君，宜矣！”那个极富感染力的“唯恐”“高处”，不正应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可见，苏轼的思想是忠君的。而对这两句的理解应当是：我本想悄然隐退出世而去，但又怕皇上失去我而感到冷漠和孤寂。
总而言之，正如王永照在《苏轼选集》中的“前言”所述：“政治性较强是苏轼整个外任时期(包括初入仕途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在苏词《水·明》的主题中有明显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主张。是以自己提出问题、又用现实回答问题、最后又试图以“但愿”来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形式，鲜明活脱地反映出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内心实质。虽然，他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这个社会现实问题，但是，却用“但愿”这一点晴之笔，揭示出自身对“桃源”式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原载笔者2008年诗集《笑咏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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