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一章 机务段会议

《乱世情缘》第十一章  机务段会议

蔡梓权

（上接《第十章》 革野。）

我上任“革野”一把手之后两三天，一天上午，负责外出联系地区“造总”的黄同学回来对我说，铁路机务段“打派”“造总”负责人委派地区“造总”通知城区主要“打派”组织一把手于当天下午到铁路机务段开会，研究重要事宜，不得缺席。要求严格保密。我与江同学、黄同学商议一下，他俩一致叫我去参加，我答应了。这是我第一次外出参加地区“打派”组织负责人会议。

铁路机务段距城区有五、六公里。我当时既无自行车，也还不会踩自行车，就先乘坐公共汽车进火车站，然后走路约两公里，去到火车站东面的机务段。

机务段办公楼是建于一个不高的山坡上的一幢独立的四层红砖小楼。坡脚处是机务段的公共食堂，几十米外四周是一排排的机务段工人宿舍。

来到这里，我认识了机务段“打派”“造总”——铁路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铁工联”）的负责人、一、二把手的老梁、老李，以及骨干分子小张、小黄。一把手老梁同时是当时机务段党委成员，坚毅稳重，他是本次会议的主持者、核心人物；二把手老李当时是机务段工会领导成员，年龄稍长，老成持重，他是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主要人物；热情的小黄负责会务工作，年青的小张带领几个工人负责安全和警戒工作。这几个同志后来与我联系较多，相互关系较熟络。

前来参加会议的是城区二十多个主要“打派”组织一把手或负责人，来自多个行业和单位，如：动力机械厂的老陈、火电厂的老盘、汽车修配厂的老谢、汽车总站的老黄、粮食车队的老郑、文工团的白冰、城郊农村的老文、大陈等，学校线的有县一中“红革会”的小蒋、工农兵战校“长缨”的小王、我校“革野”，还有银行学校的小杨、财校的小李、农校的小梁等。在如此危难时刻，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能聚在一起开会，都感到格外兴奋和庆幸。我与白冰坐在一起，我们都格外高兴。

在会上，机务段“铁工联”负责人、一把手老梁首先分析了当前地区内外两派斗争的严峻形势，说明了会议的目的。他指出，“6﹒9事件”后，地区“造总”负责人布置全面撤退、躲避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很多基层“打派”组织仍然有不少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此后这段时间，机务段“铁工联”组织一直主动联系地区“造总”仍然坚持斗争的个别同志指导地区“打派”的工作。因为当时铁路已是军管单位，他们不能公开地直接介入地方的两派斗争，所以，他们今天主持召开这个会议，召集经过他们精心选择的继续坚持斗争的各主要“打派”组织负责人前来开会，就是要帮助大家改组和重建地区“造总”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地区的“打派”工作和斗争。

随后，与会同志纷纷发言，一致认为老梁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表示赞成迅速改组和重建地区“造总”领导机构，认为这个工作举措十分必要。大家在发言中，也交流了各组织近段时间坚持斗争的做法和体会。我就我校“革野”自“6﹒9”事件以后的工作以及目前开展“兵训”的做法作了发言，同志们认为我们坚持斗争，讲究方法，稳妥有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机务段“铁工联”负责人、二把手老李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重建地区“造总”领导机构的构想：新的地区“造总”可更名为地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大军”。设立“大军”指挥部，确定在座二十来个主要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指挥部，作为“委员”；从中推选九个有代表性的组织的负责人，作为“常委”；在“常委”中由三所主要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我校“革野”、县一中“红革会”、战校“长缨”的一把手三个人组成“核心小组”；而我校是地区最高学府，省级重点高中，影响尤大，就由我校“革野”一把手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负责主持指挥部日常工作。

与会同志认真地对这个组织构想进行了讨论，都认为比较切实可行，一致表示赞成。大家随即讨论推选出九名“常委”、“核心小组”三名成员，以及“核心小组”组长的组织一把手名单，并一致举手通过。白冰和我都被选为“常委”，我并被选为“核心小组”成员和组长。我提出，这个“核心小组”组长最好由“核心小组”三所学校一把手实行轮换，每两个月轮换一所学校，让多一些同志都来当当练练，可能更好。但没有谁愿意当这个“核心小组”组长，大家一致否决了我的这个提议，还是主张由我担任“核心小组”组长。

