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传说（二）209——253

 

                中国文化的“空头”

 

鲁迅在病中拟下的那份遗嘱中有“孩子长大后，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的一条。空头在这里的意思或许应该是只有虚名而没有实在意义，而在文学家和美术家的前面加上一个空头作定语是可以做两种理解的：一是指所有的文学家和美术家都是空头；一是除了空头之外还有多头在。 

庄子之所谓的“圣人无名”是说圣人是不务虚名而只做实事。但所谓的实事又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对自己有实在的意义，二是对社会的有实在意义；实在一词的意义自然与金钱有关，又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否则也就连君子也够不上了。对于一般人而言只具备其一即可，对于圣人来说则更重要的自然是其二。老子的无为、孔子的不作、庄子的“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都是要舍其一而求其二，鲁迅所追求的是个人与社会的两全，也因此而更累，但这或许也正是其所谓的多头。

近年来颇有许多人对鲁迅这样的多头行为表示不满，认为鲁迅太注重个人而忽视了社会，比如在挣了太多稿费的同时还从政府那里拿了太多的工资而对于革命的态度却很是暧昧，比如要住在日本人的租界里或躲在日本人的书店里以求“苟活”而对日本的侵华几近于无语等等，目的是不仅要将鲁迅从其崇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还要令其趴在地上永不得翻身，这显然是要矫枉过正了。但其实鲁迅只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人和自由的写作者，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是如此而已，比起闻一多和朱自清来实在是要聪明得多。

即便是在当今的中国，文人也只能来做文人的事。

写诗是不能挣钱了，这自然是对自己没有了实在的意义，但如果还可以用来自慰就也可以玩一玩，只要不沉溺得太深就好，否则就成了对自我的戳伤。如果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也自然可以印出来与其共赏。有赞助更好，自费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只要不被“诗商”们盘剥得太狠就好。但最好不是陈词滥调，否则就要被人讨厌而成为空头。除此之外是去写歌词，期待着哪一天被哪一个歌星唱红，但也就不成其为诗人，连所谓的空头也称不上了。

写小说的也同样，但因为不像诗那样来的简捷，付出的辛苦也就要更多。尤其是长篇，还要来不来就要几十万字，如果自费出版成本也就会更高。也正因为长，读者又要比诗更少，如果不能被哪一个制片或导演看上就几近于毫无意义，更不要说那些又长又臭的劣作了。鲁迅是很少写诗的，长篇就更是没有，或许也是为了不想做这样的空头的缘故。

但已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还要称“新诗是一个失败”，仍在的“国学大师”们更要称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失败，可见即便是被现代文学史称之为大家的那些文学家们，最终也有沦落成空头的危险。如果“倒鲁”成功，鲁迅就不仅不再是圣人，还会被带上汉奸的帽子，连所谓的空头也做不成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鲁迅说过文艺家的悲哀不在于他的生前而在于他的死后，其所指也就在于此吧。

在文学家日渐稀少的今天美术家正在多起来，原因是可以更容易赚钱。文学是要读的，看是要比读更省事的，而所读之书都是印刷品，所看之画却要以真迹为更好；尤其是中国画，即便是临摹或剽窃的东西只要大名一签就都可以成为孤品了。也因此在当今的画坛上空头与多头是很难分辨的，正所谓鱼龙混杂，骗子们也正可以大行其道。

美术家的数量多起来，空头美术家的数量也自然就多起来。但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这些空头都有成为多头的可能；虽然这所谓的多头是低层次的，即对个人的意义或许不小，而对社会的意义大多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诗与画经常是被并提的，诗人会自恋，画家也一样，正所谓敝帚自珍。但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阳春白雪更要阳春白雪，一类是比下里巴人更要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不过是和者寡而已，加上了一个更字之后便成了欺世；下里巴人不过是和着众而已，加上一个更字之后变成了媚俗。但现在的画坛却也有属于他们的不小的空间，有时甚至还要甚嚣尘上和喧宾夺主。中国的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混乱中呈现出了一种繁荣或将要繁荣的景象，但愿不要最终成就出一个集体的空头，那就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悲哀了。

在网上写文章是不挣钱的，对于个人来说也不过是精神的自慰而已，如果对社会也不能有一些实在的意义，就成了最无聊的空头。至于鲁迅，我们或许还真应该将其忘记一段时间更好，否则就真的是糊涂虫。

                                       

                                                        2011-6-14

 

               大师的传说之四

 

