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龙民》（二十七）

第二十七章    福星　

钟白美毕业回村没有接到郭富旺的班，不过还是当上了龙村的会计。他向郑维明要了一个新宅基，准备做屋结婚。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撤区并社，龙潭湖区改为龙潭湖人民公社。那时的龙村，老百姓并不富裕，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青黄不接之时，缺粮断炊的困难户，全村还有那么几家，由国家给于照顾。每个劳动日的工价虽然不高，大约在五角钱左右，但是，做三间砖瓦屋只需１０００元左右。因此，只要有几个劳动力的人家，都在利用早晚时间，拼命地搅和泥巴制作砖坯，拼命地攒钱，比着像郭由舒那样，将篱笆茅草屋改换成砖坯瓦屋。这个“换房”革命给了农国庆一个施展才华的好机会。

这一天，农国庆建房收工回家，刚走进堂屋门，钟白美的父亲钟青福站起相迎：“大侄儿回来了。”

严酷的现实生活使农国庆懂得了“出门观天色、进门观脸色”的道理。虽然心里不喜欢钟青福的虚情假意，但还是礼貌地回答：“回来了，您稀客！”一边为钟青福添加茶水，一边暗想：钟光棍自从大病一场之后，不再过问村里的事，今天来家干什么？为我介绍对象？不对，他不会那么客气。找我爸商量什么事情？也不对，管他呢！进房休息得了。想到这里，客气地说，“表爸，有我爸爸陪您，我进房休息了。”说着向卧室走去。

钟青福看一眼农治武，农治武会意，说道：“牛儿，坐下，你表爸找你有事。”

“找我有啥事？”农国庆停步转身，拉过一只凳子坐下。

钟青福笑着奉承：“村里人谁不知道，郭由舒请刘瓦匠做围墙，做起的当天，刘瓦匠刚端起酒杯，‘轰’地一声，围墙倒了。第二天重新做起，师傅还未走进堂屋门，‘轰’地一声，围墙又倒了。邢春桃把郭由舒拉到屋里，要他来请大侄儿，郭由舒不听，他妈着急地说：‘起屋造房，图的是吉利，现在只有农国庆来做才行。’郭由舒‘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相信，缺了农屠夫，便吃带毛猪。’说罢走出门，对刘瓦匠说：‘明天再来做。’第三天，刘瓦匠小心翼翼的垒着垒着，‘轰’地一声，没做起就倒了。刘瓦匠不好意思再做，偷偷地溜走了。后来，郭由舒不得不任由邢春桃把大侄请去。嗨，神了！你马到成功，围墙做起就站得稳稳当当，不倒了，人们都说你有煞气，诸神回避。”

农治武听到钟青福如此地赞扬牛儿，心里高兴，嘴里却故意地说：“这不是迷信吗？”

“表爸。”农国庆想解释。

“是迷信又怎样？那些干部口里说不信迷信，可又有哪一个真不信迷信？”钟青福谈得兴起，不听农国庆解释，问农治武，“你听说过邻村麦大发会计做屋上梁之事吗？”

农治武摇头说：“不知道。”

“那才神呢！”钟青福绘声绘色地讲道，“麦会计上梁那天风和日丽，人们听说麦会计上梁要唱上梁歌，都跑去看热闹。吉时良辰刚到，木匠老师傅清一下嗓门儿，高声唱道：

两个木马堂前放，

叫声老板请中梁。

一对青龙腰间系，

锯子斧头放两旁。

东中山上大师兄，

小师弟站在对方。

一对青龙慢慢下，

师傅忙叫缚住梁。

起屋造房百年计，

老板快把鞭炮放。

．．．．．．

房梁在木匠老师傅的“上梁歌”声中，在鞭炮的轰鸣中，在人们的欢呼中步步高升，刚升到山尖，“轰”的一声，东面的中山墙倒了，紧接着“轰”地一声西面的中山墙也跟着倒了。所幸的是上梁的两个木匠脑子灵活，反应迅速，一个抱着天平杆翻身落地，一个藏身脚手架下，才幸免遇难。

过了几天，麦会计把大侄请去，才顺利上梁。人们都说大侄是福星。我做房子不找福星，能行吗？”钟青福两手一摊，眼看农国庆，再转向农治武，“是不是，啊？”

“表爸，您过奖了。那不是我有什么煞气，郭由舒的围墙倒塌，是砖湿水过甚，饱和了，将砖晒干就行了。麦会计上梁出事，是因为两个木匠用力不均，做事不协调所致。俗话说，新墙如豆腐，一不小心就会出事。我也就是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已。”农国庆有点着急，因为明天上工前要给另一家放线，今晚还要画房屋的放线图。