既然如此，我认真考虑了一下，针对以前地区“造总”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以下意见：“大军”指挥部建立之后，要切实发挥联络、宣传，组织、指导，筹划、领导的作用，必须要有地方，有人员，有工作制度，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1.指挥部应该有固定的工作场所；2.“核心小组”三名成员至少要有一个人必须每天正常值班；3.九名“常委”要排好值班表，每人每周至少参加值班一天；4.根据具体情况，常委会每周至少集中议事研究一次；5.指挥部各委员随时向指挥部汇报、通报本组织工作情况，适时召开指挥部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布置相关工作。

与会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很重要，围绕这些意见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农民“常委”、城郊周贝村生产队的老文同志说，指挥部办公地点可以暂时设在他的家，即周贝村十三队的队部，那里二楼几间房都闲置，可以全部给指挥部用。因为周贝村大部分群众几千人都是“打派”观点的，而十三队几百人几乎全部都是“打派”，群众基础好。再则，设在村中央的地区印刷厂听说很快就要搬出村东面附近已经建好的新厂址去了。待他们搬出，“大军”指挥部就可以搬移到其厂子去。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人员值班和工作制度问题，大家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老梁和老李都说，我校“革野”是高中生，人员素质高，力量强，我作为“核心小组”组长应该主要抓“大军”指挥部的工作，最好每天都在指挥部正常值班，学校工作交由其他领导同志负责起来。“大军”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其他“常委”按值班制度正常轮值。这样，就可以保证大军指挥部每天至少有两个“常委”值班议事。至于指挥部的其他工作人员，决定由工农兵战校“长缨”派出十来名活动能力强的初中生战士到指挥部担任通讯员，配合我开展大军的联络、通信、宣传、文秘等工作。对老梁和老李的这些意见，大家议决一致同意，我不好再推托，也同意了。

散会之前，老梁和老李一再强调，鉴于当前斗争的严峻形势，今天的会议内容一定要严格保密。回去之后，传达范围只限于各组织的领导班子，不要扩散。各组织要严格按会议要求贯彻执行各项工作。他俩会及时到指挥部支持和指导大军工作。我和与会同志们一样，对铁路工人阶级和工人老大哥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意志充满敬意，衷心感谢他们对地区“打派”工作和斗争的无私支持和精心指导。

会后，回到学校，我马上召开“革野”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了机务段会议关于建立大军指挥部以及我必须到指挥部负责“核心小组”组长工作的精神，江同学、黄同学以及班子其他成员都一致认为，这样很好，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他们说，往常地区“造总”群龙无首，杂乱无章，发挥不出组织、领导作用，“革野”居中也发挥不了什么积极作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才行。现在能重建大军指挥部，由我出去主持工作，“革野”应该而且可以从中发挥积极的主导的作用，我们学校理应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们表示，仍然由我负责“革野”的一把手，不作改变。我可以实行两边兼顾，以大军指挥部为主；“革野”的工作，由我出主意，他们全力协助，支持配合做好。总之，一定要做到统筹兼顾，互相促进，“大军”要干好，“革野”同样要干好。我十分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决定按照大家的意见去做。白天，我出大军指挥部工作；晚上回校，与大家商议“革野”的工作，努力做到“两不误”。“革野”的日常工作，继续由江同学、黄同学负责主持。大家凡事多商量，多想办法，多出主意，团结、发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群策群力，把工作和斗争推向前进。

议决成立地区“打派”“革命造反大军”指挥部的“机务段会议”是于1967年6月24日召开的，就是此在地区两派斗争严峻时刻这一天召开的会议，完全出乎预想地把毫无思想和经验准备的我由学校两派斗争的舞台一下子就推上了范围更为广大的社会层面的地区两派斗争的舞台，这对于一个刚过十七岁、初涉人世、长期以来囿于学校校园、缺少生活和社会的阅历和经验，尤其是完全缺乏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高一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我固然说不上情愿，但坦诚地说，也不知道害怕，只感觉这成了一种责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责无旁贷，必须义不容辞地把它承担起来。人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它没有历经世面，不谙厉害，当然就不懂得害怕；况且，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时“革野”的这一群红卫兵战士自认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谁没有这样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革命精神？不懂干，没有经验，怎么办？学呗！有谁是等到学好了、等有了经验才去干革命，去斗争的？我们本来并没有两派斗争的意愿、准备和经验，纯然是多方面斗争的情势把完全没有斗争意愿和经验的我们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和斗争的滔滔浪潮，我们唯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而已。既已认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坚持的斗争，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利益的，是革命的，是正义的，这就成为我们必须坚持的信仰、信念和奋斗的目标，为之努力，为之斗争，为之奋斗，乃至为之流血，为之牺牲，那也是在所不惜，心甘情愿，无所畏惧的。这就是我们这些红卫兵战士当时的思想、心理和精神状态。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二章  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