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四章 “九•五”游行

《乱世情缘》第十四章 “九•五”游行

蔡梓权

    （上接《第十三章  “八•一六”静坐》。）

“8.24”中央首长接见，肯定我省“打派”是激进的革命“左派” 组织，这是我省两派斗争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在我地区，“8.16”静坐得以乘其威势而顺利结束，实乃巧合而已，诚为庆幸。

    中央的表态支持，促使我省和我地区“打派”力量获得了迅猛的大发展。众多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和市民群众纷纷认同“打派”观点，成立新的“打派”组织，或加入原有的“打派”组织。原来“支派”组织的人员，有不少人纷纷反戈一击，退出“支派”组织，加进到“打派”的行列里来。

    在我校，“支派”“野兵”的委员、我们班“狂飙”的一把手张同学很快就牵头从“野兵”里带出了五、六十人，成立了一个认同“打派”观点的“独立师”，他担任“师长”。不久，“独立师”也加入了“革野”。我欢迎张“师长”带他的队伍加入“革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又在一起战斗了，我很高兴。他说，我也很高兴，咱们一起干。

    “革野”的学生人数很快增加到三百多人，而“支派”“野兵”的人数缩减为不足两百人。我校学生中另外有两百多人两边都不参与，但暗中支持和同情“革野”的同学较多，有不少同学是因为看到军训团仍然是明确支持“野兵”的，他们也就不敢站出来参加“革野”了。

    “革野”人员增多，力量增强，规模壮大，组织进一步充实。高三、高二年级一伙思路活、能力强的学生干部被选进了“革野”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力量。“革野”早期的一把手、“军长”——高三·六班的陈同学早也回来了，继续参加活动。我和江同学、黄同学请他继续负责“革野”领导班子的工作。“8.16”静坐以后，我处理大军的事务更多了，校内“革野”的工作主要的就交由以陈“军长”为首的领导班子处理了。同志们都十分支持我和大军的工作，派出了十多个工作能力强的同学随我到大军指挥部分工负责有关部门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大军工作的开展。

    在大好的斗争形势之下，我和大军继续恢复实施被“八•一六”静坐打断了的工作进程。8月底，我们把地区学校“打派”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革总”）。我被推举担任“红革总”总指挥，县一中“红革会”的负责人陈同学、战校“长缨”的负责人吴同学分别任“红革总”副总指挥。“红革总”所辖城区和所在县中等学校的“打派”学生，人数达上万人，以初中学生为多。这是当地文化大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接着，几天后，我们又组织成立了地区直属机关干部“打派”联合组织——地区机关干部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机关造总”）。

    至此，大军属下分属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四大战线的“红工总”、“红农总”、“红革总”、“机关造总”四大组织相继完成了组织构建工作。大军的力量号称达到十万之众。大军指挥部不再只是一个空头机构，不再只是一个空壳子，而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众多人民群众支持、明确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的激进的革命“左派”组织。

    周贝村南面有一条两百多米长的称作“南大道”的村路通向城区，“南大道”的城区一面，左边是一个农贸集市的大市场，右边是地区中医院。此中医院有两个二层的职工宿舍楼隔着“南大道”建在周贝村里，一个宿舍楼正对着“南大道”，另一个则在分隔两百多米远的“黄庄”。地区中医院是“支派”力量集中的单位，据说其院长姓黄，就是地区“支派”“革联”的常委，是铁杆“支派”；而住在周贝村里两个职工宿舍楼的员工大多数也是“支派”观点的。可能他们自觉住在“打派”指挥部所在地周贝村感觉不安全吧，而且他们新的宿舍楼刚好建好了，于是，这些“支派”员工全部搬移走了，这两个宿舍楼空置在那里。

    得到这个消息，大军指挥部决定，大军即刻从“十三队”队部搬出，进驻使用这两个宿舍楼。正对着“南大道”的那个宿舍楼的二层楼房用作大军指挥部，命名为“造反楼”，由工农兵战校“长缨”红卫兵负责驻守；而“黄庄”则由我校“革野”和另一所初中——朝阳初中“红一司”派出红卫兵联合驻守。

大军指挥部用二层楼房的“造反楼”作为办公地址，办公用房多了一些。“红工总”、“红农总”、“红革总”、“机关造总”四大下属组织都在“造反楼”安排了各自的总部办公室，各配置了值班人员。此外，由各组织抽调到大军指挥部相关机构来工作的人员也逐步增多了，工作人员以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多，大多负责刻写蜡纸、印刷传单、书写大字报等文字工作，以及接待、文秘、通信、保卫工作等。《八•一六战报》继续编印发行，编辑部安排在大军指挥部里，充实了多名长于创作的得力人员，正常编写、油印出版《八•一六战报》。该小报随即成为大军的权威的宣传刊物，很受群众欢迎，具有很强的宣传、鼓动力量。

    有几个善于出谋划策的中老教师，主动成为大军的参谋人员。有几个在单位里遭受批斗的“打派”领导同志，如有一个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一个是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个是某部门的领导等，他们在单位被批斗，决意离开，就住进周贝村，也自然成为我们的参谋人员。大军为这些同志成立了一个“参谋室”，专门请他们为我们出主意，筹谋划策。    

    在大军里，所有人员的工作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毫无一分一厘的报酬；而且，每个人都承负着莫大的政治风险。但大家都怀抱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慷慨赴义。每一个人都尽心竭力，忘我无私地工作着。整个大军指挥部洋溢着一种奋发激扬的士气，烘托着一种团结战斗的氛围。

