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八章 分派

《乱世情缘》第八章   分派

蔡梓权

    （上接《第七章》 狂飙。）

我从家里去到县城，到县城高中找到初中时的几个同班同学好友，得到他们热情接待，就在他们那里住下，停留了三天。

他们学校当时也是复课不上课，大家都在热烈地闹革命。同学们告诉我，他们学校里也成立了很多战斗队，而且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学生组织。一派称为“井冈山”，主张支持当时的省委书记，认为此省委书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身经百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而支持他站出来闹革命；这一派叫做“支派”。另一派称为“八八”，“八八”即指1966年8月8日，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日子，择取此日子而命名。这一派主张打倒那省委书记，认为此省委书记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是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但文化大革命这一百零一战打败了，他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不了关，必须打倒。这一派叫做“打派”。“打派”也提出省委第二书记为本派支持的领导人选，却遭到“支派”的强烈反对。“支派”和“打派”都宣称自己是“左派”，而抨击对方是“右派”，扬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非要把对方压制下去。两派口诛笔伐，誓不两立，争斗得不可开交。

我的几个同学好友都加入“井冈山”，属于“支派”。他们说，在学校里，两派学生力量是差不多，势均力敌；但在社会上，各级领导和干部大多数是支持“支派”的，“支派”有实权，势力大；“打派”基本上是中、低层的一般群众，支持人数少，又无权无势，力量小得多。他们带我去看了看学校里双方的大字报，我觉得两派说的似乎各有各的道理，真的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我问起造成双方分派的原因，大家议论起来，分析一下，大致列举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一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造成的。文革初起，从中央到地方，号召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字当头，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很快几乎把所有当权派都打成“走资派”，一概“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各级按照上海“一月风暴”，开展夺权斗争，要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革命委员会成员要求必须做到老中青三结合，老中青每个部分要各占三分之一，那就必须在原先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里选出一些人来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选谁呢？这就涉及到各方的权、势和利害关系了，这是权力之争、势力之争、利害之争。在诸多复杂的背景下，有的组织支持这一个，有的组织支持另一个；同时加紧反对和打击对方所支持的那一个。双方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扩延相持，就形成两大派了。这也是中央高层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或者说是缩影。二是由一些大学生串连宣传造成的。从首都北京到各省，几乎所有大学都分成两大派学生组织。他们派人到各地串连宣传，各拉各的人马，分别形成各自的山头，这就造成各地学生也分成两大派。地方学校两大派组织就是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两大派学生组织的延伸和继续。三是当今社会多方面问题、矛盾、斗争和冲突造成的。自建国以来，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活的，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人与人之间，长期累积的多方面的问题、矛盾、斗争和冲突借由文化大革命而触发，而激化，分派就是长期以来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斗争的分类集合的表现形式。毛主席在1957年就说了：“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毛主席早就指出了，分派是自然的，必然的，就看你站那一派而已。

我听了大家的议论和分析，觉得也挺在理。我说，幸好我们学校目前好像没有分成两大派。在我看来，我们学校好像所有战斗队都是支持省委书记站出来干革命的，都是“支派”吧。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吧。有几个同学说，其实，这样分派斗争没有什么意思。谁当皇帝对老百姓来说还不是一样。他谁去做就做，我们支持不支持有什么用？我们不想理这些事。这段时间我们去糖厂、船厂劳动，也得些钱，这才好呢。我问，去做什么劳动？他们说，去挑煤，每担五分钱，力气大的一天可以挑得三几元钱，有收入了。我挺羡慕他们。

几天后，我回到学校，向学校和班里同学汇报了送女同学遗物回家的情况，大家表示满意，我也完成任务了。在我离校这段时间，“狂飙”战斗队在高个子带领下，开展活动正常。班里各方面工作也正常开展。

