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五章 同学病逝

《乱世情缘》第五章    同学病逝

蔡梓权

（上接《第四章 长征》。）

达成分别走路、乘车不散队协议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坚持走路的队长和那两个女同学就上路了。我们四个考虑乘车的男生仍然留在桂林，打算过三四天再乘火车到达衡阳等他们。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五时左右，队长和一个女同学又返回到桂林，赶回到接待站，痛哭失声地告诉我们，与我同乡的那个秀丽娴淑、端庄文雅的女同学竟然死了！怎么死的？原来，他们昨晚走到离桂林20多公里的大榕江，我那女同乡同学说患感冒头痛很厉害，队长即领她到卫生室看病，要来两天的ABC药片，医嘱每天吃三次，每次一片。但队长希望药量大一些，好快一些，就叫她一次把6颗ABC药片全吃下去。吃下后她更加剧痛。当晚接待站即把她送到当地医院急救，后来她一直昏迷不醒。第二天上午又把她送上火车运回桂林市医院抢救，结果确诊为“急性爆发性脑膜炎”。马上送上手术台，但还来不及动手术，她就停止呼吸了。

我们一队人都是平生第一次碰到死人的事情，而且死的居然就是我们自己同队的的昨天还活生生的同学，而且是一个女同学，一个秀丽娴淑、端庄文雅、勤奋好学的女同学，她与我们大致同年，应该才是17、18岁！我们几个人无不极其悲痛，难受，痛哭不已，而且茫然不知所措，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去医院看看吧。队长说，遗体已经移送到太平间了。医院说，这个流行性脑膜炎传染性强，要隔离消毒，不能再去看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队长说，我真不懂做什么了，大家说吧。大家也不吱声。我想了想，说，看来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做几件事，一是马上把这件事向接待站报告，要求接待站帮助；同时，请接待站提供预防药物，我们几个人需要尽快吃药，做好预防感染患病；二是马上去邮局打电报向学校报告，请示该如何处理后事；三是收拾整理好我那同乡同学的行李衣物，准备寄回学校去。大家同意，马上止住哭泣，作了分工，分头去办。

接待站很重视，了解了事情情况之后，一方面安慰我们，同时表示一定会全力帮助我们；另一方面，很快找来预防药，分发给我们吃了。学校很快复电，并告诉了我那同乡同学的家庭住址，叫我们直接与家长联系，征求处理后事的意见。我们随即给这同学家长发电报告诉，并期复后事处理意见。

我们那另一个女同学和队长负责整理我那同乡同学的行李衣物。第二天，她俩来告诉大家，她俩看了这同学这段时间写的日记，日记记载，这同学出发时，她父亲给了她80元钱作路费的。而她近来吃得很少，常常每天只吃半斤米左右的米饭。一路上也没有买什么东西。这样算起来，这同学应该至少还剩下70多元钱才对。可是，医院在归还在手术台搜存的这同学身上带的钱物时，交给队长他俩的只有三角六分钱。而现在她们俩搜遍这同学的全部行李衣物也不见应该剩下的70多元钱。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很吃惊。70多元钱，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伙食费每个月是6元钱，70多元钱足够我们一个学生一年的伙食费了。这女同学的父亲据说是做民办教师的，每月工资是10多元钱，这70多元钱，可是他半年的薪资呀。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笔款找回来，否则，怎么向那家长交代啊。那父亲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又失去这笔堪称巨款的70多元钱，他会怎么想呢？

我们马上赶到医院，把要找这同学的70多元钱的事情向医院说明。医院马上召集当时诊治这同学时值班的医生、护士集中开会，说明这个事情，请大家帮助寻找。值班的医生、护士逐一回忆说明当时的情形，特别是当时负责翻找这同学衣服口袋，搜存所得三角六分钱的那个护士长，更是认真地作了回忆和说明，人们并相互作了见证，说明当时所找见的就只有这三角六分钱，并没有70多元钱。他们一再说明，绝对不会拿病人的一分钱，更不用说70多元钱了。况且，你们是红卫兵，我们都很同情、关心你们的呀。我们相信他们的话，回来了。

我们相信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但70多元钱没下落，不行呀。要想办法找呀。怎么办？不知谁提出，会不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乘隙而入偷走了这些钱呢？找公安局帮查吧。于是，我们赶紧去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公安局派人员帮助查找。市公安局也十分重视，随即派人到医院查询。第二天就把查询结果回复了我们。公安局同志说，他们询查了所有接触此事的人员，包括每个人的出身、平时表现、当时工作的具体情况，这些人里没有阶级敌人，可以认定，这几十元钱不会是他们拿的。而且，当班的护士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正派，积极负责，她详细说明了当时情况，可以相信，她绝对不会拿走这些钱。而从了解到的情况分析，也没有外来的阶级敌人插手偷走这个钱。这笔款的下落，看来是没办法查找的了。

