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父亲

我有两个父亲，一个劳模父亲，一个作家父亲。

两个身份异同的父亲，不但给了我完整的父爱，而且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演绎了一个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

两个不同身份的青年后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红太阳的光辉照进了陕南商洛山中一个叫马炉的穷山沟，如牛似马的马炉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了太阳的温暖，开始了对当家作主和幸福生活的憧憬。刚从水深火热中逃脱出来的山民中，有个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小名叫刘庆的放牛娃，他是全村年龄最小受苦最深的后生。自小失去了父爱，大哥被拉了壮丁，三弟被狼咬死，家里剩下他、二弟和守寡母亲。为了二弟和母亲的生活，12岁的他上黄龙山当了放牛娃，除放牛外，每天天不亮被赶起来担水、扫院子，稍有怠慢就要挨打受饿，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是主人不吃的黑馍。苦挣苦熬一年到头，只能在腊月三十晚上偷着回家与亲人团聚，第二天又得东躲西藏，避着拉壮丁。他做梦都在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能有一天过上好日子，吃上一口饱饭。当红太阳的光辉照进马炉这个穷山沟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感受到温暖的人，也从此有了自己的大名刘西有。

走出水深火热后的刘西有，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由穷变富”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号召，把全村的八个光棍汉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商洛山第一个变工队。

人组织起来了，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劳动工具。为不影响来年春的大干一场，刚入党的刘西有冒着严寒和他的大哥刘西山，步行去几百里外一个叫赵川的铁矿背矿石。在赵川，他俩以换工的方式起早贪黑，用了十余天时间换回了87斤生铁，于年前回到了家乡。以同样的换工方式把毛铁打成了12把虎牙镢。1952年刚开春，刘西有的变工队肩扛着12把崭新的镢头，开始走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1954年进入初级社的刘西有一马当先，不但把自家的农具全部送进初级农业社，还动员互助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入了社。入社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所有初级社的社员都分到粮食，而未入社的社员还是吃了上顿无下顿。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5年冬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打下了基础。相邻的几个村子都纷纷要求加入刘西有的高级社。随着入社社员的增多，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刘西有受到了县上的表扬。

商洛是闻名全国的贫困山区，马炉大队更是商洛山中贫困中的贫困，“炉岔沟，麻石头，十料庄稼九不收，天一旱连根烂，天一涝水冲掉”是对马炉极其真实的写照，而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刘西有同他的一班人，开始对全村的山、水、田、林、路进行了规划，确立了炉岔、杨坪为首期样板田工程，继而在慌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康沟闸沟修田。他把全大队的劳力集中起来，在光石板上垒石坝，用背篓把别处的土背来垫地，对多次治理失败的康沟采用修涵洞的办法，上边种地，下边流水，年年修年年改进，经过七次大的战役，在全村一百多条沟修造石坎梯田和坡台地千余亩，粮食产量翻了几番，首次解决了马炉人的吃粮问题，使人老几辈没吃上麦面的人开始了有麦面吃。这一奇迹在省上引起了振动，陕西省和商洛专署多次派人前来调查核实后，对马炉大队的愚公移山精神给予肯定。1958年冬季，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行各业群英会，刘西有代表马炉大队光荣地出席了会议，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为马炉大队签发了国务院奖状，从此刘西有便成了闻名西北的劳动模范，“十二把镢头闹革命”成为刘西有艰苦创业的高度概括。

     1951年春，在陕西周至终南山麓的白龙沟村，同样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另一个故事。