最近有徐晋如博士的文章称范曾教授无知无畏不愧为文怀沙先生的弟子而文怀沙先生的国学大师是靠着一把胡子装出来的；同时又有《羊城晚报》记者对徐晋如博士和诗人叶匡政的采访，将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的帽子也摘了下来，理由是季羡林先生一生所研究的只是印度学而非国学，称其为国学大师乃是对其的侮辱云云。说的都称得上是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的同时也还要赞叹：博士毕竟是博士，诗人也毕竟是诗人，都不是白吃饭的。

但文怀沙先生最近也有话说，说自己的被摘帽是一件好事，让自己因此而轻松得很，可见当初的被戴帽也并非出于完全的自愿；但顺水推舟的默认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如同谁给了自己一笔额外的款子，也并不一定非要拒绝掉一样。至于他那本自称为“只有三十三个字的最小的书”，只要不在正文“正清和”三个字的后面再唠叨那其余的三十个字就好；虽然在销售的时候会因此贬值（文怀沙先生曾戏言自己的书法作品是要按包括落款在内的字数收钱的），但“每个字一万”也已经是并不很低的润格了。

对于范曾教授是自己学生的事文怀沙先生也有回应说：“我哪一天去听他讲一回课，我也就是他的学生了。”此话的言外之意或许是范曾之所以称自己为老师不过是听了一回自己讲的课，而范曾之所以一定要称自己为老师是另有目的的，说白了就是在包装自己。

据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怀沙先生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范曾教授送来的画，画的是一个老者在给一个孩童讲楚辞，但落款只是十翼范曾而并不提师徒之事。当有人以此质疑的时候，文怀沙先生先是淡然的一笑，然后说：我之所以要将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范曾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或许是因为在这时文怀沙先生对范曾教授的为人已经有所不满，和那个从法国回来之后他第一个去探望的范曾教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这之前和之后文怀沙先生或许也顺水推舟的接纳了范曾为自己学生的说法，其目的或许与范曾教授的认文怀沙先生为自己的老师是出于同样的吧，因为在这时范曾教授的名气是并不在文怀沙先生之下的。至于后来在文怀沙先生“倒霉”的时候，范曾教授是否曾经落井下石还不能确定，但至少是并没有站出来为他的“老师”说什么话，也可见这所谓的师徒关系是怎样的不实在了。

在中国，所谓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大都是如此而已的。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大师就应该是传大道授大业解大惑的人，也就是能带领众人走向未来的人。范曾教授是被称为也自称为大师的人，这个大师当然也还应该有一个限制，那就是绘画大师。但刚刚被摘下帽来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却要说范曾教授除了是国画家之外还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或者也应该要被称之为“国学大师”了。读范曾教授的《艺术论》和《庄子显灵记》，知道范曾教授也的确是在朝着国学大师的方向来努力的，但读了徐晋如先生的文章，看到范曾教授在为人大国学院院长助阵时的拙劣表现，我们在质疑范曾教授的同时恐怕也还要质疑一下季羡林先生了。

在中国，所谓的国学大师，大都也只是如此而已的。

即便是范曾教授之绘画大师的地位也并不是很稳固，虽然有拍卖市场的坚挺。最近就有与收藏家郭庆祥先生的官司，虽然一审判决是郭庆祥先生输了，但由此曝光出来的“范氏流水线”对于范曾教授来说却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由此引发的关于文艺批评和名誉侵权二者关系的讨论也将开始并延续。最终的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真理最终要战胜谬误却是一定的，因为否则，人类也就没有了美好的未来。

所谓国学是指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儒释道中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恐怕还有说法。徐晋如博士是将儒家当做中心的，文怀沙先生也是将儒家排在前面的，但范曾教授所首推的却是道家，而季羡林先生既然所研究的是印度学，其钟爱的或许就应该是释迦牟尼了也说不定。但由此看来，这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们似乎在玩弄着一些古董之外也都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出息。于是，中国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渴望大师的时代。

正如范曾教授说的，真正的大师都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超天才”，但可惜的是在徐晋如博士看来，范曾教授却是要因为虽然有可能知其然而一定还不知其所以然来将自己否定了。徐晋如先生是研究古文献的博士，一定不会是“没读过几本书”的，但愿其能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从而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2011-06-17

 

                  大师的传说之五

 

市场，据说从炎帝时就有了，也自然是越火爆越好。钱，是否要比市场产生得更早也说不定，但也自然是越多越好。但钱的多却未必会与人的聪明成正比，尤其是对于那些暴发户来说，在更多的时候却是要成反比的。

只要有了市场在，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艺术品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与其他商品不同，艺术品是被物化了的精神，最终是要通过欣赏来实现其价值的。在当今，对大多数人来说，金钱早已经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所谓的艺术品市场也自然就成了一潭浑水。浑水摸鱼虽然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但在水太过于浑浊且渊深的时候，却不是谁都能玩得好的。真与假的问题不用说了，好于坏的问题就更难说，而这时我们也或许在需要欣赏的同时更需要批评。