“盛医生的房子漏雨，是你捡的漏子吧？”钟青福明知农国庆着急，却故意不说来意，而是制造气氛。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农国庆不得不探听缘由。

“哪里有问题哟！人们都夸你有艺德。”钟青福转身面向农治武，接着夸奖，“盛医生房子漏雨，每次请沈瓦匠翻捡，每捡一次，漏雨就换一个地方。这次请大侄去捡，发现是一块流水瓦钻有一个洞。大侄没有将有洞的瓦换一个地方，而是开除了。房子翻捡之后，经过大雨检验，没有一处漏雨。沈瓦匠骂大侄是笨蛋，自己砸自己的饭碗。人们都称赞大侄不但技术高超，而且人品高尚。”

农国庆听到赞美声，明白钟青福一定有事相求，催促道：“表爸，那是我应当做的。您还是说找我有什么事吧！”

“哎哟！我的大侄呀！”钟青福继续恭维，“听说你放线连水平尺都不用，仅用一把三角尺，放线又快又准。”

“哎呀！表爸，您有事就直说吧！没事我就睡觉了。”农国庆真急了，起身欲走。

“大侄，是这样的。”钟青福害怕农国庆真的走了，停止恭维，微微一笑，“给我做房子的沈师傅拿着水平尺，这边跑到那边，几个人忙活了几天，抽了几条烟，喝了十几斤酒，把基脚做起来了，结果木工杨师傅去一看，说要不成！”

“怎么要不成？”农国庆转身发问。

“我也说不清是怎么要不成，木工杨师傅看了只是摇头摆脑，长吁短叹，说这个朝向怎么能住。害得我们一家人心里毛毛的，做的房子不能住，我做它干什么？所以，我想请你去……”

“表爸，我跟您说，”农国庆截住钟青福的话尾，“木工杨老师傅是龙村手艺人中的大师傅，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不就行了吗？”

“他们一个是木匠泰山，一个是瓦匠北斗，可是他俩向来不和。”

“表爸，木工杨老师傅说的朝向问题属风水，都说风水是迷信，现在不管风水是不是迷信，我都不懂。再说，我在外村做屋还得几天……”

“没关系。”钟青福拦住农国庆的下文，点着头，十分坚定地说，“大侄，我们等。你几时有时间就几时去，我们等，等！”略顿，又说，“你到我那儿干一天，我拨两天的工分给你，白美是村里的会计，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农国庆还在犹豫，农治武发话了：“牛儿，答应表爸，但是不要工分，帮忙。”

农国庆父命难违，抬头说：“表爸，今天４号，８号我去看看。您把郑村长，木匠杨老师傅和瓦匠沈老师傅都请到现场，我们共同商量，您说好吗？”

“好！好！非常好！”钟青福一叠连声叫好，“就这么决定，我走了。”

农国庆是一个政审不合格的人，他钻研技术从来不敢涉及风水迷信。钟青福的换工要求和父亲的善心把他逼上了梁山，他不得不研究一下房子朝向问题了。

８号早晨，农国庆早早地到现场，当钟青福和钟白美带着郑村长、杨木匠、沈瓦匠走进现场时，农国庆已经认真检查结束。

钟青福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就把主持权交给了郑村长。

郑维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解决青福大叔房屋的朝向问题，意见不统一，可以讨论，但不能伤和气。杨师傅，您先说，这房屋朝向怎么要不成？”

杨木匠说：“这是宫殿寺庙的住向。”

沈瓦匠说：“迷信，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

杨木匠说：“你不迷信，打灶为啥看日子？上梁为啥甩包子？”

郑维明见沈瓦匠没有反驳，杨木匠也停止说话，便说：“杨师傅你接着说。”

杨木匠说：“说完了。”

沈瓦匠不等郑维明吩咐，说道：“我是按照村委会划的红线做的，怎么不行？阴阳先生那一套是封建迷信，是要批判的。”

杨木匠正要反驳，被郑维明伸手制止，对农国庆说：“你的意见呢？”

农国庆很小心地说：“杨、沈二位老师傅是龙村手艺界泰山北斗，我是晚辈，且无门无派，说错了，请二位师傅原谅。我们现在是在表爸家里，今天不讨论风水是不是迷信。这个红线是村委会决定的，村委会是共产党领导下最基层的组织，也就是说这是共产党定的向，一切牛鬼蛇神都不可能、也不敢兴风作浪。”农国庆看到沈瓦匠脸上放光，杨木匠脸有不悦，不管那些，自顾自地说，“杨师傅说得很对，向学所说的２４向中，东、西、南、北四大正向，老百姓是不能住的，不是因为向不好，而是向太正了，老百姓坐不稳，就像北京故宫里的金銮宝殿，那是正南向，给你，你能坐得稳吗？”