“秦中自古帝王州”的关中平原，厚重而灿烂的文化积淀使这里的文化极为发达，唱秦腔戏便是这种古老文化的光大，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唱秦腔的业余剧团——自乐班。这一年暮春的一天下午，县上派人来白龙沟村检查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村上于当晚举行汇报演出，一切准备停当，可在开演前，却找不到打板的青年后生屈亲民，使这场演出泡了汤。原来，一向性格秉直的屈亲民，看不惯村里干部对县上派来人的低眉下气，更看不惯县上那位干部的摆架子，便悄然出走，直到第二天他才回到了村里，而在县上干部面前丢了面子的屈家老人和村干部们，正窝着一肚子的气，没等屈亲民进门，父子俩就吵翻了天，屈亲民一气之下跑到了周至县（白龙沟村原属周至，1958年划归户县），又从周至跑到西安，他想报考设在长安的西北艺专，怎奈不逢招生时月，就通过考试，被招进了西北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训练班。从此屈亲民便有个当干部的名字叫屈超耘。他，就是我的父亲。

                 庄严承诺所演绎的人间亲情

    也许是命运的使然。在保险公司干了段时间后，爱好文学的父亲屈超耘那能忍受天天算帐数钱的折磨，受作家柳青扎根基层的影响下，便向省人事厅提出自己不愿意在省城工作而愿意到最艰苦的基层去。省厅同意了他的申请，1953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7岁的父亲便坐上了敝蓬长途卡车，颠簸着翻过险峻的秦岭，来到了陌生的商洛山腹地商州山城。

早在白龙沟的时候，父亲就读了柳青的一些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他发誓也要当作家，写出与《种谷记》一样的好小说来，加之他在农村时，接触了以后写长篇小说《地道战》的作家李微含，并接受其赠书《渭河两岸》，他时刻牢记着这些大作家的话，要当作家就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此，他刚踏上这片土地，就被商洛山区火热的生活场面刺激了创作灵感，拿起笔投入了创作。从1955年起，他先后在《陕西日报》、《工人文艺》、《延河》等报刊发表了《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我和永清》、《测量队到了丹江边》等小说、散文、诗歌作品。

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初到商洛后，父亲把习作寄给了在长安皇甫乡深入生活的作家柳青，以求得他的指导，柳青在给他的回信里，说了一段后来被文学爱好者广为传诵的名言：“苹果熟了自有掉下来的时候，不熟也不要勉强”。

父亲把大作家的信压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一天念三遍当座右铭，把钢笔当镢头，把稿纸当土地，不停地耕耘着，收获着日逐成熟的苹果，终于他以讴歌山区火热劳动生活为题材的四场眉户戏《桑园人家》得以发表和出版，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此在商洛山里，一个笔名叫清漪的青年作家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

正当父亲的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在百十里外的丹凤县月日公社马炉大队，以“十二把镢头闹革命”而闻名的刘西有，却在为吃食堂的事熬煎得坐卧不宁。原来1958年大跃进，上级号召大办食堂，作为党员他没有含糊，立即腾出自己的房让集体办食堂。但管区的人还嫌他办的食堂规模太小，是七户八户的“小蛋蛋”，要他办三十五十户的“大家伙”，说那样有气魄，而刘西有是个实在人，他认为马炉山里都是十户八户的小村落，办大的，五里八里甚至十里的人都挤在一块吃食堂极不方便，就不听上边的话。于是，他理所当然的被停了职，用后来时兴的话叫靠边站。说来也怪，老天的报应说来就来，1959年的灾慌给包括办大食堂在内的“共产风”将了一军，党中央召开了会议，号召实事求是，恰好这一年是国庆十周年，中共陕西省委为了教育干部，准备编一本农村干部教材。这样经过考察，便确立了马炉大队的刘西有为宣传对象之一。而父亲被抽了出来，负责采访刘西有的先进事迹。

接受任务后，父亲从商县来到了龙驹寨镇的南部山区马炉。前后半个多月，他同刘西有朝夕相处，跑遍了马炉大队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被刘西有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打心眼里喜欢这位支部书记，不但人实在，心眼好，而且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从马炉回到商县后，他抑制不住激动心情，连夜动笔写了篇《创业将》的长篇通讯，刊登在《丹江报》上，社会反响很大，刘西有这个先进典型一时间传遍了商洛山区。

