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

 (一)回乡认家

     1940年，我出生在沈阳，乳名“维新”，一般叫成“维子”或“小维”。是表叔给取的名。时值日本维新，取此乳名，有时髦之意。然而我的一生没有时髦，只是普通而已。父亲是沈阳義胜勇商店的四掌柜，家庭富裕。童年是在幸福中度过的。

沈阳是有名的大城市，宽宽的马路，高大的楼房，人们来来往往，车辆川流不息，繁华热闹。住房内，白白的墙壁，亮亮的电灯，格外舒服。父母的亲朋好友到来之时，糖果花生，吃不胜吃。可谓福中生福中长了。

好景不长，家庭变故，终止了这种生活。

三大爷来信说，家中只有他老两口，土地却很多,经常顾工种地。土改献了地，怕复查后，划成富农，叫我们赶快回家，增加人口，土地平均就少了。

秋天，我七岁，随父母乘火车回到老家。

火车上，人多，拥挤。上车时,妈妈抱着年仅五岁的弟弟。我和哥哥拽着妈妈的衣襟，挤上去。我们躺在座位底下睡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了沧州。当时八路军和国民党正在打仗，家乡是解放区，火车过不去。雇了一辆大马车，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来到漳卫新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就是我的故乡。

三大爷个子高高的，外号叫大个子。抱着我，弯着腰,走进了黑洞洞的小屋。房梁黑黑的，黑得发亮；墙壁土土的，土得满是灰尘。没有电灯，只有脏乎乎的豆油碗灯。没有眀厨亮床，只有褪了色的黑漆漆的卧柜。

我们哇哇大哭，打着滚地嚷着：“我们回去！我们回去！……”

“别哭！别哭！…明天就走，明天就走…”妈妈哄着。这个“明天”一直拖了下去，成了未知数。

秋后，土改复查，搞得热火朝天。人们聚在大街上，敲锣打鼓，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官房里传出了嘹亮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是回到农村第一次听到的歌声。听到这首歌，我跑到村外的田间小路上，天真地抬起头，望望天空：太阳金灿灿的，天空瓦蓝瓦蓝的，蓝得像透明的水；大地上的一切明朗朗的，原来农村也是美丽的啊！

晚饭后，锣鼓响起来了，人们集合在官房里，开斗地主大会。三大爷是村支书，主持会议。我站在三大爷的身旁，看着下面的人们。……

“王玉先，那一年，你骑着自行车，轧了我的鸡，不光不陪鸡，还下车打了我一巴掌，骂我不长眼…”一个农民说着就去打王玉先，多亏有人拉着，才没有打成。地主富农都耷拉着脑袋，老老实实地站在前面。从那以后，幼小的心灵，打上第一个烙印：地主富农是坏人。

母亲管教很严。农村的孩子在夏天，多数不穿衣服，黑黝黝的，像泥鳅。可是，我们三个从来没光过屁股。有一次，我和三大爷下地打高粱叶，裤头被地头的枣棘棵挂烂了，只好光了屁股。我哭着说：“没法回家了，回不了家啦！……”。三大爷不禁笑起来：“没事，你背上这捆高粱叶，就能回家了。”一大捆高粱叶，当着前后身，跟在三大爷的身后，走回家来。妈妈见了哈哈地笑了：“怕什么，不就是怕露出你的小屁股小鸡鸡吗！”

我们不会骂人。村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说话是东北口音，管我们叫“侉子”。

“小侉子，吃什么饭啊？”

“小米绿豆粥！”侉声垮气的回答。后来，这句话就成了开玩笑的口头禅，一见到我们，用手指刮着我的小鼻子，学着我们的腔调说：“小米绿豆粥…”

夏天，在地里拔草，看到瓜地里黄黄的大甜瓜，顺便摘了两个。三大爷把我们叫了去，瞪着眼睛，气势汹汹的。“爬瓜，没出息！人家的东西我们不准拿，记住了没有？”

三大爷是绝户，过日子不细心。母亲唯恐日子过坏了，三个儿子连媳妇也说不上来。那年冬天，和三大爷分了家。

一个妇女拉着三个孩子，种着十三亩地，起早恋晚拼死拼活地干，很不容易。但是，庄稼长得好，一年下来收入也不少。加上父亲不断的捎钱，有了一些积蓄，添置了两块空宅基。每当有人说；“你好啊！三个小子，日子越过越兴旺。”妈妈自豪地回答：“是好，三处宅子，将来三房儿媳，谁说不好呢？”妈妈没有悲观的时候，总是笑咪咪的。

我们家买了一头大黑犍牛，不老实，顶人，见着生人发怒，呋呋地直喘气，妇女孩子不敢靠近；但干起活来很有力气。这头大黑牛只有三大爷敢管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