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缘》第二章 红卫兵

《乱世情缘》第二章   红卫兵

蔡梓权

    （上接第一章《自投罗网》。）

不管它天陷地塌，不管它灾难祸殃，把一切忧愁、担心、哀怨、苦闷，一概全放下，痛痛快快，倒头照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周身疼痛消减很多了。右胸脯第三、第四肋骨处肿起一块鸡蛋大的肿块。我知道，这地方肋骨真的被打折了，估计是用尖头皮鞋用力踢伤造成的。不过不要紧，还活着，就行。当时我们就流行这么一句话：打死了，活该；打不死，该活。我还该活，活着就行。

我把书桌挪移到窗口旁边，正对着对面二年级教学楼一楼的641班教室。好！这样，我坐在桌边写交代，就可以随时看到对面，寻找看到我心中的她。如果她知道我在这里，她也可以看到我的。我们可以做到远远地相互看一眼，就能够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这就叫做默契，叫做以目传情，叫做心灵感应，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关押呀，批斗呀，它可以拘禁人的躯体，但不能禁锢这两颗相连着的年轻人的心！

后来，她和同学们很快地也知道了我被关在钟楼二楼这房里。她自然也看见了我。她知道我想看到她，有时，她会在教室旁边的走廊上散散步，多走一两个来回，看似不经意地抬头朝我这里看一看。有时，我们可以不为人所注意地遥遥相对，对视一下。有时她们课前唱歌，我可以听到她在教室里发音领唱歌曲，常常唱的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抬头望见北斗星》、《沁园春·长沙》、《情深谊长》等等。她领唱的歌往往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我听得出她那清亮甜润、深情悠扬的嗓音，我知道，她是在唱给我听的。但我不能唱，只能在心里呼应着哼唱几句。

她是在对面教学楼一楼，只能有时偷偷地、不为人所注意地看看我。我注意到，我的一些同学，一些战友也会有时特地走过那段地方，看似不经意地抬头与我遥看对视一眼，我们不能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不过，很快我看到，在他们教学楼的二楼通道，凡到课间时间，总有一个穿着一件蓝衬衣、圆脸平头、中等身材、身板结实的男同学常常站在对面，定定地与我凝望对视。我不认识他，但好像见过，印象中这个人是高三年级的，好像就是我们学校鼎鼎有名的清华大学预备班——631班的。他是高三的，怎么会住到二年级楼来呢？我心里有个疑问，不解。而他站在对面二楼通道看我，一看就是几分钟，一点也不顾忌外人的注意。我心里也好生奇怪，他到底是我们的人，还是对方的人呢？不能肯定。

但无论怎么样，当前，我的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抓紧写交代。我想争取10天左右写完成，早点回班里去，回到我的同学中间去。

至于这交代怎么写，我心里也想清楚了。交代嘛，肯定就是检讨。那就以检讨为形式，以记述、写实为笔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依时间线索逐一记述铺陈我们所做的各个事件。讲求真实，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决不编造虚假的事实，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我想到，无论怎么样，我毕竟是自己一个人，人家那些工人、干部、农民，牵家带口的，我比他们轻松。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定承担起来，绝不诿过他人。再有，我想把全部交代连成一个整体，每一篇交代书，只要去掉开头和结尾的那些检讨性文字，各篇可以连接起来，全本就构成为一部纪实性的中篇或长篇小说了。当时我就是这样构想的。好多年以后，看到有人把老帅彭德怀在文革中写的交代编印为《彭德怀自述》出版，我还想，其实我当时写的那些交代也完全可以编作一本自述，如能出版，当然也会有其意义。不过，听说那些专案组后来把所有这些文稿统统烧掉了，毁之一炬，说是不留档案。我听了，也感觉蛮可惜的。

从哪写起呢？且从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时候写起吧。首先是北京的红卫兵来了，学校也组织起红卫兵。后来我们也参加了红卫兵。后来就分派，后来就静坐，后来就武斗，后来就受伤，动不了了……我大致参与了当地文革中大军成立以来这么八个月左右的活动。后来呢，就是历经一年关押批斗，十年农村艰苦历磨，一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担当……

文革以来，很多亲身历经的、印象深刻的往事，如同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涌现出来……