马炉之行后，父亲十分钦佩刘西有。虽然两人的身份不同，差异也不小，但他觉得刘西有是个质朴的农村干部，很有典型的代表性。而刘西有也觉得父亲是个很随和的文化人，两人彼此觉得很能说得来，时间一长，便成了知心的朋友。而由于工作需要，父亲仍经常辗转于马炉和商县之间。到马炉后，就索性吃住在刘西有家中。

1960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清早起来，父亲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当他从小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却见西有之妻李便正在与一个女人吵架，只听那女人破口大骂李便，言语下流不堪入耳。他来到蹲在场边抹眼泪的刘西有身边，问他是怎么回事?刘西有声泪俱下地道出了吵架的原委。原来他抱养了一堂兄的儿子，谁知儿子养到了一岁时堂兄反悔了，想把儿子要回去，刘西有夫妇视养子为命根子，那能舍得养子被要走，而这时那位妇女更加放肆的骂着“你长着×却不生娃”的粗话，李便被气得当场晕了过去。

父亲那里见过用娃吭人的事，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大声质问对方：你还是个女人吗？咋能这样侮辱人！

那位妇女见对方是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便不敢再骂人了，将自己的儿子抱上就走，刘西有夫妇眼看着由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被抱走了，失声痛哭起来，父亲见状内心好不酸楚。为不使刘西有过多地痛苦，很快能从失去养子的痛楚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他便做出了将还未出生的我许给刘西有夫妇做养子的承诺。原话是：“老刘，你甭哭，将来要是我生了儿子就给你。我不信世上还有拿娃欺人的。”

刘西有夫妇听了这话止住了哭涕，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瞅着父亲虔诚的面孔，他俩简直不敢相信。过了好长时间，刘西有才又问了一句，老屈你说的话算数吗？父亲笑着说：“西有呀，咱俩打了这么长的交道，我还能说假话吗。不过，要是我爱人生了女孩，却不能给你。”

刘西有夫妇满脸微笑着说:“要是女孩我还不要呢”。原来他已抱养了大队支委张与全的一个女儿做了养女。

父亲的承诺做出后，刘西有很快从失去养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之中，由于他的扎实工作，使60年代的大灾慌，全马炉大队没有一户社员饿肚子，他的名声便再次愈来愈大，而盼儿子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1961年9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商县蒲峪小学里，随着一声尖历的啼哭，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我，一个被父亲后来起名叫丹影的我。我的到来，让母亲欣慰地露出了笑容，而父亲这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了在马炉给刘西有夫妇做过的承诺，这件事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自己的妻子哩。

父亲坐在台灯下，瞅着刚安顿好的我母子俩，思忖着该怎样告诉母亲。窗外的秋风吹得窗户啪啪作响，父亲的内心也在掀动着一股股狂潮，他实在对母亲开不开口。

眼看着我快出月了，一个艳阳的秋日下午，父亲见母亲在愉快地逗哥哥玩耍，就将他在马炉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所做的承诺讲给了母亲，一惯贤惠温柔的母亲听了父亲所讲的话后，大声地和父亲吵了起来。这也难怪，谁能嫌自己的儿女多，又有谁能舍得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一贯是个懂道理又讲道理的人，可在这件事上，他变得既不懂道理又不讲道理，先是反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那能听得进去，他干脆就用离婚来逼母亲答应，否则他无脸去见好朋友刘西有。

父亲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母亲终于答应了，父亲立即给百十里外的马炉大队挂长途电话，让刘西有赶忙来商县，而不巧的是他正在西安开会。直到母亲休完产假，才从西安回来直奔商县，谁知却扑了空。因为，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我，母亲反悔了。父亲无耐只有将刘西有先打发回马炉，等他作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后，再通知他来商县。