    一天，“参谋室”的唐老师、梁副局长、韦律师一起来找我，说，现在，各单位“支派”揪斗地、县、镇和各部门、单位的“走资派”十分厉害；有的开大会、小会日夜批斗，有的设置“牛棚”进行拘禁关押，大搞逼供信，毒打，诬陷，极其狠毒；有的地方、单位已出现打死人、斗死人、逼人自尽的严重情况。“支派”他们通过批斗“走资派”，显示其“革命”，拉抬声势；同时攻击我们，说“打派”大军“只会‘反军’，不肯‘反资’”。因此，他们三人建议，大军在批判“走资派”方面，要采取一些行动才好。我同意了。

    我当即与大军指挥部以及“红工总”、“红农总”、“红革总”、“机关造总”的领导同志商量，随即决定，到9月5日，正好是一年前我校红卫兵冲击地委一周年，届时由大军组织一次游行批斗“走资派”行动。由“红革总”负责组织城区各校“打派”红卫兵学生参加，在城区开车游行，批判地、县、镇三级主要“走资派”，每一级批三人，共九人。由“红工总”负责安排两辆卡车载人，由“机关造总”负责通知各级主要“走资派”届时集中到地委大院等候上车游行待批，并要求被批者各自准备好接受批判的检讨材料。

    9月5日下午，我和“红革总”领导成员带领城区各校“打派”红卫兵学生五六百人集合到地委大院。地、县、镇三级主要“走资派”，每一级三人，共九人，也由“机关造总”的同志带到了。“红工总”安排的两辆卡车也到了。人们给每个“走资派”戴上纸糊制作的高帽，在每人胸前挂上一块写着各人姓名的纸牌，不用绳子绑扎，让他们徒手上了一辆卡车，分站在卡车车厢两边。游行开始时，由一辆卡车载着十多个红卫兵作前导，让载着“走资派”的车跟着，接着，其他几百名红卫兵学生随车后步行跟进。车行人随，沿着城区大街游行批斗地、县、镇三级主要“走资派”。

    红卫兵学生沿途一边走，一边呼喊批斗“走资派”的口号。站住卡车边上的“走资派”戴着高帽，挂着纸牌，随队游街示众。街道两边的群众夹道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遂成轰动。

    游行队伍沿着城区主要街道游行了一遭，化了一个多小时。然后，集中到城区中心西面一个叫五灯坡的地方。这里有一棵遮阴挺广的百年大树，在树下建有一个露天的约一米五高、二十多平方米宽大，平时供群众作文艺演出用的宣传台。游行队伍集合到这里，按计划，需要让这九名“走资派”上台分别向广大革命群众交待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谓“三反”罪行。

    游行的红卫兵学生队伍都在宣传台前分学校排队有序地站立着，等候开会。我领着这九个“走资派”走上宣传台，让他们脱下纸高帽，稍作休息，等一下按级别由高到低、职务由大至小的顺序依次走到台前，向群众进行检讨交待。

    我向他们讲明做法，让他们准备一下。按照级别、职务顺序，第一个要上来检讨交待的就是官职最大的地委韦书记。正在这时，韦书记对我说，他口很渴，要求喝点水再讲。我想，这些人游行了一个多小时，也够渴的了。怎么找水呢？我抬头一看，看到与宣传台隔着街道斜对面是县总工会，在工会门口摆有几档凉茶摊。我也不多想，马上跳下宣传台，跑过街道，就到凉茶摊，掏出两角钱，要买几杯凉茶。没想到卖凉茶的中年妇女可能认得我，她不肯收我的钱，用一个大大的口盅盛了大半盅“果露”水，递给我，笑着说，“‘八•一六’，你辛苦了！你喝吧。”这“果露”水，是采用柠檬酸、食用色素、香精、食糖经人工配制而成的饮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它的价钱比平时我们喝的凉茶要贵好几倍，我自己还从来没有喝过呢。我连声道谢，十分感谢这位热心支持我们的大娘！

    我马上捧着这一大盅“果露”水，回到宣传台。我把这盅珍贵的散发着甘甜香味的“果露”水先给韦书记喝了；接着，又分传给每一个“走资派”喝。这么一大盅“果露”水，让每个“走资派”都喝上了。我没有喝到。喝完之后，我请一个同学把这个大口盅送回给那卖凉茶的好心的大娘。

    然后，地委韦书记清爽喉咙，带头作了诚恳的检讨交待。之后，每一个“走资派”都逐一作了检讨交待。红卫兵队伍和围观的众多群众驻足静听每一个“走资派”的检讨交待，都默许表示通过了。

    “走资派”们检讨交待完成，宣传台的集中批斗活动就完成了。然后，我们用车把这九个“走资派”分别送回各单位，各校红卫兵学生自行回校。至此，我们的“九•五”游行就顺利结束了。

在整个游行批斗过程中，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们的所有红卫兵战士，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所谓“走资派”有打人、骂人的行为，我们是严格遵照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办的。我对这些所谓“走资派”，所说所做，完全是按我的职责例行公事，该说即说，该行即行，绝对没有说什么侮辱性的语言，或者做什么侮辱人的行为。至于去买凉茶却得到“果露”水让他们喝，纯粹是原先没有预想到的额外的插曲。

真没想到，这么额外得来的几口甘甜的“果露”水，居然使地委韦书记大为感动，增进了他对大军的正确认识和良好印象。这是时隔一个多月后，在他要发表声明支持大军之前，我与他曾经有过一次会面，在会面时他亲自告诉我的。其实，在游行当时，在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有或者会有什么效果，谁也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五章 斗争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