懂艺术的没钱，有钱的不懂艺术，在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那些暴发户，有的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可能鉴别出艺术品的高低与优劣呢？于是乎也只好唯名是尊。艺术家都是好名的，而只有出了名才可以赚到钱也正是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定律。于是艺术家也只好想方设法出名，包装，炒作，拉帮，结伙，政治投机，经济倒把，上交贪官下交奸商，谁也不仇谁也不恨，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借恪守传统以媚俗，靠大胆创新以欺世，等等等等无奇不有。

当艺术家已经堕落为娼妓的时候，艺术也就成了床下的弃儿。此时或许真的是要批评家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了，但环顾四周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据说中国艺术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赞美的时代，批评家们都早已被艺术家或收藏家们收买去吹喇叭抬轿子了。于是最终站出来的却是一个将收藏家和批评家集于一身的郭庆祥先生。

一个文化人绝对不是工匠，大都是要兼具几方面之才能的。如果一个艺术家兼做批评家且他所作的批评真的是批评的话，那他就会有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嫌疑；而如果一个收藏家兼做批评家且他所作的批评真的是批评的话，那他就会有抑此而扬彼的嫌疑。郭庆祥先生的批评范曾教授或许也正是背上了这样的黑锅。

百度上可以搜索到郭庆祥先生的资料云：大连万达玥宝斋董事长，中国拍卖市场最强劲的卖家，藏品从任伯年到吴冠中囊括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精品。这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是有一点问题的，中国近现代那么多的东西怎么能被一个万达囊括，况且还要是“精品”呢？从万达到囊括，或许也只能是一个理想而已。

企业的插手艺术品市场在中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大连万达的钟情于吴冠中更是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大连万达，吴冠中或许也成不了中国画拍卖市场的老大。吴冠中先生已经死了，我们或许可以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他的“笔墨等于零”的说法曾经引起美术界的争论，但其实只是在为他自己在笔墨上的无能寻找一个借口；而与其大唱反调的张仃和范曾教授的所谓“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也同样是在为自己仅有或并非仅有的那一点笔墨技巧辩护：二者都并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如果说范曾教授的泼墨人物画还因为有了那一点笔墨技巧而可以来媚一媚“俗”的话，张仃的焦墨山水画因为还少了一点笔墨技巧却是连媚俗也够不上的；而吴冠中先生的那些除了一点视觉效果便再也没有什么其它美感的胡涂乱抹也就只能是在欺世了。

但骗子的成功是以有傻瓜的存在为前提的，大连万达也正是充当了后者的角色。

大连万达在钟情于吴冠中之前其实也钟情过范曾教授的，否则也不会有一次购入两百幅的动作；虽然据说当时是为了救范曾教授的急，但如果从两百万的价格上说是“趁火打劫”也不是不可以。至于大连万达的郭庆祥先生为什么会与范曾教授反目，我们既不知道更多的内情也不想做更多的猜测，否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危险，因此就认定是郭庆祥先生所说是为了维护艺术的尊严好了。但或许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上面的抑此扬彼，因为那样的话，大连万达就会有更加悲惨的明天。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名和利是连在一起的；但人怕出名猪怕壮，钱挣得太多或名出得太大也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当年为了追求现在已经得到的名与利而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很可能会被他人翻出来与其现在所说的话和所干的事相对照，弄得自己很难堪。如果本人的心胸较为开阔也就算了，遇上心眼比较小的一个想不开便去跳楼或卧轨也说不定。

不过现在好了，因为有了法律，可以以名誉侵权的罪名将对方告到法庭上去，不仅可以搬回一点面子，还会得到一笔赔偿金来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精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最终维持原判，范曾教授真的要从郭庆祥的手中接过那笔几万元赔偿金，也许是要大喊一声“法律万岁”的吧。

 

                                                          2011-06-20

 

              大师的传说之六

 

据说达芬奇在创作完成了油画《蒙娜丽莎》之后便几乎不再画画，因为自认为再画不出更好的作品了。这与范曾教授的至今还在不厌其烦地画着打鬼的钟馗和出关的老子比较起来是何等的迂腐！无独有偶，最近，油画家靳尚谊先生举办了一个名为“向米歇尔致敬”的展览，展品只有三幅小画，都是临摹米歇尔的作品，认为自己完成这三幅作品虽然用了一年的时间，但最终证明自己比起米歇尔来还是差得太远。这比起来不来就要说自己不仅可以和历史上的任何大师对话并且在这个或那个方面都是“近百年来无出其右”的范曾教授来又是何等的寒酸！