尽管母亲一直舍不得将我送人，但她到底是懂道理有知识的女性，更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道理。经过父亲的再三动员，1962年1月21日，刘西有的妻子李便和她的弟媳同母亲一道，把我从蒲峪小学抱回商县城，已是下午时间。这时，寒风呼啸卷起了漫天黄尘，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父亲见时间不早了，就催促李便和她的弟媳赶快往车站走，在去汽车站路过商县照相馆时，父母亲抱着我照了一张相，并由父亲题写了“与丹影分别留念，1962年1月21日清漪”的留言。从照相馆来到汽车站，恰好没有当天发往丹凤的班车，父亲害怕母亲夜长梦多，就用笔写了一张“商县至丹凤沿路各村镇，见此条请照顾好持条二人的食宿，屈超耘”的纸条，要李便和她弟媳抱着我立即步行回丹凤。

就在母子分离的时刻，所表现出的是何种情景，父亲这个大男子汉也被感染得热泪盈眶。原来父亲催李便赶忙走，李便不好意思，就将我又让母亲再抱一会儿。父亲再催一遍，母亲又将我递给李便的弟媳，就这样三位女人轮流着抱我，谁都不愿挪动脚步。父亲见此情发起了火，李便才从母亲怀里接过我，递给了她的弟媳。这时，我哇的一声啼哭了起来，霎时那哭声像一把锥子，刺在了父母及李便的心上，三人同时流出了眼泪。李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含泪向我父母亲作了简单的告别后，便和她弟媳向东边方向走去。

听着我的哭声越来越远，母亲瘫坐在了商县汽车站门前的土堆上，哭得天晕地暗，任凭父亲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直到天色将晚，雪花绸密，父亲才扶着母亲回到了县委院子。母亲回到房子后就睡倒了，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只是不停地流眼泪。父亲无耐代母亲向商县文教局请假，提前将她送回了关中老家休寒假。这样，我从商州城来到了乡下农村，刘西有便成了我的养父。

大约一年以后，父母从商县来马炉看望我，养父刘西有便征求两人意见，让娃把你叫大还是叫干大？父亲说不叫大更不叫干大，就叫我叔叫她妈为姨。从此，亲生父亲便成了我的老屈叔，亲生母亲便成了我老宫姨，老屈叔老宫姨一叫就是近二十年。

                       深深的父爱憾天动地

     我被抱回马炉后，养母没有奶水喂养，那时更没有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养母就在附近村掏钱为我雇了奶妈，一年的报酬是400斤粮食，夏秋各半。在那时粮食就不很充足，但养父为了我宁愿自己受饿。后来奶妈没有了奶水，养母就用洋芋粉加糖煮成糊糊喂养我。听养母说，那时一斤糖要卖6元且买不到，正在马炉蹲点的《陕西日报》副主编李迢、商洛地委书记赵潭冰等便把自己每月供应的糖让给我吃。而养母更是一天到晚寸步不离地守着，舍不得让我多哭一声。

我一岁时突发高烧，养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来了邻村的郎中为我诊治。误认为我是感冒，就一针接一针地注射青霉素，几天后高烧退了，却留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养父感到内疚，当即赶到了商县，将我的病情向父母进行了说明，父亲宽宏大度地对养父说，你已尽到了责任，那个娃不得病的。话虽是这么说，但等送走了养父，父母却极其伤感，尤其是母亲常常为我的腿而流眼泪，每年的寒暑假期，要步行来马炉看我，每来一次她的心都要疼许多天，即使我已长大成人，她还常常操心着我们家的生活，因为在她的心里，老觉得我生活得不如人。

自我患了小儿麻痹症后，养父母的眼泪也就没干过，他们常对着苍天发问:老天爷呀，你为啥那样不公，我娃啥时才能和别人一样，有一双健全的腿脚？为此，养母没少敬神，她多么希望我是一个健全的人。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养父坐在土炕上不停地抽着旱烟锅，和养母商量那怕是吃屎喝尿倾家荡产，也要把娃的腿治好，治不好的话咱对不起老屈两口子。养母坐在我的身傍，用她那双温热的手不停地摩挲着我的病腿，边摩挲边不停地叹息着，她曾不止一次地祈求老天爷保佑，早日让我的病腿康复。

