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十章 革野

《乱世情缘》第十章  革野

蔡梓权

    （上接《第九章》 劲松。）

两派斗争愈趋激烈。“打派”的力量逐渐扩大，“支派”对“打派”的打压更加猛烈。

6月上旬，我省一中心城市某师范大学来了八、九个“打派”大学生，到我地区开展宣传、发动活动。地区“造总”经过联系和组织，决定在6月9日上午在城区体育场召开一次“打派”观点群众的集会，配合这几个“打派”大学生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谁知集会开了没多久，“支派”地区“革联”组织了几百名“支派”的学生和工人强行冲击会场。同时，开来几辆卡车，将这几个外地“打派”大学生强行捉拿绑架上车，强制递解离境。这就是本地两派第一次公开性群体冲突的恶性事件——“6﹒9事件”。

借“6﹒9事件”发酵，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之下，城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地方，迅速掀起了新一轮“支派”对“打派”猛烈打压的浪潮，形成更为强烈的攻势。劝退，污蔑，围攻，强行压制，监视，有的甚至限制“打派”人员的人身和行动自由，实行拘禁或拘押。“支派”宣称实行“红色恐怖”，而对于“打派”而言，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白色恐怖”。

形势确实十分危恶。“革野”陈军长带回了地区“造总”布置全面退却的指令，要求如同所有“打派”组织一样，“革野”暂时解散，全体人员迅速离开学校，分别回各县，回家去。地区“造总”领导认为，当前最要紧的是避开锋芒，远离危险，化整为零，保存实力；等形势好转，危险消除，再通知大家回来，重整组织，开展斗争。

陈军长把这个散队退却，回家避险的指令传达下来，要求大家坚决执行，尽快离校回家。他带头走了，“革野”指挥部领导成员大多走了，很多同学也很快离开学校，回家去了。

但有大约二十个左右的被称为“死硬派”的“革野”战士坚决不肯走，坚持留下来，而且，要坚持斗争，决不逃避，决不放弃！这批战士里，高三同学居多，其中六班的“反到底”就有五、六位，高二同学也不少，高一的最少，我班“劲松”战斗队只有我和那个性格内敛，平时少说话，但勤于动手操作的莫同学两人留下来。我们之所以留下来，认定的道理是，斗争越艰险，越应当坚持，这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品格。平时总是说，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怎么压迫一来，危险一来，就要躲避，逃避，回家躲起来，这算什么呀？这与在战场上弃守逃跑、屈辱投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我想，这或许也是人们说我“倔”的表现了。熟悉我的人往往会说我性格“倔”，越是压越不服，即使撞上南墙，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现在，或许就是这种状况了。

我们这伙“死硬派”同学碰了一下头，决定，留下来的同学必须坚持斗争。“革野”不能散，有我们在就有“革野”在！高三六班“反到底”的几个同学仍然发挥核心作用，原先也是“革野”指挥部成员的一个江同学、一个黄同学召集几个骨干同学，决定成立“革野”新的领导班子。班子里每个年级至少要有一个人，高一年级留下的人很少，他们看上了我，把我纳进领导班子里去了。危急关头，也不容我犹豫推辞，我不推托了。

在一个星月黯淡的夜晚，江同学、黄同学通知我们几个同学离开校园，去到城区公园湖面上的一个小凉亭开新的领导班子会议。在公园里，我们作为游人闲坐，不易引人注意；湖面开阔，便于观察四周动静；凉亭独立于湖水中，与其他游人隔离，便于开会。这是开展地下活动开会的一个好地方。

在会上，大家热烈而小声地发言。经过讨论分析，会议形成共识：一是“革野”不能散，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但要讲究方法，不能硬拼，要注意安全。在校内当前以收集资料，印发传单为主，不要搞辩论之类公开活动。二是努力调查“6﹒9事件”真相，把“支派”绑架、迫害外地“打派”大学生的恶行公之于众。三是由领导班子成员黄同学设法联系地区“造总”，支持地区“造总”中坚持斗争的同志继续开展工作。四是必须加强与中心城市、与北京支持我们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联系。会议决定派我和高二年级的一名吴同学代表“革野”前往中心城市“造总”汇报我地区斗争情况，再前往北京建立我地区的“打派”联络站。此凉亭会议对促使我们留校的同学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信念，继续坚持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会议决定，我和高二的吴同学第二天随即出发，乘了半天多的火车前往本省的一个中心城市，到某师范大学找到“打派”学生“造总”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我地区“6﹒9事件”及当前斗争的情况。同时，由他们帮助找到该校派来我地开展活动，在“6﹒9事件”中被“支派”“革联”绑架递解出境的那几个大学生负责人，了解他们在“6﹒9事件”过程中被绑架递解出境的具体情况。该大学“造总”领导和同志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坚持斗争的态度和工作，并支持我俩前去北京建立联络站的行动。但他们经费困难，也没有路费资助我们乘坐火车北上。怎么办呢？我和吴同学说，不要紧，我们会“扒车”，不需要买票，我们“扒车”去。“文革”初期大串连时“扒车”的经历给了我们足够的经验，我们对“扒车”上北京充满信心。

