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怎样才能打动人心？—在念人的《南国三部曲》研讨会发言

南国三部曲

　　念人同志把他的三部小说，即《泪洒珠江》、《哭泣的白云山》、《愤怒的玉兰》汇集在一起，以《南国三部曲》为书名，编辑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研讨的事。

　　过去，单篇出版时，我读着它，是一种感受，也写过一些评论；现在，汇集到一起，我并没有估计到它的新意。是我家的保姆看后，高兴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并且说，她给了同样在北京打工的丈夫看。这本书竟然在打工者中间传阅起来。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念人的三篇小说，如同三个横切面的镜头，把社会的诸多问题展露在读者面前，文艺作品能有这样的社会效果，还不值得我们研讨吗？

　　于是，我想到了文艺作品怎样才能打动人心这个问题。就《南国三部曲》的创作实践，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文艺要敢于面对现实，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敢于直面人生

　　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群众集会上向魏巍提问：当前诗歌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魏巍回答说：脱离社会实际。此言一出，四座震惊！魏巍揭露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还是更严重了？我想同志们不答自明。且不说那些跟着修正主义堕落至极的作家，就是稍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对现实睁只眼、闭只眼，不敢正视。

　　这种社会现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没落时期，尤为突出。这当然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挣扎的思想控制有关。但是，在这种白色控制下，仍然产生着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红楼梦》和曹雪芹，鲁迅和他的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毛主席把《红楼梦》作为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可比的事物举出来，可见《红楼梦》这部巨著历史地位多么崇高。作者曹雪芹是在封建统治实行文字狱的历史条件下，书写《红楼梦》的。他不但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一对青年男女敢于反封建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元春省亲，含蓄地骂到皇帝。由此看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句戏谑之言，实在是作者反封建的最高思想。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也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我们有毛主席领导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光辉实践，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毛主义，我们应该比前辈更有勇气，更有智慧，更有才华。站在这个高点，应该说念人和他的《南国三部曲》，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第二，文艺要反映人的命运问题

　　也就是念人同志在创作体会里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关系到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问题。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最主要的是写人，写人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等。”

　　写人，怎样写？写什么？不说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就是革命文艺，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有的作品题材很大，人和事都写得很多，但就是人“活”不起来，不是爬在纸上的人名，就是不分主次的人群。事和人也是分离的。究其症结，就是不写人的命运问题。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命运问题，自然折射着社会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人就是阶级的人。修正主义极力抹杀人的阶级性，就是极力掩盖他们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一样——吃人的本性。我们是马列毛主义者，是阶级论者，“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要通过文艺，揭露资本主义者吃人的本性，不管他们怎样乔装打扮。

　　《泪洒珠江》里的女大学生刘静亲身经历说明，城乡资本家血管里流的是最肮脏的血。如果说农村先富起来的人是第一次逼刘静跳江自杀的罪魁，那么，城市里的资本家则是第二次把刘静逼上绝路的祸首。某些人对他们一手培植起来的资本家进行辩护，是多么滑稽可笑！

　　刘静用自己短暂的恋爱婚姻经历，向世人说明：即使是知识女性，他们的命运也是不能自主的。如果说，《泪洒珠江》提出了妇女的命运问题，那么，《哭泣的白云山》则是提出了普通工人的命运问题；而《愤怒的玉兰》则是提出了基层干部的道路问题。如果说，前两个问题是对社会的揭露和认识，那么，第三个问题则是广大基层干部要选择的正确方向。因为社会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认识提高斗争才能真正解决。

　　我特别欣赏《愤怒的玉兰》，因为它的主人翁莫晓兵是在总结了自己反腐败失败的教训后，自愿离职回到家乡帮助农民开展保卫土地的斗争。这样一条自选的道路，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的。作者写这样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这就是书中坚持九年反腐败的王学瑞和陪伴他的莫壮学。这样的先进人物，深深地打动了作者，给作者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作者就是在这样生活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民保卫土地的群众斗争，创作出这样一位带有启发性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和乌坎的斗争相配合，就更显得光彩照人。

　　第三，文艺要写工农兵的本质，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在特色社会里，文艺还能不能运用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南国三部曲》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条件。

　　《愤怒的玉兰》结尾写到莫晓兵在警察追捕下，带着铁锁链逃到海边，被一位渔夫发现了。渔夫问他：“你是逃犯吗？”莫晓兵大着胆子回答：“我不是逃犯。我是玉兰村……”只报出一个村名，渔夫就猜出他是“为咱农民打抱不平的莫晓兵！”有了这句判断，就有了渔夫一系列的搭救活动。我在评论时，写下这么一段话：“它说明革命者不怕死，是革命者自身的最好保护伞；而人民群众是革命者的天然保护神。”现在看，毫无疑问，是作者运用自身的想象，给作品一个余味无穷的结尾。如果对人民没有本质的认识，能写出这样惊人之笔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有一个认识过程：

　　自小我受到革命文艺的教育，看了《小二黑结婚》，就学着给村民写剧本，以村农会主席和一位寡妇恋爱结婚的故事为蓝本，写真人真事在全县演出，获得一等奖。从此，我就爱上了赵树理；到大学，读了《红旗谱》，又爱上了梁斌。这时只想着梁斌笔下的农民比赵树理的高大，不知道问题的根儿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遵照“讲话”的教导，利用下乡下厂劳动之机，主动和工农交朋友，确实也感受到工农群众值得歌颂。但是，知识分子高人一头的思想，仍然放不下来，对工农没有一个转变立场的根本认识。

　　毕业了，工作了，经历的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有了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自觉性以后，对这个问题才算认识到根上。记得我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笔下的暴动农民和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那么的不同。一个确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则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个不同，反映的是世界观。当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上海听了陈赓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故事，他画了很多标记，打算要写，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这说明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没有生活，即使是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是创作不出来的。

　　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世界观改造的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有希望和人民接近。和人民接近的越多，对人民的生活“吃”得越透，创作的素材就越丰富；在创作的时候，想象的余地就越宽广，浪漫主义的笔法运用起来就越自如。正如魏巍同志说的：“愈是生活底子深厚，艺术想想驰骋的天地也就愈是宽广。”

　　毛主席在“讲话”的最后说：“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有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自觉解决这个问题，才有解放区和解放后革命文艺繁荣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借鉴这个历史经验，透过迷雾，看到我们灿烂的未来。

（肖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