回想起来，1966年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我们学校在8月中下旬由“红五类”（家庭出身于工人、贫雇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子女）学生组建起红卫兵，这是具有高贵血统的第一代红卫兵，非“红五类”学生是不能参加的。我家成份本来是小贩，人家说属于非“红五类”，是不准许参加红卫兵的。所以陆团长说我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依据可能即在这里。后来分派以后，我在大军指挥部认识了城里另一所高中县一中的一个黄同学，一说起来，他家的成份也是小贩。他说，一开始，他们学校也说他家是小贩，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他很气愤，拿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去与红卫兵负责人辩论。他说，你们看看，毛主席把小贩和贫雇农划在同一个阶级的，你们怎么能说小贩不是“红五类”？那头头一看，无话可说，就只好让他参加红卫兵了。我十分钦佩这黄同学，他敢作敢为，有理有据，很有才干。我感觉他的勇气和学识很值得我学习。他后来一直在大军指挥部里作谈判代表，负责对外谈判的工作，对我帮助很大。后来这几十年，这个同学也很有作为，成为一所高等院校一个部门的领导，很有建树。几十年来，我们俩一直都是关系很密切的知心朋友。

这一年的9月4日吧，我们学校主政的红卫兵组织迎来了几个北京某中学前来开展串连活动的红卫兵学生，就住宿在我校的男生宿舍楼里。“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从北京来到我们学校”，这个特大喜讯迅速传遍了整个学校。学生们纷纷集涌而来，围涌到这个宿舍楼前，为的就是想看看北京人是怎样的，北京的中学生是怎样的，北京的红卫兵是怎样的，一副新奇的、好奇的、猎奇的心态。看了出来，无不啧啧称奇。我也涌去了，也看见了，是挤涌在人头缝里看见的。这几个北京红卫兵身穿解放军的草绿色军装，头戴军帽，腰束皮带，左臂上套着一个书写着毛主席手迹“红卫兵”的红袖章，精神抖擞，英姿飒爽，风华正茂，好一个凛凛威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叫做，简直帅呆了！这些红卫兵在我们同学的心目中，形象是多么的高大，多么的神圣，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是毛主席称赞他们“造反有理”的红卫兵！

但第二天上午，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这里地委派人通知这几个北京红卫兵到地委去询问情况，却把他们扣押起来了。这个消息可把我们学校主政的红卫兵激愤起来了，不知是谁振臂一呼，学校的大喇叭一吼，召集全校学生直奔地委办公大楼示威去了。我和班里同学一道，随着人流也去了。大家到地委办公大楼前集中，呼喊口号，要求放人。很快，这几个红卫兵出来了。据后来了解内情的人说，其实，地委并不是要扣留他们，可能是问询的时间稍长一点，被人传说是“扣留”，就惹出这一桩事情来。这几个红卫兵出来之后，学生们就簇拥着胜利地回学校去了。这就成为我们当地文革中有名的我们学校红卫兵“9.5”冲击地委事件。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我们当地的最高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仅仅是作为我们学校学生群众的普通一分子随大流跟着去而已。但到一年后的9月5日，到这个事件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成为我们大军的负责人，带领着我们的红卫兵队伍去到地委，要揪斗地委的“走资派”去游街了。这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我们这里串连之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马上组织人员乘火车北上北京串连去了。这可是极其光荣的事情，是没有我们非红五类学生的份的。我们不能去串连，学校也不再上课。文革开始之后，与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清宫秘史》、批判“三家村”等大批判运动相呼应，学校里大字报、大批判运动热烈展开，全校学生，包括老师，无不行动起来，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批斗资产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偌大一个校园，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放不下去了。很快的，校长、支书之类校级领导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学能力强、水平高的有名教师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平时学习好、成绩好的同学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批判校长、老师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白专”学生的时候，我也成了“只专不红”的“白专”典型，只有陪着挨批的份。可几个月下来，那些贴满校园的学生、教师、领导相互之间你揭发、我批判、他辩护的大字报，看看也没有什么好新鲜的了。那些“自来红”的血统高贵的正宗红卫兵们纷纷免费乘坐火车大串连，“风风火火闯九州”去了，而剩下我们就只有在学校里自己看看书，闲着闷着过日子。

等到“自来红”的正宗红卫兵们大串连一圈回来，他们纷纷说起串连到北京得到毛主席接见的荣耀，说起到上海、到天津、到武汉、到成都……到各地串连时的趣闻，无不眉飞色舞，津津乐道。我们听了，好不羡慕他们，也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而他们也说到，在外地，非红五类的学生同样可以加入红卫兵，同样可以出去串连的。于是，他们也很快发展我们参加红卫兵了，我们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他们再出去串连时，也捎带上我们。这样，在10月下旬，我们班的班长——这个老资格红卫兵就带领着我们6个第一次外出串连时不得出去串连的非红五类同学组成一个串连队，一行7人，五男二女，乘火车去上海串连了。为什么不去北京而去上海呢？据说上级有通知，在北京串连的红卫兵人满为患，暂不接待，要求到北京以外的城市去串连。我们当然很渴望到北京去串连，有同学说，如果能够去一次北京，就是死也值了！可见愿望之急切。但上级的要求，我们是坚决服从的。上海就上海吧，反正能出去串连就行。

（未完待续，下接第三章《串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