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我的小说经常从“寻找”开始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寻找、乐意寻找。越寻找,就越觉得需要寻找的东西太多,越寻找,就越能发现寻找的意义。
《灭籍记》,范小青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49.80元
有些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写同一个主题。范小青也是如此。尽管她的写作题材多样,但是在“寻找”主题上似乎格外深情。
范小青是一个“好玩”的人。在写作《灭籍记》的过程中,她不止一次为笔下的人物笑出声来;她的小说,也是在写好玩的故事。然而在“好玩”的背后,埋伏很多东西。
我们能读出来吗?为什么范小青对“寻找”充满兴趣?读书报专访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
中华读书报:您是如何看待“寻找”?
范小青:其实从主观上讲,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对“寻找”这个主题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执着。有时候自己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写到“寻找”那儿去了,或者才开始构思,想着想着,又到了“寻找”这儿了,似乎绕来绕去也绕不过去。正如你说的“格外深情”,我想,这种深情,真是藏得很深,有时候自己都发现不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它就冒出来了,非常执拗地掌控你,指挥你,霸占你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在“寻找”的过程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范小青:我的小说,确实经常就是从“寻找”开始。只是在出发点之前,也可能不是“寻找”,甚至不想“寻找”,因为写了较多的寻找题材小说,我曾经几次在笔记本上写上大大的“不再写寻找”这样的字,并加上几个感叹号来提醒自己。但是没有用,我拗不过我的思想。所以干脆就听从思想他老人家的思想,就继续寻找吧。
寻找,从具体的人和物和事,到抽象的精神、哲学的意义等等,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寻找、乐意寻找,越寻找,就越觉得需要寻找的东西太多,越寻找,就越觉得寻找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越寻找,就越能发现寻找的意义。
寻找的收获还在于歪打正着。假定本来我是要寻找张三的,结果张三没有找到,我找到了李四。而对于李四,我原来是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的,李四的出现,大大地打开了我的脑洞,让我的思维空间大大地拓展开来,有了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时候虽然寻找张三的初衷还没有实现,但是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会接着寻找张三。
中华读书报:《灭籍记》由三个部分组成:寻找房本、寻找档案以及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人,三个部分的故事相互纠缠,相互推进,在阅读中要十分警惕保持清晰的思路,否则很容易被绕进去。很想知道您写作的过程是否顺利,这部作品对您有怎样的挑战?
范小青:这部作品的写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不怎么顺利,因为起初我是想正面去写一个苏州老宅的故事,恐怕写了有好几万字了,可是怎么写也找不到感觉,难以为继。后来放弃了正面强攻,确定了现在这样的幽默荒诞的基调,将沉重的题材放进好玩的故事,写作就顺畅起来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写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时候,开始是写一个完全正面的正常的一心为农民的农村医生,也是难以为继,后来将主人公设置成一个低智商(脑膜炎后遗症)的形象,就是写一个笨笨的人,怎么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农村治病救人,后面的写作,一路就行云流水般了。
《灭籍记》这部作品对我的挑战就是非常用心非常刻意的写作,而且还要刻意地将这种刻意隐藏起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崇尚行云流水般的写作,一说到刻意,就会觉得才华不够,先天不足,靠苦功夫死功夫写作。其实说到底,作品中的行云流水,也是从刻意中来的,只是这种刻意让人感觉不到刻意,感觉到的就是行云流水。
如果真的就是简单的行云流水,那只是一杯白开水,不会有滋味的。很多读者喜欢行云流水的文风,是因为作者在行云流水的背后,掩藏了他们非常厚实沉重的心思。
中华读书报:三十年前,您就写过一篇名叫“身份”的短篇小说。后来您还围绕房本、结婚证、档案等证件写过《五彩缤纷》《现形记》等。这个主题,在您的写作历程中有怎样的变化?