大凡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而快乐的童年，可我的童年却是残缺的，因为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人，加之养父被打成了走资派。眼看着村里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只有哭喊着：“妈，我也要上学读书!”每在这时，养母只能安慰道：“我娃不哭，等明天你大回来了再背你去上学”。养母的话还未说完，眼泪早已被穿成了线珠子，我也在一天天地等待着又一个明天的到来。

上不了学，也无人玩耍，我只有同大我二岁的邻家傻子战喜一块玩。一天中午，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傻子战喜爬上了邻居家的土坯上玩耍，不小心摔了下来，头被摔了条二寸长的伤口，鲜血染红了衣衫，养母从地里赶回来，急忙背着我去三四里外的邻村看医生，当医生得知我是走资派的儿子后，不但不肯为我医治，还去了另一个村子，养母背上我又追到了那个村庄，等赶上那位医生，我因失血过多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养母便跪在医生面前，声泪俱下地求道：“医生，你就行行好吧，他大有问题，娃是清白的，再说娃是我抱一个工作组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人家，只要你给娃看好了，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养母的哭声没有打动医生，他撇下我绕道走了。养母无耐地抱着我往回走，七八里的山路，养母走了一路哭了一路，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山野里憾天动地，等回到家她已哭哑了嗓子。也许是养母的哭声感动了上苍，我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养母一阵惊喜，急忙用土方子为我施行了包扎。

养父一生都不求人，却在为我治病上毫不含糊，从未放弃过为我治疗，除了专门住在丹凤医院治疗外 ，还常常利用去西安开会之机带着我治病，为此没少遭人的白眼和奚落。记得我12岁那年夏天，养父又要去西安人民大厦开会，从丹凤汽车站上车时，县上的一位工作人员只给养父购买了票，而没有为我买票，到了西安解放门汽车站，下车后养父背着我正要出站，被一帮检票的人拦住，硬要我站在刻有尺度的墙边上量身高，然后补票。养父一再解释说我腿有残疾不能站立，该补多少钱就补多少，可那帮人硬说养父在逃票，还要罚款。正在争吵时，一个在丹凤工作过的熟人发现了养父，便帮忙说情，补了钱后养父背着我出了车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那帮人奚落养父的话“一个乡下农民，还敢在西安逃票”。那位熟人说养父是劳模，那帮人却说：“我管他劳模不劳模的，要想在西安逃票没门”。

 听到这些话，养父难过地流出了眼泪。我的心更不是滋味，养父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为啥事都没受过这样的气话，可他为了我的腿，却受到这样的奚落，我实在感到对不起他。从汽车站到人民大厦，养父背着我，冒着炎炎烈日，等来到人民大厦传达室门口，泪水和汗水浸湿了衣服，父子俩早已成了落汤鸡。而值班人员却拦住养父，养父说他是来参加贫协会的。值班人员上下打量了土里土气的养父一番后，不相信他的话。养父取出介绍信，值班人员才允许他进去不能带着我，说是住有外宾。养父只好让我在传达室等。报到后由会务组出面说情，我才被养父领了进去。

