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两个早逝的同学——李武和梁慈业

忆两个早逝的同学——李武和梁慈业

蔡梓权

我又想起了玉林高中两个不幸早逝的同学，一个叫李武，一个叫梁慈业。现在查玉高的校友录，早已没有他俩的名字；问问同学，连他俩的班别也记不清了。我记得，李武是高三年级的，好像是636班，或是633班，据说他家在离学校30多公里的乡下，父母是农民；梁慈业是高二年级的，好像是645班，或是642班，据说他家就在学校所在的县城，父母是城镇的平民。这两个同学在去世之前，都和我有接触；我甚至往往认为，他俩是顶替我去赴死的，或者说，他俩是分别代替我去承受死亡了。别人可以忘掉他们，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他俩去世至今已经45年了，我依稀还记得他俩的形象。那时他俩不过是19、20岁左右的年纪，与当时的年轻学生一样，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李武稍高，略瘦，端正脸庞，目光明澈，话语不多，坦诚朴实。梁慈业身材适中，英俊帅气，慈脸善目，温文儒雅，质朴热情。他俩的共同特点是工作主动踏实，善于动脑，动手能力特别强，刻苦钻研，勤于实践，埋头苦干，不出风头，不事张扬。在我们组织里，他俩是最早的元老之一，同时，也是我们组织里人员甚少的专门负责研制手榴弹的武卫班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成员。我是参加组织以后才认识他们，平时相互接触不多，也从没有特别的个人交往。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正直诚挚，为人正派，有才干，能担当，敢作为，乐于助人，我在心底里敬佩他们。

我们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已到了1968年1月两派斗争剧烈冲突，我们本派组织面临对方武力镇压、处于最后阶段的严峻时刻了。

1968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万物凋摧。我们组织在学校的处所——科学楼被拥有武器强力的对方组织武力进攻占据了，我们的同学被逐出校园，李武、梁慈业随90多名同学一起来到当地本派组织指挥部所在的一个村庄避难栖身。那时，我在那指挥部担任一个主要头头。

1月24日下午，我和我们这些同学一起，收管进驻了村庄东南角的一个小工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位于村庄内我方指挥部的安全，因为这个工厂是对方组织最靠近我方指挥部的一个据点；同时，收管进驻工厂可以把它用作我们同学的容身之所。我们的收管进驻方式和整个过程是和平的，没有抓人，没有打人，没有骂人。我们集中该厂70多名工人，向他们说明目的，陈述利害，终于得到工人们的同情和配合，大家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迅速离开工厂，把厂子让给了我们。我校90多名同学和城区一个初中50多名同学就一起住进了厂里，把这个小厂保卫起来。

26晚，对方组织数百名武装民兵动用轻重武器包围我们这个村庄，重点是对我们守卫的这个小厂发起进攻。一名爆破手冲上来用炸药包把工厂东南面一个瞭望角楼炸开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口子，我方负责守卫的三个同学中，其中初中的一个姓谢的同学被炸成重伤，很快不治身亡。李武、梁慈业和我们的同学用自制的手榴弹勇敢地抵抗对方的进攻。幸得在铁路护路的支持我们的解放军及时赶到进入我们的防卫点，对方被逼停止了进攻。

27日，我们的同学经过商议，决定利用被爆破的角楼的爆破口作为通道，向外扩展在工厂外围几十米范围因武斗被荒弃的菜地上构建防御设施，拉布电网，埋置地雷，构筑地堡，开挖坑道，垒设掩体。我们几十名同学做好分工，有条不紊地轮班作业；我专门负责警戒工作，手持我方组织从北京得回来的唯一的一把64式小手枪担负瞭望警戒，随时防卫对方人员前来进攻或破坏。李武、梁慈业和武卫班的同学专门在车间里抓紧制作手榴弹，他们不需要出来参加外围的防御工事修建工作。

