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四章 长征

《乱世情缘》第四章  长征

蔡梓权

（上接《第三章 串连》。）

我们串连结束回到学校，班里和学校里很多同学又开始新的串连——徒步长征了。我们在外地时也看到一些大字报刊载的新闻，说中央文革小组某首长说了，乘坐火车串连比不上徒步串连好，为什么非要去挤火车呢？向老红军学习嘛，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红卫兵可以徒步长征串连嘛。走到工厂、农村去，走走高山大川，过过江河湖泊，经风雨，见世面，很好嘛。而且，凡是徒步长征串连的红卫兵，当地还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呢。同学们当然热烈响应这个号召，纷纷组队开始长征了。

我们上次串连时一同回来的，除了班长和我之外，还有另一个男同学。这个同学很快就对我说，我们自己组织一个长征队吧，目的地就是北京，就叫做“××—北京长征队”。人不要过多，上一次我们队7个人，太多了。现在这个队，3至4个人就行。就由他自己作队长，他说。我说，行。具体的人员由他定。他叫我把路线图搞出来，我答应了。

过了两天，这队长领着两个女同学来到我书桌旁，这两个女同学就是上一次串连时与我们同队的那两个女同学，而且，其中有一个还是我同一个县相邻乡镇的同乡。队长说，这两个女同学要求参加我们这个长征队，他同意了，问我同意吗？哎呀，同在一个班，且不说其中一个还是我的正宗同乡，你作为队长已经同意了，你说，我能当面拒绝说不同意吗？以后还好相处吗？我也点头同意了。队长说，好。我们就四个人一个队，行了。

我有点吃惊，四个人一队，两男两女，即使你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家要说起来也很难说清楚的呀。人多嘴杂，人言可畏，还是要注意的。我想，至少要增加一个男同学才行。

第二天，我约好班里一个与我同县的男的同乡同学，他乐意参加我们这个队。我把他带去见队长，队长也只好同意了。我们队的人数增加到了五人。接着，我那男同乡引来他两个好朋友同学，一个高个子，一个小个子，他俩也坚决要求加入我们长征队。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这样，我们这个队又达到五男二女七个人了。

我拿出地图册，和大家商量从本地出发，北上往北京的路线图。那两个女同学连地图册上怎么标示铁路、公路、水路还弄不清楚呢，可见当时大家还都是十分幼稚的。经过讨论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一般沿着铁路旁边的公路走；逢着没有铁路或公路拐远时，就选近路走。这样，路程应当是最短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按这个线路走。算算速度，估计需要走上四个月才能到达北京。那就按这个时间申请串连经费补助吧。我们地区定的标准是，徒步长征串连的红卫兵，每人每月补助经费7元钱；而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伙食费每月才6.6元钱，我的伙食费每月6.6元钱都是由我大哥每月从他工资里拿出来给我的。所以，当我从地区有关部门领到四个月共28元钱的长征串连补助经费时，心里真的是满怀感激的。

领到这28元长征串连补助经费之后，不少同学家里还有些钱补充的。考虑到北方的冬天更冷，很多同学纷纷买衣物去了。我知道家里困难，也不向家里父母亲提出要钱。与哥哥商量，哥哥也无法多给钱我了。他只能把自己的一件十年前去山西读邮电学校时穿的旧棉衣给了我，我很满足了。想想走起路来，袜子破得快，我就去百货公司化了一块来钱买了两双袜子。这样，我的行当很快准备好了。

吃住问题不用担心。就像乘车串连一样，沿途都有接待站。各地对徒步长征串连的红卫兵依然是免费接待，提供食宿的。住宿不收钱，吃饭借饭票就行。一般一次可借三天饭票，吃完再借。我们赶上了准共产主义的好时代。

在一个太阳初升、阳光明媚的冬日的早晨，我们长征队一行7人，列队举旗，精神抖擞，兴高采烈，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征程。目标——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向我们挥手！我们憧憬着、向往着早日去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最幸福的那一天！

与乘坐火车串连的拥挤相比，徒步长征串连实在是从容自在得多。我们走在汽车奔驰的公路上，走在牧童牵牛的乡间小道上，走在芒草高过人头的山路上，走在树木间隔阴凉的沿江堤道上。我们涉过潺潺轻歌的溪流，渡过水面宽阔的江河，穿越太平天国起义时激烈鏖战的古战场，翻攀“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的大高山。我们经过霜浓露重的田野，经过疾风劲草的山岗，经过熙熙攘攘的市镇，也经过人烟寥少的村落。阳光照耀着我们，风雨冲刷着我们，雄奇壮丽的山川旷野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开拓着我们的眼界。初涉人世的我们遵循着伟大领袖的教导，在向老红军学习，“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就是我们的气魄。我们迈开双脚，用脚步丈量着大地，“经风雨，见世面”，在读着自然和社会的这部大书。