十几天的会议开得很紧张，但养父总是牺牲休息时间，背着我穿行于西安市的大街小巷为我寻医问药。在养父的不懈坚持下，我终于能够站立起来，有了能够行走的今天。

早在养父母给我抓紧治疗病腿之际，远在商县城工作的父母却不得不为我的上学之事而担忧起来，他们认为治病故然重要，但上学读书同样重要，眼看着我的年龄逐年增大，若不上学读书将来怎么生活。为此，父亲来马炉的次数多了起来，他在动员养父趁治病的间隙，要送我上学读书，还常常利用下乡之机对我进行启蒙教育。我还未上学之前，农村缺乏儿童读物，父亲就亲自动笔为我编写了大量的歌谣，至今我还记得那首“山沟沟，毛垭垭，秀秀走娘家……”。随着我年龄的增大，养父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开始背着我接送上下学，这样，每次父亲来看我，都带来许多铅笔和本子。在当时，虽然我入学时年龄偏大，但由于父亲的早期启蒙教育，加之母亲每年都利用放假之机来乡下辅导，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从小学到初中，我一边治病一边上学，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可学习成绩还是能赶上其他同学，只是偏科严重，也许是治病耽误了，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语文成绩出奇的好，而数理化成绩特别差。刚上初三那年，打算放弃理科学习而专门攻读文科，便写起了小说，这时恰遇父亲又来乡下看我，及时纠正了我的想法，反复强调要加强对数理化学习，不然的话考高中就成了问题。

父亲走后，我按他说的那样，坚持对数理化课程进行补习，尽管效果不怎么显著，但从这件事中，我深深懂得了父亲的关爱，从此以后，我便坚持全面学习，对每一门功课都不敢马虎。

1979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丹凤中学，养父这时已从县委班子中退了出来，但还是经常来县上开会，每次开会就餐时，他把桌上吃剩的肉菜，用缸子给我端了回来，生怕我吃不好饭，缺乏营养。时间一长，县委书记总觉得养父是有身份的老劳模、党代表，经常刮剩菜影响不好，还以为是他每次吃不饱，便专门找到我的父亲，要他向养父说要注意影响。当父亲得知养父是嫌那么多的剩菜倒掉可惜，是为我端菜时，便深深地被打动，他向县委书记说明了情况，县委书记也被深深感动了，便再没有阻止他的这种舔碗行为。

养父辛劳一生，为公事没少操心，为我更是操碎了心，由于长时间积劳成疾，便于八一年槐花飘香季节，被肝病夺去了生命，时年56岁。在养父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的眼睛始终不肯闭合，那是嫌我没有成人，这样走不甘心。父亲一边为养父穿寿衣，一边流着泪说：“西有，你就安心地走吧，你不在了还有我哩，娃和他妈我会照管的”。听了父亲的话，养父的眼睛微微地闭上了，而我和养母却为过早地离开养父哭得死去活来。

失去了养父那年，我高中还没毕业，如山的父爱突然坍塌，我一时失去了生活的支撑，再也没有人为我遮风挡雨，走在人前矮了三分，而生活对我来说才刚刚开始，我多少次跪在养父坟前，哭他不该过早地丢下我母子!好在从此以后父亲又承担起了对我的养育，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为我操心，直到我娶妻生子后，他仍时时挂牵着我，隔一段时间不见我回去，就打电话或去单位看我，而每一次都少不了叮咛我，不要忘记养育之恩，不管到了啥时候都莫忘了你永远姓刘。

父亲的教诲让我时刻铭记着我是刘家的传人，刘家的后代，所以从养父母病故至今，每年的春节和清明，无论天晴下雨，我都要回马炉为他俩上坟烧香，以寄托我深深的思念。

                   父亲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与做文

两位父亲给予我的不仅是深深的父爱，更教会了我怎样做文与做人的道理。六十年代的“极左”泛滥，父亲从此便离开了商州城，过上了漫长的蹲点下放生活，这不但扼杀了他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也让他的身心遭受了凌辱和迫害。尽管如此，他仍然乐观地生活着，没有向命运屈服。

在丹凤县龙驹寨麓池村蹲点期间，父亲决心要干出一点名堂来，于是就把母亲的工作也迁往丹凤。他到丹凤后，龙驹公社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他却吃住在大队附近的冶炼厂，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坚持创作，几年过去了，他所蹲点的麓池大队成了龙驹公社的先进队，他所创作的稿件也压满了轴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刚吹进商洛山，他便是第一批得到解放的人，16年的黑锅一朝雪洗，父亲的开朗性格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将早已写好的稿子一篇篇往外投寄，寄出的稿子很快就雪片似的开花，《西安晚报》就在这时瞅准了商洛山里的屈超耘，在该报为其开设了“寄寞庄杂记”专栏，一时间屈超耘的名子便经常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报刊界。当时，拨乱反正百业待兴，于是，领导在酝酿县文化局长人选时就想到了父亲。