汇报工作和了解“6﹒9事件”绑架真相的任务完成后，我俩离开那所大学随即去到火车站。没法上客运列车，我们只能考虑扒坐北上的货车。在铁路停车场上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列车厢身上标明开往周口店的煤车。想想到周口店也靠近北京很多呀，先出省再说吧。于是我俩爬上这节车厢，安顿坐好。还好，午后不久，火车开动，向北。我们十分高兴，顺顺利利上路了。

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北开行，我俩躺在车厢里几乎满盛的煤块上，时而聊天，时而望天，时而瞌睡。反正火车你不停地往北开去就行。

也不知火车开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五、六个小时了吧，到了即将开出省界的一个小站，火车停下来加水。停的时间稍长，天也快黑了。我俩放松了警惕，坐起来看看车外的景物。却看见一个中年农民挑着一副箩筐停在附近的一个车厢旁边，正在想扒车，但挑着箩筐上不了，他在焦急地东张西望。我们想帮助他，招手约他到我们车厢旁边，打算帮他接提箩筐，让他能扒上车来。谁知就在我们准备接提箩筐的当儿，车站上一个警察打着手电筒发现了他，紧接着也发现了我俩。警察大声吆喝着：“不准扒车！”“别动！”与一伙人直奔过来。那农民赶紧飞快地逃跑，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我俩快速下车，拔腿就跑。那警察和几个车站员工一边喊“站住”，一边追上来。见我们不肯停，继续逃跑，警察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我们也累得跑不动了，终于被他们一起抓住了。

警察和员工们把我俩押回到车站，马上对我们进行搜查、讯问。开始时他们以为我们是坏人，态度很凶。很快，他们搜出了我们的学生证，知道我们是学生，态度很快缓和下来。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想去北京玩。他们告诉说，早就停止串连了，哪里还能去北京！你们赶快回学校，不准出来乱串。我们答应了。

警察收下我俩的学生证，看住我们。一直到半夜时分，有一辆列车往南途经我地，他们才押送我俩上了车，把学生证交回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乘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而回到学校。从出发到回来，前后花了三天多时间。就这样，到北京建立联络站的任务不能完成，落了空。

很多事情充满偶然性。试想，如果我俩不是心软，一心想帮助那个挑箩筐的农民扒车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被警察发现，就可以安然地随车北上，说不定就真的到达北京建立起我地区的“打派”联络站。那样的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就可能是另外一种遭际，至少不至于象后来这么曲折坎坷，艰难备尝吧？可是这种假设没有成立，我们毕竟被拦截而回，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革野”的领导江同学、黄同学对我俩被截而回，一点也不感到可惜，相反是感到高兴，他们说，回来好，家里更需要你们。原来我俩出去这几天，“革野”的工作开展十分困难，愤懑、压抑、沉重、茫然、难以作为的氛围笼罩着大家，有两、三个同学感觉难坚持，又打算离校回家了。大家情绪颇为消沉。