很快，军分区派军训团来学校支左，组织全校同学开展军训。按部队建制，全校为团，年级为营，教学班为排。我们班作为一个排，排长是军分区的一名解放军，人不高，有点瘦，英俊，威武。排长要求在班的同学中，提名两个候选人，由他从中选一个任副排长，协助他开展工作。同学们提名我和班长作候选人，排长选定班长任副排长，我则任一班长。我很乐意。

军训内容挺多，包括队列训练、风纪作息、枪械操练、投弹射击等等。我们很喜欢军训，尽管比较艰苦，但我们都不怕。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班排的军训活动开展得很好。我自己也感觉得到很大的锻炼。

军训团开展支左工作，我们积极配合。军训团很明确，军队要支持左派。“左派”就是支持省委书记站出来干革命的“支派”。支左，就是支持“支派”。我们“狂飙”与学校里所有战斗队一样，都是支持省委书记站出来干革命的“支派”，我们就是“左派”。军训团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很高兴，很兴奋。解放军在我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在当时全社会党政机构在文革的猛烈冲击下几乎完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境况下，解放军就是国家、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解放军好呀！

一天下午，已任副排长的原班长对我说，排长叫我们“狂飙”战斗队派十多名骨干去军分区，由军分区有关领导安排任务给我们。

我当即带领十多个同学去到军分区。军分区负责支左工作的一名领导接见我们，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从国际到国内，从北京到地方，着重分析了当前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讲明斗争很严峻。要求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左派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与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右派有哪些呢？他指出，外地来串连主张打倒省委书记的那些大学生，以及所有“打派”都属于右派，他们是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以及一切反动派连在一起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上有一些落后群众和劳改释放人员、破坏分子等坏人就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对这些“打派”、右派、坏人的言论、大字报之类，你们要留意观察，做好记录，及时组织辩论、批驳、反击。我们解放军作无产阶级左派的坚强后盾，坚决支持你们。

军分区领导同志的一番话，使我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激发起我们奋起斗争的满腔热情。此后，凡听到、看到学校里、社会上有反对“支派”的言论、大字报之类，我们就记录下来，整好材料，并义愤填膺地积极参与辩论，或写大字报予以严厉的批判和抨击。我们以自己是左派而自豪。后来有的同学更加愤激，一看见有反对“支派”或表达“打派”观点的大字报，就干脆撕下来毁掉。凡是听到有人宣传、散布“打派”的观点，就组织人员对之开展辩论，批判，以致围攻。他们认为这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击“打派”——右派的革命行动。

这时，学校结合军训组织一个游泳教练队，在每个班抽选一个同学参加。学校的目的是，由体育教师训练这个教练队，培训学习掌握游泳技术、方法和安全救护常识，以后就由这个教练员负责组织本班同学学习游泳。我们班一致推选我参加教练队，可能大家见我来自大江边，熟游泳，平时也喜爱游泳吧。我也很乐意参加这个游泳训练活动。

游泳教练队每周训练两个下午，体育教师带领我们到地区游泳池进行学习培训，后来又到附近小河实地训练。经过学习，我才知道游泳有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潜泳等多种样式，懂得蹬腿、划水、伸展、口鼻呼吸等动作与协调的做法和规范要求，又学习了溺水救护、安全防范等一般常识。以前我只是会游泳，哪知道游泳有这么多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要求呀？

体育老师把我们十多个人分为两人一组，配对互相学习。安排与我同组的是高三年级六班的雄哥。聊起来，他来自我的邻县，他居江之头，我居江之尾，咱俩同吃一江水，一说起来就格外亲切一些。雄哥身材矫健，游泳规范，下水尤如蛟龙，游得又好又快。而且，他和气温厚，轻言细语，乐于助人，待人亲切热情。他对我悉心指导，我很佩服他。在训练中，我俩互相切磋配合，很合得来。

一天下午训练结束后，咱俩一起走在回校的路上。突然，雄哥悄悄问我，你是什么观点的？我说，我是“狂飙”的，属于支派。你呢？我反问。他小声地说，我是“打派”观点的。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所谓“打派”观点的同学，不禁有点吃惊，如此和气温厚、讲话轻言细语的他怎么会是“打派”观点呢？