怎么办呢？队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大家议论了一番。我分析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这病逝的女同学确实应该遗有70多元钱，这笔钱目前遗失了，遗失的地点最大可能就是医院；而医院的医生护士没有人拿这笔钱，对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必须去医院，请求医院的医生护士帮助我们想办法找回这笔钱。我们是去医院请求帮助想办法，而不是去要人家还钱，所以态度一定要诚恳，不要吵闹，不要干扰他们的正常工作。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去找的，尽力而为吧。大家一致同意我这个意见。于是决定，还是不能放弃，又一起去到医院。来到医院，我们从来不闹，不吵，而是诚恳地向医生、护士们说明，我们失去了一个同学，十分感谢医院为我们做的大量工作；我们不是怀疑医生、护士们，但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回这笔款，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些医生、护士们也很理解，一直对我们解释说明，同时又作轻言安慰。双方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吵闹、顶撞，没有谁说过一句粗口。我们也从不干扰他们的正常工作，就在旁边坐着，等着。慢慢地，大家也熟悉一点了，那些医生、护士们也很为我们对同学的负责而感动的。到了下午，一个男医生进来，护士长对他说，请他带我们一个同学进太平间再查找一下死者的衣服口袋，看看这些钱是否还遗留在衣袋里。男医生同意了。

护士长叫队长随男医生去，队长说，他不去，而叫那另一个女同学去。那女同学连连摇头，说怕，不敢去。队长叫别的几个男同学，大家都摇头，不肯去。有人小声说，有传染的。我不出声。队长对护士长说，大家怕传染，都不敢去。那男医生说，不要怕，我们都做好消毒的。我去查找，你们要去一个人，就在旁边观看，不用他动手的。否则，怎么证明那同学身上有钱还是没有钱？队长对我说，你去吧。大家一起看着我。我想，大家都不去，怎么行？总要一个人去的。我点点头说，去就去吧。

那男医生径自换好自己的防护服装，带上帽子、口罩，穿好手套，也不叫我作什么防护，就叫我跟着，随他去太平间。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去太平间，但既然答应去，心里是坦然的，也无所谓怕，就跟着那男医生走。进入太平间，看见里面分列两排水泥台子，一个接一个，满摆着五六具遗体，阴森森的。男医生走到一具尸体旁，说，就是这个。我看了一下这女同乡同学的遗容，她躺着，脸容淡白，容貌并无很大变化，安详静谧，闭着眼睛，没有了灵气。我心里一阵难受，泪水涌满了眼眶，不敢再看了。男医生叫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由他翻看检查遗体身上衣服的每一个口袋。他把那些上衣、内衣、裤子的全部口袋都翻查遍了，统统没有钱。男医生说，你看，没有嘛。

男医生带我回到医生护士办公室，告诉护士长和我们几个同学，所有衣袋全部查找过了，找不到钱。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闷闷而回。      

当时住接待站，发的被子不够，我们五个男生一直是两个人共用一条被子，只有队长是自己一个人用一条被子。而当天晚上，原来与我共盖一条被子的小个子也不说明，自己就去与队长同睡，留下我自己独用一条被子了。我知道，他们都怕我进了太平间，带了病毒传染，不敢接近我了。

但钱没找到，还是不行。第二天，大家商议，还去不去医院？有人说，不去了吧，医院也尽心了，太平间也去查过了，既然找不到，再去也没有用的。大家无语。我说，虽然这样，但现在反正去哪里都没有心思，不如再去去医院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大家还是再到医院去。如此又在医院待到下午，护士长说，你们这么执着，我也很感动。要不，我与你们再进太平间，再找一次，你们也好息心了吧。我们答应，即使再找不到，也只有算了，不再来了。队长和大家还是推我跟护士长去，我也不推辞，心里想，即使有传染，也只是传染我一个罢了，何必再传染别的人呢。

护士长和那个男医生不一样。她不但自己换上防护衣服，还叫上我，脱掉我原来穿的外衣、外裤，同样全部换上医院的防护衣服，带上帽子、口罩，穿好手套，作好防护隔离。然后，再跟她一起去太平间。在太平间里，检查遗体衣服口袋的时候，男医生只是翻检了上衣、内衣、裤子的全部口袋，而护士长除了这些之外，还检查到这女同学穿在贴身的那件肯定是自己家里缝制的只有上半身的贴身内衣。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件贴身内衣里，特地加缝有一个小巧的小袋。一打开，整整75元钱都迭好装在这个小袋里！这小袋十分小巧隐秘，不到贴身就不能看到，也难怪那男医生难以找到。多亏护士长细心，我们终于找到这75元钱了！