通常我们是昼行夜宿。大凡经过比较大的县城，就停留一、两天，看看当地的大字报。有时，我们也写写大字报参与一下。比如，一天晚上，在一个乡镇接待站住下后，我们觉得这个接待站虽然条件比较简陋，但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负责任，就和接待人员聊起来。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说到，经过此地的红卫兵很多，大多数红卫兵讲礼貌，待人和气；但也有少数红卫兵要求很苛刻，态度粗暴，蛮不讲理，粗言烂语，使得她们很难受。我们听了之后，感觉这少数红卫兵的不良行为应当批评指出才行。于是，我们连夜秉笔直书，写出了两张大字报张贴出来。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挺感激的。有时在一些地方看大字报，看到对同一件事情，往往有两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或看法，有的说是，有的说非，也使人弄不清到底如何。有些事情也引得我们常常讨论不止。

我们原计划每天走25～30公里，刚开始一两天还行，但接着就慢下来了。好几个人脚起泡，脚疼，腿疼，身骨疼，体力消耗大。速度越来越慢，胃口越来越好，饭量越来越大。那时，每到一处，我们就借三天饭票，我是一天就把它吃完了。每天三顿，每顿定量半斤米的一盅饭，我是每顿三盅饭，也没有什么菜，吃完就走。在我们队里，我是每顿一斤半，吃得最多的；顺次下来，高个子每顿一斤二两，我那位男同乡每顿一斤。我们三人排在前三位。我那“吃得多”就是这样出名的。有时，我们也互相说笑，说，我们都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的“胃”，就是这样大的。

我们一队7个人，刚开始时，大家常常是走在一起的。慢慢的，慢慢的，也常常分为两拨人走了。两个女同学走得慢一些，一般是我们的队长陪着她俩一起走，三个人作一拨；我们另外四个男同学作一拨，一般走在前面，走了一段路就停下等她们。只有队长与这两个女同学有话说，我们其他四个男人们，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主动与女同学说话的习惯。

男女同学界限分明，或者说，男女同学之间有很大的隔阂，这是当年中小学男女同学之间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我们同一个班一年多了，生性孤寂的我与班上的女同学几乎没有主动说过什么话。就说现在同在一队的我那个女同乡，本来同在一个班的同乡就是这么几个人，她在班上，曾几次来到我座位，向我问询过一些数学题的解法，而且，上一次串连时，她俩与我们也是同一队的，可是，我却从来不主动问过她们。有时也想问问，要不要帮助她俩拿拿行李，但就是一直不敢问出口。按理说，我那女同乡在班里可是容颜秀丽、娴淑文雅、行为端庄、勤问好学、成绩优秀的一个好同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呀。我们不敢主动与女同学说话，这可能与我们当时接受的无产阶级教育有关。当时一般都认为，与女同学多说话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不好的。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多么的纯正，多么的无产阶级。

走呀，走呀，走了二十多天，我们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大学和城区看看大字报，然后，登临独秀峰，游览七星岩、芦笛岩，攀援象鼻山，观赏清澈的漓江，如诗如画的山水令人陶醉。可是，我们队对下一步的行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两拨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队长和两个女同学是坚定的革命派，他们要坚持走路，一定要走到北京，“这样，鼻孔头也会高一些”，队长坚定地说，“长征队，不走路算什么长征？”两个女同学坚决赞同队长的意见。

我们另外四个男同学是动摇者，我们是坚决不想再走路了。我们提出，把长征的队旗收起来，转为乘火车的串连队，乘车北上，争取早日到北京。其实，我们碰到很多长征队，他们都已又转为乘火车串连的了。走路的累，我们并不怕；无论怎样，我们比起稍为矮胖的队长和两个女同学，体力、体格都要强得多。如果比带的钱，我们这一拨比不上他们。我只带了不足27块钱，另外三人每人各带了40来块钱；而队长带了120块，两个女同学各带了80多块。我们也担心这样走下去，我们的钱是难以坚持去到北京的。队长和女同学都表示愿意借钱给我们，但我们不想借。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从近来大字报看到的最新消息知道，年底时中央有领导提出，红卫兵串连必须暂停，待明年春暖以后再又开始串连。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我们如不赶紧乘车去北京，这一次就根本去不了北京了。待到明年春暖时，即使再有串连，毛主席再出来接见，也要推迟几个月才能见到毛主席呀！我们一心想早日到达北京去，早一点见到毛主席，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我们这一拨也坚决坚持乘火车北上的意见。两种意见互不相让，大家讨论了两个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第三个晚上，双方达成一个分走不散队的协议，即：队伍不散；队长和两个女同学坚持走路，他们先走；我们四个男的可以乘车，后走几天；确定前方站是衡阳，到衡阳会合，然后再奔下一程。以后也按此方式办。大家同意了这个方案。

当时，流行性脑膜炎等一些疫病已经在很多地方流行，患病死人之事时有所闻。各地的接待站都备有多种预防药物，既有西药，也有中药凉茶，免费提供给大家服用的。同时，很多接待站都用多种方式告示红卫兵，提醒大家要吃预防药，喝中药凉茶，重视做好防病治病的工作。但我们都十分缺乏这种防病治病的意识，没有谁愿意去领药回来吃，连凉茶也不喝一口。大家若无其事，大意马虎，一点也不把防病治病放在心上。这个麻痹大意铸成大错，确实没想到，疫病恶魔竟然很快就夺去了我们一个同学的生命，而这个同学正是我那秀丽娴淑、端庄文雅的女同乡！唉，可惜呀，惋惜呀，痛惜呀！悔之晚矣！

（未完待续，下接《第五章 同学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