我说，你为什么是这个观点？他悄悄告诉我说，原先他属于观望派、逍遥派，并不想加入什么派别组织的。只是一心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顺利毕业，高考，上大学，不想理他们谁去当大官。但后来看到很多“支派”观点的人恃势蛮横，唯我独“革”，动辄粗暴干涉别人的言论自由，恶毒攻击持不同观点的同学，他们搞的所谓辩论，其实多是谩骂、批判、围攻，不准人家说话，甚至强行撕毁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他看不惯这些行为，十分不满，反感，进而同情“打派”，成为“打派”观点了。他说，我且不管那省委书记有什么对或错，那些“支派”吹嘘自己是革命派、左派，但凭什么非要把“打派”观点的人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呢？你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吗？我说，你当然不是。

我有点替雄哥担忧，说，在学校里，是“支派”观点的人多呀。他说，在学校里是“支派”观点的人多，但在他们班，男同学大多数都是“打派”观点的，只有少数男同学和几个女同学是“支派”观点的。我们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他们辩论不过我们。雄哥颇为自豪。

雄哥问我，你们班里有“打派”观点的同学吗？我说，不清楚。他说，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我们找他们联系，联合起来。我点点头。

基于对雄哥的信任和敬佩，我确实不把他看成为右派，看成反革命，因此，我没有把他记进平日记录“打派”观点同学的言论材料里，也不作什么汇报。特别是，经雄哥这么一说，我也认为，别人有什么观点，应该是允许的。“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嘛，谁都有说明自己观点的权利和自由。即使是对“打派”观点，也不应该把人一棍子打死，不应该把“打派”观点的同学统统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有道理可以辩论清楚，以理服人，要说服，不要压服，压的结果，往往会压而不服，走向反面。雄哥就是看到这些压的行为产生反感，他才成为“打派”观点的。后来在班里“狂飙”战斗队的一次学习会议上，我不联系具体事情简单地说了我的这个观点。我首先引用了在串联时看到的毛主席的一句有名的话：“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垮台”，还有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然后提出要求，我们搞辩论、写大字报要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并强调，不要干撕毁不同观点大字报的小动作。高个子和一些同学听了，似乎有些诧异，他们都用有些异样的目光看看我，我也不作理会。

一天晚上，经军训团批准和支持，我们学校“支派”观点的高年级的几个战斗队联合组织了一场针对社会上一个“打派”观点的小手工业者联合司令部——“手联司”的公开辩论会。辩论会在县工会的灯光球场上举行，辩题是论辩当时“手联司”提出的一些经济要求是不是“经济主义”。这些经济要求主要有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劳动报酬，要求处理存在经济和工作作风问题的某些单位领导者等。“支派”方认为这些经济要求是“经济主义”，而且是背后有坏人指使的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行为；“支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批判“手联司”，压倒、压垮“打派”的群众。“手联司”则认为这些不是“经济主义”，这些经济要求只是他们工作和利益的合理诉求，更加不能被上纲上线诬陷为“背后有坏人指使的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行为”。

我们作为“支派”一方的人员，按通知要求到场参加，以壮声势。当然我们只是作为听众，轮不到我们上场的。“支派”方的辩手联队都是我校中能言善辩的一伙学生骨干，盛气凌人，巧舌如簧，旁征博引，牵强附会，加上强词夺理，恶言中伤，对待那伙以小机械制作、农具修造、打铁制锅等小手工业工人群众为主体的“手联司”辩手，他们简直就是大巫对小巫，一直处于高压态势。辩论会形为辩论，实为批判，根本不容“打派”的“手联司”方有说明、申述的机会。当“手联司”辩手要说明事实，陈述道理时，“支派”方往往以呵斥、阻止，或群起的口号声而禁阻。这样的辩论会当然以“支派”方胜出而结束。但“支派”方赢得了辩论，却也因其辩手有恃无恐、趾高气扬、骄慢无理，特别是粗暴禁阻对方发言的行为而引发两方观众们诸多的不满和议论。坐在我旁边的“支派”的同学也有人在小声埋怨，怎么都不让人家讲话的？应该让人家说明呀。我观看了整个辩论过程，也感到，“支派”方辩手那些张扬跋扈，口出狂言，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无视下层工人群众疾苦的言行及表演，确实使很多人产生反感；相形之下，“手联司”那些下层工人群众及其反映出来的老百姓的困苦、怨屈和弱势无助更加令人同情和心生怜悯。

