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李渔巧对对联的趣事

         为什么李渔的一副对联，令人捧腹大笑？才子们添加了标点，人们又赞赏不已呢？

                                 
                             
      
       这得从李渔生活于明末清初时期，是一位富有盛名的戏曲和小说作家说起。他这一生并不能算常规意义上的事业有成，但由于他这个人为人处世与众不同，却称得上文人中，特立独行的代表......在写书、编书、经营家庭戏班之余，他留下的大量轶事都与对联有关。

                                 
                                
        
        这些轶事，有的充满了机智的文字游戏，有的自带令人捧腹的诙谐色彩——其中，李渔的一副对联，令人捧腹大笑，才子添加了标点，人们又赞赏不已——对联又叫“对子”，据说最初起源是贴在门边用来辟邪的，但随着时间流转，渐渐变成一种时令风俗和文化现象。
        哪怕是一些经济上不太宽裕的人家，到了年节之时，也会贴个红纸对联来讨吉利，希望来年一年都好运当头顺顺当当。而那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富商和高官家庭，则往往会不惜在这事上花费润笔，去请著名的文人墨客来为自己家里“定制”专用的对联。
        不同于一般书画往往挂在房屋内部，按照常规习惯，对联都是贴在大门两边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对联在为主人增光添彩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效果。一旦有足够知名的人题写了对联，那么任何一个经过这家大门口的人都能看到。
        如果对联的内容能够充分体现主人的品味和地位，那么对于面子的增值效果就更加可观。李渔因为擅长诗书，而颇有才名，对这样的人来说，写几幅对联自然不在话下。
       虽然年轻时曾经成功考入金华府庠，但在那之后，李渔就再也没有科举的运气。他也参加考试的次数并不少，结果却屡试不第。科举不利难以走上仕途，应人所求写诗画画写对联，自然也就成了他消遣加创收的一条好路子。不过越是有才的人，往往多少有些怪脾气，李渔自然也毫不例外。
        若是无财无势的普通人求他写对联，往往是求的人客气、写的人也客气，不但不加为难毫不拖沓，心情好了还可能会附送几张万年红纸。如果上门来求字的是为富不仁的富商，或者名声不好的高官，体验就往往没那么愉快了。
       曾经有一年，当地一个生意做得很大的酒坊老板慕名登门，想让李渔给自己写新岁贴的对联。老板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知名文人题字能够提升家宅的格调，他也希望这位名人在年节关头多多写几句好话，以便为来年的生意讨个好彩头。这名老板不但自己目不识丁却又爱好附庸风雅，最重要的是他做生意的口碑也不太好——老板信奉“无奸不商”的信条，平日卖酒不诚不信，短斤缺两、以次充好的行为层出不穷。
        李渔明知道老板打着什么主意，也不打算放过这自己上门的润笔，他不动声色地答应下来，只告诉老板三天后来取字。三天后，老板带着润笔费用上门，果然收到了李渔亲笔书写的对联。
        回到家中，老板喜气洋洋地把对联交给伙计，让他们赶紧爬高上梯地贴起来。这副对联上下共有二十个字，写的是：“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养猪头头大老鼠只只瘟。”谁料到刚刚贴上去、连梯子都还没撤下来呢，门口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捂嘴偷笑起来，更有一些胆子大、不怕主人生气的人更是捧腹大笑，声音越来越响。
       这样一来，老板自己虽然不通文墨，也多少感觉到有些不对了，但没人肯做恶人出头来告诉他大笑的原因，老板自然也就更加莫名其妙。在紧要关头，还是老板自家的账房先生给解了围。他悄悄把老板拉进门内，告诉他“这副对联有问题”，原来，对联往往都是不带标点符号的，这副对联一旦在中间加上逗号点断，意思可就截然相反了！
      事情明摆着，这对联不但不是老板想要的吉祥好口彩，反而变成了充满晦气的话。账房先生把自己加了标点的对联念给老板听——“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养猪头头大老鼠，只只瘟。”这样一来，对联的意思就变成了酿酒发酸、味道像醋，养猪只能养到老鼠那么大，并且还个个都要得瘟病。
         老板这一听，大怒得几乎跳起来，立刻就去找李渔的麻烦，不但要他赔润笔，还要再赔偿自己一笔“利市钱”。众所周知，做生意的人最忌讳遇到晦气的兆头，认为会冲走财运、导致生意不利。老板言之凿凿地要李渔赔钱，李渔却不慌不忙，说道：“我分明写了大吉大利的话给你，是你自己疑神疑鬼，把好好的一副对联当作晦气话。”
       老板哪里肯信，一定要他赔钱道歉，才肯了结此事。双方拉拉扯扯来到酒坊门口，看热闹的人早就跟了一条街，把酒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李渔当众让众人评理，说老板昨天让他写对联，今天却反悔了要赖账，不但如此还要让写对联的赔利市，这天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老板自然也不肯吃这个闷亏，一口咬定他写的对联是晦气话，两人言来语去，最后说僵了决定打赌。赌注是十大坛子酒，如果对联确实是好话，那么老板输酒；如果对联是晦气话，李渔就得出这十坛酒的酒钱。见局面已经差不多了，李渔直接上手给对联添了句读，念出来就是：“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养猪头头大，老鼠只只瘟。”这样一来，对联自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好话。看热闹的人捧腹大笑大声喝彩，老板却瞠目结舌无计可施，只能看着人群把十坛酒抬出来分了。