28日下午5时许，外围防御工事各项工作大体就绪，修建工作接近完成。突然，李武从厂内走出来，来到我一整天坐守警戒的掩体旁。我赶紧招呼他弯下身子，不要把头露出掩体，因为我们发现，对面几百米外对方的据点里，埋伏着对方从部队转业、退伍回来的枪手，人家在整天不停地瞄着我们，要警惕。李武对我说，指挥部打来电话，叫我回去接。他说，他接替我担任警戒。我说，好的。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把头伸露出掩体。他点头。我把那64式小手枪交给他，就起身回厂里接电话。李武就坐在我的位置上暂时担负警戒工作。

离电话室不足50米，我回到电话室接过电话，刚说了几句，外面枪响，我马上放下电话往外跑去，半途上就见几个同学从外边捧抬着李武进来了。我刚离开这么几分钟时间，李武居然就中弹受伤了！我靠上前抱着他，他被击中头部，枪弹从左额打进，穿过头颅从右脑后射出，打得十分精准。他伤口处鲜血涌冒而出。李武还睁着明亮的眼睛，大口喘气，但任凭我们怎么呼唤，他已经说不出话。一会儿，他就昏迷过去了。负责救护的同学马上把李武扛上担架，由10多个同学一起护卫着，紧急送他去附近的地区医院抢救。但10多分钟后，护送队还没有到达医院，李武已经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双目光明澈的眼睛！

我心中十分痛楚，如果李武不出来，如果他不坐到我那个位置上，他肯定不会被打死。或许，对方的枪手一整天瞄准的就是找我下手，他并不随意打我们那几十个整天暴露在那里进行防御工事作业的同学；而李武刚出来，坐到我那个位置上，不慎露出了头，枪手误以为是我，旋即开枪，结果错击中了我们的李武！就这么几分钟，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朴实能干、大可作为的年轻生命就这么殒命而亡！这怎能不使人疾首心痛！

我们为战友的殒亡牺牲而悲痛，但对方的残杀吓不倒我们。此后，对方一直紧紧地包围着我们的村庄，野战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全副武装地对着我们，轰击的炸弹常常就在靠近我们身边几米的地方爆炸。我们无所畏惧，更加坚毅沉着地坚守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第二天，29日，已是1967年农历除夕。我知道，我们组织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关头。那天中午，我正在指挥部里烧一些文件资料。我校高三年级的一个女同学急急地来找到我，说我们在厂里的很多同学正在收拾衣物，要离开村庄，回家过年。有的同学不准他们走，大家在吵。她叫我赶紧回厂子去劝阻大家不要走。我想了想，对那女同学说，请她回去告诉大家，就说是我宣布的，凡是能离开村庄回家的同学，收拾好东西赶紧离去；愿意留下来的同学可以留下来，但不要阻止要离去的同学。无论回去的，还是留下的，大家都是好同学，好战友，不要吵闹不和。

那女同学说，那大家走了，我们村庄就守不住了。我说，人家全副武装攻打我们，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单凭一身血肉之躯，村庄肯定守不住的。留在这里的人越多，死去的人就会越多。离开这里回去的同学，毕竟可以活下来。有人活下来就好。我希望离开这里活下来的同学，不要忘记留在这里死去的同学，这就可以了。

那女同学哭着回厂子去把我的话告诉了同学们。结果，我们学校有60来个同学悲壮地离别回去了，有36个同学自愿留下来，其中包括有10来个女同学。那些与我们共同守卫厂子的当地初中的几十个同学，他们的年纪都较小。我们力劝他们离开村庄回家去，他们大多数同学听从，离开厂子回家去了；但仍有年纪稍大的4个同学坚决要求留下来，我们就准许了。梁慈业本来只要一离开村庄，他很快就可以回到在城里的家，但他留下来了。可以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明知留下来会死，但却心甘情愿慷慨赴死的人。我们甘愿践行自己说过的“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诺言，说话算话，说到做到。