农国庆看到杨木匠脸上阴天转晴，还微微点头。而其他的人则不约而同的“哦”了一声，“是这么回事啊！”

农国庆微笑点头，拿出一个小指南针，亮给人们看后，继续说，“我用串联时在武汉买的这个玩具指南针测了一下，表爸的房屋朝向是１７４度，不是正南向，也就是说，不是子午向。其实，就算是正南向，也不是没有解。可以在不违避红线的前提下，将大门扭向。像表爸这房屋的朝向，想扭到‘乙辛’向，确实很难，但是扭到‘癸未’向是容易的。‘乙辛’谐音是容易兴旺发达。‘癸未’是什么？就是金贵的位置，哪个位置最金贵？龙椅呗！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喽！”

“哈哈哈！”说得在场的人个个发笑。钟青福立即拍板：“那就‘干部’向。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沈瓦匠对钟青福笑着说：“我给你做了‘干部’向，将来出了干部，我可要沾光啊！”

钟青福不失时机地说：“那是，那是，一人有福，带福满屋嘛！不过，你可要让农国庆贤侄来做这个‘干部向’啊！”

沈瓦匠知趣地说：“那个自然，农国庆师傅不来，我就不来。”

农国庆忙说：“不是我来做，而是杨老师傅做。”

杨木匠趁机拉拢农国庆：“我们俩人一起做。”

郑维明和钟白美等同时说：“对，一起做。”

农国庆别无选择的参加了之后的建造工程，上梁的前一天夜里，刮起了大风，农国庆担心已做起的山墙被风吹倒，起床摸黑到钟白美家，喊醒主人，用檀条把墙抵好。就在农国庆抵好最后一根檀条，刚起身，一块砖头从墙上掉下，砸在农国庆的头上，农国庆闷哼一声，倒了下去，鲜血像泉水涌出。钟青福吓得魂不附体，惊慌失措地同钟白美将农国庆送到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把农国庆从阴曹地府拖了回来。钟青福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对农国庆说：“侄儿啊！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钟白美的房子做起了。１９７６年春节前，钟白美在给吴纷绮家里送年茶时，向岳母提出寒假与吴芬绮结婚的要求。农村青年男女确立了对象关系后，男家每年必须四次带礼物到女家看望岳父岳母。也就是春季拜年，夏季送端午，秋季送中秋，冬季送年茶。

吴芬绮说：“不行，周恩来总理刚刚逝世，全国人民都在悲痛之中，我们岂能结婚？暑假再说吧！”

吴芬绮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在龙潭湖小学教书。到了暑假，钟白美再次要求结婚，她又说：“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地震，过两个月再说。”过了两个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钟白美不敢提及结婚。

吴芬绮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婚期。国丧期间不能结婚，这故然是一个理由，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郭由舒的婚宴上，吴芬绮知道了“１７工程”和为了当“农官”，钟白美几次送“妻”，心里不是个滋味，她不愿与品行不端、爱搞阴谋诡计的流氓钟白美结婚，又不能跟流氓吵架，怕别人分不清究竟谁是流氓。可是，身为老师，刚拿结婚证怎么能马上再办离婚哩，何况已经睡觉了。她只好借故一推再推。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吴芬绮才很无奈地答应钟白美的结婚请求。新娘进新房时不慎将挂在新房门口治新娘的十六两制老秤弄掉在地上，吴芬绮明白“秤砣虽小压千斤”的道理，生气地用脚将克制自己的秤杆跺断，把秤砣扔到门外。由于跺秤杆用力过猛，结婚红鞋面挣破，脚撑扭伤，她手扶床头桌一颠一跛走过去，睡在床上生闷气。听到公公钟青福在门外对前来闹房的人信口开河地说儿媳妇已有身孕，心里更是有气。她却不知，如果不是钟青福带病守在大门前，对前来闹房的人又是奉烟又是敬茶，好言笑脸地阻挡，不知一心想报“洞房失衣”之仇的郭由舒要闹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农国庆的技艺和人品惊动了邻村的一个姓张的瓦匠，他在移民建房时就是工长，一天能做一个山墙。那时的房屋并不高大，一个山墙二千块砖左右，但是，单墙带柱的清水墙，一个人一天做起很是不易，被人们称为“快刀张”。