过了两三天，一天下午晚饭时分，学校里那一直掌握在“支派”手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凄厉地播出一个通知：外地某知名大学一个“打派”学生来到我校正在串联，号召所有“支派”的同学行动起来，一起去与他进行辩论。很多同学马上赶过去，我也赶紧去了。

辩论在学生食堂餐厅里进行。我去到那里，看见一大群“支派”的同学，大概有上百人，将那个“打派”大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个个唇枪舌剑，厉声指斥，轮番上阵，围攻批判。我只能站在人群的外围观看，只见那个“打派”的大学生身材瘦削，个子稍高，他尽管身陷重围，势孤力单，但毫无畏惧，凛然硬朗，独战群儒，只要抓住机会，他就直陈自己的观点，头头是道。虽然隔得比较远，喧声嘈杂，我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但对他那身处重围，凛然无惧，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果敢和坚毅不屈的精神，我从心底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意。也有个别同学在一旁看不惯如此众人欺负一人的局势，打哄着说，“几十个人围攻一个人，算什么呀？”“真有本事，一对一地辩呀！”我也不想看下去了，就回宿舍拿铁桶去冲凉房洗澡。等我洗完澡，洗好衣服出来，再路过食堂餐厅，看到人们对那“打派”大学生的围攻批判仍在继续，但围看的人已大大减少，只剩下十来个“支派”骨干学生仍在缠着他，不肯放他走。这场所谓辩论相持了两个多小时，实在使人感慨“支派”的色厉内荏，外强中虚。

两三天前对“手联司”的辩论，以及这场对外地“打派”大学生的辩论，在学校里形成了很大的震荡。与“支派”领导者和策划者的预想相反，这些辩论不但没有压服“打派”，倒反使得“打派”的观点更加公开化，引得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在学校内外，不同的观点更加激化。在班里，或者在宿舍里，班内和“狂飙”战斗队内的不少同学就“支派”和“打派”双方的观点问题常常热烈地开展争辩。我一般不参与争辩，而是常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哪一方是真正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呢？

紧接着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学校通知所有“支派”战斗队学生集队出到城区体育场参加全城“支派”组织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支持省委书记站出来闹革命的誓师大会。我带着“狂飙”战斗队到会参加。会场上规模宏壮，人员众多，声势殊大，气氛热烈。据说各行各业有近万人参加会议，会后还要组织盛大的环城游行。会场上十分嘈杂，我仔细听听，实在也听不清楚主席台上发言者到底在说些什么。刚好在二年级某班的我的一位初中同校的同乡好友走过来，我俩聊了一会天。他也不愿听了，提出，会议快散了，我们不参加游行，就上街走走吧。我说，好。于是，我俩离开会场，上街逛逛吧。

走出会场，刚走到会场旁边的一所城区初中的校门口，就看见大约一百人左右的一群初中红卫兵学生在那里集队，领头者打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书“长缨”二字，格外醒目。一见“长缨”，我就想起了毛主席的诗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问问旁边围看的群众，一人告诉我们，这是这所初中的“长缨”战斗队，是“打派”的，他们也要上街游行。我们感觉有点好奇，就跟着一些群众随意地随着走在他们的队伍之后，反正就是走走街吧。