“革野”领导班子马上开会研究。我在会上向大家汇报了到中心城市某师范大学向“打派”“造总”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得到支持的情况，汇报了“6﹒9事件”中该校“打派”大学生被绑架离境的事实真相，谈到了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坚持斗争的赞许和鼓励。这些汇报有力地鼓起了大家的士气。根据学校当前的斗争情势，我提出，在学校里，只要“支派”、“打派”双方不直接冲突，对方决不敢贸然抓我们。我们人少，按现在三几个人分散活动的方式，势孤力单，只能受人欺负；如果我们改变活动方式，更加团结起来，集中全体人员一起开展活动，那就会有气势，有影响，有成效。大家一致赞成我的这个意见。因为当时“支派”“野兵”已经占据了学校正对校门、把握出入要冲的学校办公楼——钟楼作为他们的司令部据点，我们决定，马上占据学校西侧的科学楼作为我们“革野”的指挥部据点，“革野”全体战士全部集中到科学楼开展工作和活动。作为公开活动的一项重点内容，会议决定仿照前段时间军训的做法，我们自己搞“兵训”。就是每天上午用一段时间，组织“革野”全体战士全员参加，集中到学校操场上出操、跑步，进行队列训练。军训是由解放军教练员指挥操练我们学生，现在我们是“兵训”，就由我们自己操练自己。班子决定，由我担任“兵训”教练员。时势如此，不容我推辞，我同意担任起来。决定每天“兵训”完成后，再集中学习，然后集中开展有关工作和活动。

会议结束，马上行动。我们随即占据了学校西侧的科学楼，用二楼一间大实验室作为我们“革野”指挥部的办公和议事地点，别的几间教室安排给“革野”全体战士分组开展工作和活动。有了这个据点，我们“革野”算是有自己的家了，大家可以集中在一起团结战斗，都格外兴奋，斗争情绪空前高涨。

指挥部发给我一个哨子。每天上午时间一到，我就吹响哨子，集中全体“革野”战士列队“兵训”，到操场上出操，跑步，进行队列训练。尽管我们人数很少，只有二十人左右，但全体战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号声整齐，步调一致，表现了团结一心，坚强不屈的精神风貌。学校里很多师生和对方“支派”“野兵”不少人看到这种情况，大都露出惊讶、钦佩、赞许的神情。我们不屑一顾，毫不理会，我们做自己的事情。我们不与对方发生冲突，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勇气和抗争。即使有人想压我们，他们也找不到什么借口。

每天“兵训”完成之后，我们全体人员都集中到科学楼，组织集体学习，交流情况，印发传单，撰写、张贴大字报。但不与对方进行辩论。整个工作艰辛、紧张而热烈，井井有条。

很快，我们的工作和斗争形成了很好的影响，本地的、附近的一些原先回家的“革野”同学知道我们仍然在学校坚持斗争，他们纷纷回来了。不久，我们的人员又增加到五、六十人。全体战士集聚在一起，团结一心，开展工作和斗争，“革野”的声势越来越响亮。

从我赴京不成折回学校，参加“革野”新班子会议之后不久，特别是作为教练员指挥开展“兵训”以来，班子主要领导成员江同学、黄同学一直劝我，说班子全体成员和“革野”全体战士都认为我意志坚定，斗争坚决，工作有办法，有威信，大家信服，要推举我担任“革野”一把手。但我坚决拒绝，不肯听从。我说，我坚决不能担当一把手，理由很明显：一我是一年级学生，大多二、三年级的同学肯定比我强；二我连团员都不是，很多团员同学肯定比我好；三我是一个普通学生，只做过一个学期班的学习委员，学校学生会、团委会的大多数学生干部肯定比我强得多。在我们“革野”里，二、三年级的同学多，大多数是团员、班团干部，也有很多学生会、团委会的大干部，我怎么能担当一把手，领导得起他们呢？我可以在领导班子里做一名成员，跟大家一起出主意，干工作，但绝对不能做一把手！我态度很坚决，坚决拒绝，就是不做。但他们俩也不依不饶，几乎每天晚上或一人、或两人到我宿舍找我相谈，反复做我的工作，这样相持了整整一周时间。到后来，他俩说到，如果你实在不肯做，我们没办法，那我俩也不做了，干脆让大家回家，散了算了。讲到这种程度，我实在也不能再推托了，只好答应担任“革野”一把手。他俩很高兴，马上相继召开班子会议和全体战士会议，结果，班子成员和全体战士都一致赞成我担任“革野”一把手。

事情往往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而且往往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就是不是任由个人的意愿所能确定的。尽管我确实不愿意担任“革野”的一把手，但艰险的斗争情势就如此仓促地把毫无思想和经验准备的我推上了学校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这是对于既已认定的革命信仰的维护和坚守，是“同一战壕”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和组织的信任和托付，是当前严峻斗争交付于我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担当。我实在无法推掉，只有勉为其难，仓促上任。下一步，又会如何发展呢？

    （未完待续，下接《第十一章》 机务段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