“快刀张”为村长做屋，建议多找几个好师傅，把邻村的沈瓦匠、特别是农国庆找来，争取一天把墙垒起。村长向龙村郑维明求援，郑维明爽快答应。

做墙那天，“快刀张”安排沈瓦匠和另外一个瓦匠做内山墙，自己和农国庆各做一个外山墙。明眼人心里清楚：这是一场擂台赛。农国庆也不客气，不慌不忙地提刀上场。

吃中饭时，沈瓦匠看到农国庆比“快刀张”落后半层砖，很是着急，鼓励农国庆要加油。“快刀张”心中窃喜。农国庆微微一笑，上架再战。当“快刀张”很潇洒地用瓦刀一点，按下最后一块砖，抬眼正好与农国庆的眼神胜利会师，“快刀张”心里一震，决定在饭桌上扳回一局，因为他听说农国庆不会喝酒。

晚饭时，“快刀张”把农国庆拉到上方陪自己坐下。房主人一边拿起农国庆面前的酒杯，一边说：“辛苦了一天，喝几杯酒解解乏。”

农国庆拦住说：“谢谢！我不喝酒。”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不喝酒！”“快刀张”推开农国庆的手。

“我确实不想喝酒。”农国庆继续推辞。

“酒品看人品，酒气壮胆气。”“快刀张”激将又讲理由，“若是早中餐，为了安全，不能喝酒，晚上必须喝酒，不喝就是瞧不起我。”

“农师傅，不要扫了张师傅的兴。”房主人再次向杯中倒酒。

“不用酒杯，用大碗。”“快刀张”得寸进尺，站起来夺过酒壶向大碗里倒酒，然后端起自己的酒碗，“我先干为敬。”“咕嘟、咕嘟”一气喝完，手亮空碗，眼看农国庆。

所有的人都看着农国庆。

农国庆不能再辞，心想：我可以被打倒，决不能被打败。把心一横，端起酒碗一气喝清。

“再来一碗。”“快刀张”往空碗里倒酒，又端起喝完。

农国庆只能接招，端碗喝清。

“还能喝吗？”“快刀张”挑衅地问。

“你喝我就喝。”

又倒酒第三次喝清。

“还敢喝吗？”“快刀张”坐下，惊异地问。

“真饭假酒混时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你喝我奉陪。”农国庆坐着淡然地答。

“对不起，家里没有酒了。”房主人赔礼道歉。

不久，“快刀张”约农国庆为相邻公社的谭村长做房，与被誉为“飞刀王”的瓦匠，进行了又一次较量。结果，农国庆甩掉“快刀张”，和“飞刀王”同时完工。

农国庆的名声越来越大，请他建房的越来越多。

有些亲朋好友只能请农国庆加夜班，农国庆一概帮忙，不要工分。人们心里过意不去，买烟或拎酒感谢。还有的村民找关系、托人情，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农国庆管教，学手艺。一个初具规模的龙村建筑班子不知觉的自然行成，农国庆成了当然的班长。

郭由舒看到农国庆走红，十分嫉妒，气得咬牙切齿，告到工商局。

工商局派人到龙村，说“好玩的学戏，好吃的学艺”，批评农国庆弃农经商，是典型的不务正业，是封资修在龙村的具体表现，属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将农国庆带走。

郑维明听说后，赶到县城承担责任。他对工商局的领导说：“农国庆给村民做瓦活，都是集体安排的。至于说农国庆收受烟酒之事，村里已经进行了严肃处理，没收了烟酒，扣罚了他的工分。”工商局领导听了郑村长地汇报，警告一番，才放回农国庆。建筑班子随即解散。

一天，农国庆出工被村长郑维明叫到家里，对喝茶人说：“谭所长，我把农国庆带来了。”

谭所长放下茶杯，面对农国庆：“我们正在调查一个案件，有一件事情找你落实一下。”说着拿出一个信封，问道，“你有这样的信封吗？”

“有。”农国庆点头。

“有多少？在哪里弄的？”

“公社团委书记是我的同学，去年底，我到他那儿办事，他给了我１０个这样的信封。”

“你用了几个？还剩下几个？”

“一个也没用，还剩下５个。”

“为什么没用？”

“信封落款‘龙潭湖区革命委员会’，与我身份不符，再说区已经改公社了，我想还是不用为好。”

“既然没用，怎么只剩５个？”

“何梅拿去５个。”

“你与何梅是什么关系？她几时拿去的？”

“上前年，我在走亲戚的路上，碰到一个小女孩手捂胸脯蹲在路边喊救命，我把她背到医院，为她办理住院手续时，才知道她叫何梅。去年１２月一天，我在医院看病又碰上，她问清了我的姓名住址便走了。没过几天，她找到我家，感谢救命之恩，临走拿走５个信封。”

谭所长让农国庆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