过了一段时间，“支派”的成千上万人的游行大队伍走过来。大队伍人多势众一涌而上，几乎把整个街道全占满了，乘势就把这一百人左右的“打派”的初中学生游行队伍挤到街道旁的骑楼里去，我们与很多随行的群众也被挤进去了。这种情形在当晚的游行中接连发生了几次。我们目睹的情况是，“支派”的大队伍挤堵了“打派”的小队伍。想来两派都可以游行，各自伸张自己的观点；“支派”如此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理属不公。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狂飙”一队员、我们班那生活委员写了一篇大字报，公然抨击昨晚游行时“打派”的初中学生游行队伍野蛮冲击“支派”的游行大队伍，强烈呼吁要揪出冲击者和幕后操纵者。他拿大字报稿子来给我看，要抄贴出去。我看了，对他说，我看见这些情况，不是“打派”学生冲击游行队伍，而是“支派”的人把他们挤到骑楼里去的。这样写不符合事实，抄贴出去不好，不要抄了。生活委员很生气，愤愤地走了。

很快，在“狂飙”战斗队里传出了我改变观点，支持“打派”观点的说法。高个子来问我是不是，我说，我认为那篇大字报内容不符合事实，不同意他抄贴出去。至于他怎么说由他说吧。高个子也不说什么。但后来生活委员等一伙人写出大字报，不再给我看，就径自抄贴出去了。我也感觉再做这样的一把手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决定退出“狂飙”，不再加入什么组织。

怎么退出呢？经过思考，我觉得还是平静地退出为好，不吵不闹不说明，这样就不至于太影响“狂飙”的运作和活动。于是，在一天下午，趁教室无人之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一句话的“声明”：“本人决定退出‘狂飙’战斗队，特此声明。”此后，我就脱离了该组织，不再参加所有组织活动了。

高个子来劝我不要退出，我还是坚持退出，他也没得说了。他接任了“狂飙”一把手，后来对我一直蛮好的。大个子和几个同学一起来找我，说，我们是见你做一把手才加入“狂飙”的，你退出，我们也一起退出。我说，我自己退出是自己的事，你们千万不要退出。如果你们跟着退出，我就成了搞分裂了。就看在我们是好朋友的份上，请你们千万不要退出。他们见我如此恳切，只好不退出。但此后，他们名义上在那组织里，却也极少参加实际活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挺好。

在班里，我更加埋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书阅报，自学数学，不理会什么派别的事情。无论人家怎么争辩“支派”、

“打派”的是是非非，我只是一旁静听，不置可否，超然度外。

有一段时间，听说当地罐头厂招收日工，我跟几个同学一同去打工。工作不重，就是用小剪刀剪四季豆，但工作时间长，每天报酬是七角伍分。而我们每天在厂里饭堂开饭，吃得多，吃饭开支就化去七角钱了；剩下伍分钱，够过一条小河的渡船费。有几次，我们把所有钱全吃完了，回到小河边，就赤膊下河，游泳过河回来。大家都十分快乐。管它什么“支派”、“打派”呢！

我退出“狂飙”之后没几天，高个子到学校开了个会，回到班里向大家说，现在省城和各地、县的“支派”已经全部建立起了统一的组织，各级统一名称都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我校在军训团支持下，全校各班“支派”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全校性的“支派”组织，就叫“无产阶级革命派野战兵团”，简称“野兵”。全校“野兵”共一百五、六十人，我们班“狂飙”人数有三十多人，是人数最多的战斗队，所以高个子当上了学校“野兵”的委员。他还说，我们是革命左派，是得到解放军支持的。“狂飙”的队员们都热烈地鼓掌欢呼。

下课后回到宿舍，大个子偷偷和我说，如果你不退出，该是你去当这个学校“野兵”的委员。我说，我觉得还是退出好，不在乎当这样的东西。

很快，从大字报上获悉，全省的“打派”组织也接着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叫做“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造总”。 

我依然到罐头厂去干剪四季豆的日工，每天挣得七角伍分钱，劳力，省心，干净，还可以下河游泳，快乐。

    （未完待续，下接第九章《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