走上了领导岗位的父亲，不但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我们姊妹几个的要求更加严励，尤其是对我的关心呵护，体现了一个长者的风范和做人的起码道德。

1982年，我高考落榜后进县酒厂当了临时工，两年后便在招干考试中被录用为国家公职人员。工作之余，受父亲影响我也爱上了爬格子，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先后有小说《省悟》和散文《父亲》等在报刊上发表，一时在山城引起不小轰动。这期间，厂里的一个青年女工便经常和我来往，且相互有了爱慕之心，时间一长，父亲便知道了这件事，阻止我不要朝三暮四，做人要本份。因为在此之前，乡下的一个青年女孩在我来县城工作之后，主动来我家帮忙照看养母已有一年之久，并有秦晋之好的婚约。父亲认为我的做法不道德，要我坚决断绝同那一女工的来往。尽管在当时我不敢违抗，又很不情愿这么做，但婚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的生活使我认识到，父亲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父亲的及时阻止，才使我在人生的路上没有误入歧途，没有做出有损道德和良心的傻事来。父亲的这些品德像灯塔，时刻为我的人生导航，让我懂得了怎样为人与为文。

                     养父永远活在我心里

     如果说父亲的做人与处世是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质朴的农民，养父同样是中国最优秀的典型代表。

1962年至1963年，由著名记者金凤采写的《当代愚公----刘西有和他的伙伴们》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养父连同马炉大队的名声越来越大，马炉成为西北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著名诗人魏钢焰也著了部《宝地、宝人、宝事》一书，收入了《旗手刘西有》，全面地介绍了养父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引起了省、地、县的重视，各级组织都先后派出工作组常驻马炉，协助养父的工作，养父更是夜以继日的苦干实干，由于没有劳逸结合，加之那时生活艰苦，养父胃疼的毛病说犯就犯，常常疼得他在地上打滚。正在马炉住队的月日公社书记刘西领实在看不过去，听说蓖麻油能治胃疼，就瞒着养父由大队出钱，买了5斤蓖麻油让养父治病。养父知道后不但没领刘书记的情，还说他不该这样浪费，俩人吵了起来，要知道马炉正处在艰苦的创业时期，5斤油的钱是来至不易的。结果刘西领书记不得不把油退掉，一气之下回到了公社。

1964年冬季，农田基建的战役刚打响，却没有抬石头的铁丝，养父利用到县上开会之机，顺便为大队购买抬石头用的铁丝。他把队上的钱放在钱夹的这一端，把自己的钱放在了另一端。等铁丝称好后，才展开钱夹寻大队的钱，营业员见他那么认真就问他：为啥把钱放在了两处？他解释说，要公私分明，不能把队上的钱和自己的钱搅在一起。营业员笑他愚昧，他没在意付完款就走。过后营业员才得知农民老粗就是刘西有时，肃然起敬。逢人就说刘西有买铁丝的故事。

1965年春，马莲台来了一个蒲城的买牛客，大伙商量把正在饲养的一头犍牛卖给买牛客。第二天早上，养父帮忙把牛赶到县城一旅店后，便返回马炉大队。奇怪的是到了下午时分，那头牛又回到了马莲台。大部分社员都说牛回来了就算了，我们白赚了一笔钱，而养父却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赚钱不能昧良心。于是第二天清早又把牛送回了县城。买牛客正在着急不知该去那里找牛时，养父和牛出现在面前，买牛客感动得热泪盈眶，硬要掏 50元钱酬谢养父。养父说:“我若要你的钱，就不会把牛给你送来”!一句话说的买牛客感激涕零。养父帮他把牛赶到卡车上后，才离开县城回家。

这就是我的两个父亲，一个作家父亲，一个劳模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