范小青:短篇小说《身份》大约写于1989年,写的是小巷里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孤寡老人,只有个绰号,叫老隔年。老隔年就是那种隔年不死的老蚊子。小巷里的居民,都习惯了和老隔年相处,他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从来不去关心打听。后来新来了一个居民小组长,她工作十分认真,一心要想把老隔年的身份搞清楚(只是居民小组长的认真态度而已),但是她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也没有搞清楚老隔年到底是谁。因为老隔年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居民小组长也想通了,不再去追寻老隔年的身份了。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需要搞清楚的,不能含糊,也有许多东西,可以含糊一点,不是非要搞得一清二楚。含糊一点,更能让人产生想象,但是寻找的过程,追寻真相的过程,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过程中,将会呈现出历史过往、当下社会的林林总总,一路景色变化多端,一路风雨相伴相随。
这样的想法,在写《身份》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而现在有了,这可能就是在写作这个主题历程中发生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您通过叙述吴正好一路寻找爷爷信息的过程,大致展示了身份内涵变迁的历史。小说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很强的历史纵深感。
范小青:这又可以回到你一开始的两个问题上:寻找。
在寻找的过程中,体现历史的纵深,展示历史的许多信息。虽然这许多信息并不连贯,甚至有些历史的记忆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它们凑在一起,却组成历史的画面,展示了历史的长度和深度。在历史的记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因为有时候历史会和错误的记忆连在一起,比如小说中那个明明不存在的郑永梅,却在许多年后大学同学的回忆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
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在某些“真实”面前,显得特别无力呢?其实不用担心,只管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编织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呈现给读者,读者会读出其中的真实和虚幻,或者,既真实又虚幻,或者,既不真实也不虚幻。
小说本就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甚至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共同思索却仍然完不成的。
中华读书报:《灭籍记》中的“好玩”的人物:郑见桃。这是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太太,也是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您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如何考虑的?
范小青:我写了几篇《灭籍记》的创作谈,其中一篇题目叫《好玩的背后》,说到郑见桃,我写她的时候,确实好多次忍俊不禁,这是个很好玩的人物,一个调皮的老太太。但是郑见桃决不仅仅是好玩。我们要看到的是好玩的背后——郑见桃,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真理和爱情,丢失了身份,一辈子都无法做回自己。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冒名顶替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所以她活得姿意自在,爱吃吃,爱喝喝,想骗人就骗人,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太,自以为足智多谋,无往不胜,可她的人生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她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过郑见桃这个名字了?一方面,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成功者,胜利者,另一方面,她是彻底失败的,她永远不能是她自己。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还有着墨并不算多的人物郑见桥。为了表现对组织的忠诚,一心要把郑家的老宅捐献给国家,却因为找不到房契惹来麻烦。这些人物带着悲剧色彩,荒诞又悲凉。很想知道您的创作心态。
范小青:在历史的往事中,写满着类似的悲凉,它们看起来简直荒诞不经,简直不可思议,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就像是编出来的。确实,这就是编出来的,这是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这个“编”,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曾经在历史上,类似的真实事件比比皆是。这确实很搞笑,用这样的手法写悲凉,就是含着泪的笑,就是我想通过文学作品,写出过去曾经有过、今后再也不应该重新出现的荒诞。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也许是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您的写作是沉重的。
范小青: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丰富、更复杂,变得很有趣,变得奇怪,无厘头,好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傻傻笑那种好玩,是暗含着错综复杂内容的不可捉摸的有趣,是有着特殊分量的奇怪,是让人感叹的沉重的好玩。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写的又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用从前的一本正经的老眼光、老观念去看待、去提升,我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回不到一本正经的状态。
关系的倒置,真假的难辨,观念的对峙,一地的鸡毛,满脑子的混乱,组合成了时代的风貌,世界在变化,文学怎么样?至少我想,我们的写作可以有、也应该有更多的路径。好玩的故事承载历史的命运,“好玩”的背后,是对现实的剖析和生存的思考。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整体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同时很多作品又充满荒诞感,您如何看待现实和荒诞之间的关联?
范小青:《灭籍记》开始于非常现实非常实在的故事,吴正好谈对象要结婚,家里住房条件很差,他得把去世了的爷爷奶奶的房间打扫干净腾出来,这是再现实再正常不过了。
结果,吴正好在打扫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他父亲小时候被亲生父母送与他人的一张旧契约。这张历史的旧约,让起始于现实的故事,逐渐地走向别样的结果、荒诞的结果。这些荒诞很荒诞吗?现实中、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吗?
看一看郑见桃这个人物,她冒了嫂子的名,进了养老院,用嫂子丰厚的养老金过自己的晚年。这个情节很荒唐,难道没有人会发现?
叶兰乡去世前,年纪已经很大了,她没有子女,没有亲属,只有原单位的人偶然还会和她发生很少的联系,比如逢年过节会有人来看望一下老同志叶兰乡,但是随着时候的推移,单位里认识叶兰乡的人越来越少,后来来看望她的年轻同志,根本不知道叶兰乡是谁,只是来完成一个工作任务而已。所以当郑见桃以叶兰乡的名字住进养老院后,始终没有人怀疑过。
所以,一个看起来十分荒诞的情节,却又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生活给写作者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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