这个迟来的结果令大家如释重负，在哀痛之中略感一丝宽慰。医生、护士们都称赞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不肯放弃地坚持查找的话，那笔钱肯定不会再找的了；也夸赏我，居然敢两次进太平间。队长和小个子也说，多亏我肯去，否则，别的人都不会敢去的。医生、护士们说，无论怎样，你们都对得起这个同学了。我也感到庆幸，我们的辛苦坚持没有白费，终于找回了这笔钱款；再有，幸好我也没有受到病毒感染，大家都没有受到什么感染。这应该算是万幸的。想来有些事情，即使看起来十分渺茫，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去做，谁能想到，也会实现的呢。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是一点感悟吧。

很快，这女同学的父亲回复电报到了，要求“立碑棺埋，衣物寄回”。我们马上与接待站商议，接待站说，可以按此要求办。碑文由我们写好，再找石匠刻好石碑；其他由他们办妥。所有费用都由他们负责。我们十分感谢他们。

这女同学的碑文是队长安排我写的。我主要从便于这女同学的父亲和亲人日后前来寻觅扫墓的角度考虑碑文内容，写明这女同学的姓名、性别、籍贯、生卒时间，简要写述其参加文化大革命串连徒步长征来到桂林患病医治无效而逝世。几十个字，石匠不用半天就刻写好了。

出殡那天，接待站安排来了一辆大卡车，运来一付板材厚实、油漆光亮的大棺材。随来的几个工人悄悄告诉我们，这付大棺材130多元钱，是当地最贵的，平时一般人用的只是20多元钱一付的小棺材而已。在医院太平间，工人们为我们那女同学换穿上全新的女军装，戴上军帽，穿上部队的袜子、鞋子，穿戴一新。如果站立起来，该多飒爽俊武；可惜她躺着，眼睛没有睁开。我们在旁边看着，尽管心里十分难过；但也觉得，她死后能得到这样高等级的待遇，实在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当时在社会上，能穿上一套解放军的军服，乃是最时尚、最荣耀、最值得珍贵的呀！

装殓之后，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又装上另一付棺材。原来还有另一个红卫兵死者一同运出郊外瓜子山公墓地安葬。

这一伙也有几个红卫兵。在车上，相互聊起来，他们是哈尔滨某高中的学生，也是串连来到桂林。看到漓江的水清澈见底，山水秀丽，多美呀，他们下河游泳，不谙水性，结果一个同学被淹死了。

到了瓜子山公墓，先安葬哈尔滨的那个学生。我们凑近看那个墓碑，上面写明“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文记述这同学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串连来到桂林，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壮烈牺牲。文字写得充满革命气概。相比起我们这女同学的碑文，我们的内容显得过于平实，过于平庸了。

他们安葬完成之后，哈尔滨这几个红卫兵先走了。随来的接待站的那个同志告诉我们，这一伙红卫兵态度很凶，不像你们什么都好好商量。他们总是大吵大闹，又非要给这个死去的同学争一个“革命烈士”的名分，吵了几天。其实，你们红卫兵串连来到这里遇到不幸，我们也十分难受。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尽力帮助，但有些东西也不要太过分呀。我们也感觉，这样不应该吧？你自己去下河游泳淹死的，怎么称得上革命烈士呢？我们问，来这里串连类似这样发生不幸的，多吗？他说，最近经他们站处理的就有四五个了。我们不禁有些吃惊。

到安葬我们这女同学的时候，在工人们掘墓时，我们几个人在附近的山岭走了一遍，找到两棵半人高的小青松，挖过来栽种在墓前两侧。寒冷的北风吹过，小青松轻轻摇曳。且让这两棵小青松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个好同学吧。

墓地整好了，安葬完成的时候，我们全队同学列队墓前，沉痛致哀，并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作宣誓状，齐声诵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做完这些，我们连日来极其沉痛的心情似乎稍微宽解了一些。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邮局，按嘱把这女同学的所有行李衣物寄回去；同时，把找回的75元多钱一分不少地完全寄回给这女同学的父亲。这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

然后，我们全队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队长、另一个女同学，还有后来一直跟队长同盖一条被子的小个子，都说已经无心再串连，决定遵守红卫兵暂停串连的规定，返程回校，不再去北京了。大个子、我那个男同乡，以及我，我们三人还是想继续北上，要坚持上北京，实现出发时确定的目标。大个子和我那个男同乡在上次乘车串连时已经到过北京，他俩还想再去一次；我是没有去过，因此决心要去。于是，会议决定，分头行动：回校的三人，一起回校；北上的三人，一起北上。“××－北京长征队”的队旗不再打了，由队长带回去保存好；但上北京仍然是我们的信念，北京仍然是我们队的目标。我们三人决心继续前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达目标决不罢休，不到北京决不回头。

（未完待续，下接《第六章 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