       和酒坊老板用对联打赌的事只是其中一桩，关于李渔写对联的轶事还有很多。成书于清末宣统年间的《南亭联话》就记载了不少他巧妙书写对联，达成各种各样稀奇古怪要求的故事。
        例如有一次，他在南京营造的芥子园门内桃树成熟了，但却总是有人进门来偷摘他家的桃子，他就在自家门口贴出了一副对联，写道：二柳当门，家计逊陶潜之半；双桃钥户，人谋虑方朔之三。
        上联讲的是自家门外种了两棵柳树，比起陶渊明“五柳先生”的别号，那是连一半都达不到；下联说的则是院子里的桃树，总是有人效法东方朔的故智，想要来偷摘我家的桃子。
       这副对联不但随随便便就化用了典故，而且还不着痕迹地显示了主人大隐隐于市的情操，连“请大家不要再偷我家桃子”的含义也天衣无缝地嵌了进去。人们见到这副工巧的对联，口口相传都当作奇闻轶事来讲，原本想要偷摘桃子的人见到众目睽睽，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不再动手了。
         又有一次，李渔给自己题了一副对联，对联写道：绣衮丛中衣褐客；少年场内杖藜人。这副对联展示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了。李渔没有功名，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很大一部分靠着与高官名爵交往得来，也就是古典小说中常常提到的“清客”和“帮闲”。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一群有钱有势的群体里如鱼得水混得开，靠的就是自己的才华，因此对自身的才力自视甚高。而下联的意思则展示了一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他觉得自己即使年纪大了需要扶杖而行，但心态仍然年轻，所以仍然会和年轻人混在一起玩闹。
         因为特殊的社会角色，李渔即使有时候嬉笑怒骂恃才放旷，但他几乎从不真正地得罪自己的客户和那些相交的贵人，这才保证了他既能当名士、又过着还不错的生活。康熙七年，他在多方交游、想了各种办法拉赞助之后，终于获得了足够营建一处居所的资助。
         于是他选择了南京城中不足三亩的地方，精心营造，修建起了一座虽然不大不繁华、但却充满匠心和美感的园林，这就是芥子园。芥子园的得名，用的是古书中“芥子纳须弥”的典故，赞扬这座园子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深具“壶中天地”的意境。有了芥子园，他终于可以有个长期落脚、享受生活的避风港，李渔为芥子园题写了新的对联。
        对联写道：“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他认为尘世间的应酬波折太过烦人，希望能享受更风雅更轻松的生活。而精心经营的园林，正好能让他全家都居住在美妙的风景之中。而以芥子园的落成作为标志，李渔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他首先把“芥子园”打造成了商标，开起书铺、做印书卖书的生意，不但自己写的书都在这个书铺刻印，还选择善本、精工细作，推出了不少精品书籍，可说是名噪一时。在他身后，他的女婿沈心友又延请王概、王蓍、王臬兄弟共同编集了以“芥子园”作为名号的《芥子园画谱》，这套画谱经过多次增编，流传后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教材。
       近现代的画坛名家如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等，其艺术道路都与《芥子园画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齐白石，早期原本以木匠为业，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绘画教育。
        机缘巧合之下，他在一个主顾家中见到一本五彩套印的《芥子园画谱》，虽然并不成套缺了一本，但这套画谱却一步步指明了种种基本规矩。齐白石曾说自己看到这本画谱之后，才觉出自己当初画的东西，“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小毛病一抓一堆。大画家都这样说，也可见李渔和他一手创办经营的“芥子园”品牌，对于古典文艺的传承推广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就在他辛苦经营的芥子园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定也最辉煌的数年，他的《无声戏》、《一家言》、《闲情偶寄》等著作都在这段时间完成。与此同时，他还培养自家姬妾上台演出，自己写本子自己经营戏班，文字吟风弄月，在当时大受追捧。现在被不少人视为“百合剧名作”的《怜香伴》就是他的作品。
         他的一生遍游大江南北，“十分大川，十经六七”，为了结交权贵不惜大谈声色犬马，有人说他是“走穴”的开山鼻祖。他在各个不同阶层的圈子中长袖善舞，光是有文字记载与他有结交缘分的就有八百多人；其中既有高官富商，也不乏三教九流的中下层人物。
        他曾为江宁织造曹玺撰写对联，与曹寅是忘年之交，和蒲松龄和交情也很深厚。至于“江左三大家”、“燕台七子”、“西泠十子”等当世名流，基本上都算是他的好朋友。在他的大量随笔、剧本等作品之外，他甚至还有不那么起眼的“禁书作品”，虽然自诞生之后屡屡被禁绝，但却越禁越火，各种各样的手抄本传播得如火如荼。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他在当时享有这样的名气，又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他的地位为什么仿佛总是不太高？有人认为，他的“离经叛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