我们和一千多学生、工人、农民和群众在一起，在对方只围不打的围困中，在罕有的危难厄困中，坚守在村庄里，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度过了1968年的春节。

春节刚过，2月6日，大年初八，对方发动数千民兵，对我村庄发起了旨在全面镇压我方组织的总攻。这一次，他们避开了我们把守的防卫严密的厂子，把攻击突破点选在村庄北面的全村的制高点——望花楼。到第三天中午，武装实力强大的对方攻占了望花楼。于此，他们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村，火力足以控制整个村庄。下午，我方指挥部命令我带领同学们撤离孤悬于村庄东南面的厂子，回到村子西南面的民房里；同时，要求我们安排人员到位于村庄中心位置的指挥部里布设地雷、挂雷等自制武器，尽可能延滞对方的进攻，准备打巷战。

我组织同学们遵命执行。我们英勇地反击对方前来进攻、实施爆破我方指挥部的战斗人员。在战斗中，一个大型炸药包爆破的巨大气浪冲破窗玻璃，飞击的玻璃片刺破了我的额头眉心出血，我不理，继续和同学们一起投掷手榴弹，坚持战斗。我们的顽强反击终于击退了来犯者。战斗暂时停歇。

我抓紧巡查周边情况，看到西南面民房与指挥部之间，隔着一道三、四米宽的巷道，同学们来往通过这里，完全暴露在望花楼上对方枪手的枪击射程之内，十分危险。为了保证安全，必须立即在这里挖一道通行坑道。我马上叫来一名工人老谢，一名初中学生小梁，加上我，三个人够了。我安排那工人老谢在西头，那学生小梁在东头，我在中间，我们三人手握锄头，立即开始挖掘。

刚开挖不久，梁慈业走过来，走到我身边。他说，你们干什么？我说，要挖一道坑道，避免被望花楼上对方开枪打。他一把夺过我的锄头，说，这不是你该干的活，我来干。你赶紧去召集各组织头头开会，看今天晚上怎么夺回望花楼吧。

他说的话有理，我听从他，就让他在我的位置上接替我干的活，继续锄地挖坑道。我嘱咐他们，一定要留心对方枪击，注意安全。他们三人点头应承，我就离开他们走回西南面民房。

我回到民房里的临时指挥部，立即叫几个负责通讯工作的初中学生，马上分头去通知有关组织头头迅速前来开会。通讯员奉命出发，还没走出房子，外面枪响，我马上往室外奔去，很快，遇到同学们捧抬着梁慈业进房里来，梁慈业被对方枪击中弹负伤了！

我上前俯看梁慈业，他是被对方的狙击手开枪击中的，枪弹打得很准，击穿头部，穿过脑门，鲜红的血液和浆白的脑浆涌冒而出，他已昏迷不醒。负责救护的同学马上急救，止血，包扎；然后，我们马上派出护送队，紧急护送他去地区医院抢救。可是，与李武一样，梁慈业无法抢救过来，很快就伤重逝亡了。

我离开那里才不过几分钟，一个活生生的温文儒雅、慈仁质朴、聪明能干的年轻生命就瞬间殒亡，他明明是代替我承受了这飞来的横祸！如果他不叫我离开，那中弹死亡的必定是我！我为梁慈业的猝然死亡满心悲痛，难以抑止。我不再开什么会了，只独自一人，坚持守卫在最前沿。如果这时对方来犯，我必定会与之拼死偕亡！可梁慈业死后，对方不再发动进攻了。我一直坚守到晚上。

晚10时许，我方指挥部决定组织全体人员和群众于深夜12时突围，撤离村庄，命我校留下6个同学担任后卫，任务是掩护撤退，坚守到下半夜2时，再伺机撤出。我不顾全体人员的劝阻，坚持与其他5个自愿报名留下的同学一起留下来担任后卫。我们都交待了后事，我把自己一直带着的小手枪解下来交给了突围的同学，要求他们必须保管好这个唯一的真正的武器；我们6个人各自把自己所带的所有钱物，包括学生证等，都完全交给了突围的同学，我们自己留着的只有一大堆自制的手榴弹而已。我们这6个同学全然置生死于度外，只怀抱着决一死战的决心，没有作活下来的打算。我们愿意与先逝的李武、梁慈业等战友一起，就战死在这个战场上！

我们坚守到了凌晨2时，完成任务，撤退时却发现还有好几百名群众来不及撤出。我们决不能只顾自己，不管老百姓。我们带领着这些群众突围，在村子里辗转了好几处地方却出不去。正苦于无望的时候，我们学校有3个早期派往外地的同学从外面潜回村庄，找到我。于是，我们马上召集所有群众，由这3个同学带路沿着他们进来的路径突围撤出去。我是最后一个迈出村口，离开了村庄。我们匍匐越过一大片对方打开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的开阔田地，勇敢穿过对方用轻重机枪弹雨封锁的一段公路，老天保佑，英灵庇护，我们终于突出来了！

我们撤离了村庄，乘夜走了两个多小时，天亮时去到火车站。铁路护路的解放军保护我们。接着，支持我们的火车司机开来一列货车，让我带领300多名学生、工人、农民爬上货车顶，随即随车驶离家乡，去到几百公里之外的邻省一个濒海城市。

悲愤激越、心绪难平的我们依然渴望战斗，满心热切要寻找武器再打回家乡来。我们得到这个城里一所中学一派学生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他们让我带领6个同学随他们去到附近一个山区县城参加当地的武斗，以期夺得武器归我们带回。2月16日，是我们逃离家乡之后的第七天，我在这天晚上的一次行动中中弹负伤，一颗子弹贯穿了我的头颅，生命垂危。幸好被送进部队医院，得解放军抢救，把我从阎罗殿上拉了回来。

得悉我负伤的消息，一伙同学从家乡乘火车赶到濒海城市我住院的部队医院来探望。他们看到我满头扎满绷带，头肿得如同大南瓜，两眼充血几乎失明，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都忍不住哭泣起来。我倒安慰大家，不要哭，不要紧的。我问同学们，你们去看过李武、梁慈业的父母吗？同学们告诉我，都去看过了，他们家里都还好，叫我放心。同学们特地告诉我，他们去看望梁慈业父母时，其父母一见他们，开口第一句就问：“八一六”出来没有？同学们告诉他们说，他突围出来了。其父母长抒叹说：出来了就好了，出来了就好了，千万别给抓了，如果他被抓住就没命了。他们所说的“八一六”就是我，因为那年的8月16日，我组织了“八一六”学生静坐行动，后来很多老百姓就称我叫“八一六”。我听同学们说到这些，心里十分感动。老百姓在牵挂着我们，就像我们在想着他们一样。这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情谊。这就是民意所在，这就是人心所系。我知道，强权威势可以逞暴于一时，但公道自在人心，正义总会由历史来作出判断！我满怀信心、勇气和力量。

后来，我以伤残之躯，历经无尽曲折磨难，但毕竟活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无论如何，我始终忘不了当年战火中的青春，忘不了同学、战友之间那份危难时刻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忘不了代我赴死的李武、梁慈业以及其他牺牲的战友们。我说过，活着的人不要忘了死去的人，这是一句承诺，说了就要做到，我必须一辈子践行信守。

我们记着他们，不是要记住对立，记住仇恨，而是要深刻反思当年造成这种对立、对抗乃至虐杀的原由，不要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而且，我认为，为人在世，类似李武、梁慈业以及其他牺牲的战友们一样，他们为理想、为信仰、为信念、为承诺、为尊严、为正义，坚强不屈，矢志不移，临危不惧，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实在体现了一种骨气、一种品格、一种气概、一种精神，这是诚为可贵的。这种骨气、品格、气概和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需要的。浩气凛然，理当长存于人世间！

                                     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