最近，范曾教授正以他的“流水线”而成就着自己更大的名声，也就更要让达芬奇和靳尚谊那样的小画家而不敢望其项背了。

范曾教授是以画钟馗而出名的，也因此获得了鬼才的称号。钟馗是以善于打鬼而出名的，范曾教授之所以要以流水线是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那么多个钟馗来或许是因为这人世间魔鬼太多的缘故。但即便是神仙或许也有累的时候，于是便要去休息一下，休息的方式或许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于是便有了所谓的《钟馗雅趣图》。

范曾教授最喜欢画的《老子出关图》，或许也是经常要以流水线的方式一批一批地来画；之所以要如此，大概是现代人的生活之压力太大，所以就都产生了出世的想法。但现在的关却早已不是什么函谷关而只是海关，而且只要有钱是可以出去了之后再回来且回来之后再出去的；这或许正是所谓的“反者道之动”，所完成的正是老子未竟的事业。还有那“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进去了又出来，出来了又进去，这样的出出进进和进进出出与老子的一去不回头比起来无疑是要有趣得多了。

与《钟馗神威图》和《老子出关图》比起来，《八仙图》是要复杂一些的，但是对于有着“近百年来无出其右”之白描特技的范曾教授来说一出手便是十张二十张也该不是什么难事。之所以不能像《钟馗神威图》和《老子出关图》那样来得更快，或许一是因为人物太多，二是因为在处理一女与七男的关系时总是会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

如果将何仙姑放到一边去是太不尊重女性了，如果将其放到中间来却又有了太注重女色的嫌疑；尤其是还要让其半裸了上身并在让乳房暴露出来的同时又要将头扭向一边去，尤其是还要让一两个男仙来与其掰着手指来谈论着什么。如果能利用上一点高科技就好了，一按电钮观者便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说的一定“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玄学，否则就会让观者想到一些别的什么有伤大雅的内容上去。但据说老子的《道德经》也的确正是那样的一门学问，所谓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的也正是那样的意思。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要将何仙姑画的更年少一些为好，这对于范曾教授来说是很简单的事，不幸的是又要背上更大的嫌疑了。

范曾教授或许并不是中国第一个自称为大师的画家，但却是中国第一个不仅自称为大师而且还扬言要去做巨匠的画家。但其实，所谓的“坐四望五”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狂言，据范曾教授自撰的“九品中正说”，在大师的上面虽然是巨匠，但在巨匠的上面还有魔鬼，而且据说这魔鬼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如果将理想设定于此，那也就不仅是“近百年来无出其右”，而是要几千年来无出其右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无论大师还是巨匠，只要努力，尤其是对于范曾教授这样的“超天才”来说都不是不可以做到的，或许还会一跃而成为魔鬼也说不定；但前提却是没有像郭庆祥那样的收藏家和批评家来捣乱，否则就会因为人怕出名猪怕壮而出头的椽子先烂了。

范曾教授要做巨匠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的要做魔鬼是我们根据他的“九品中正说”推测出来的。魔鬼这个词虽然不太好听，但在范曾教授的心里一定是等同于神圣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范曾教授没有用神圣来取代魔鬼而让后现代主义的某君钻了空子自称起中国的第一画圣来。范曾教授是要恪守传统并回归古典的，而后现代主义的某君却要颠覆传统并超越未来，尤其是要用阳具在女人的体内作画，如果也加上一个“流水线”的话，那的确是要比范曾教授更伟大得多了。

某君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许正是吴冠中现代主义的继续，且正可以与范曾教授的新古典主义对偶。但与吴冠中现代主义对偶的古典主义在哪里呢?在当今的中国画坛，这或许会是一个不小的空间，正有待于想做大师的人们来占领。

                                         

                                                         2011-06-22

       

                 美丽却险恶的流水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喜静，智者好动；仁者愚蠢，智者聪明。然大智者若愚，大仁者绝学，所谓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者皆为小仁小智者也。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然近于仁者少而近于智者多，于是有见风使舵之小人与水性杨花之女子。老子之“无为”、孔子之“不作”、庄子之“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皆为大仁大智之圣者无奈之举也。

又有苏东坡者以行云流水比喻为文，曰“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行云随风而行，流水顺势而流，有心作之，无心得之，然后有美文。然云者遇狂风而乱飞，因积雨而成堆，如龙似虎，若马同牛；水者遇阻遏而回转，因跌落而凌空，正所谓“飞湍瀑流争喧豗，砰崖转石万壑雷”：亦皆有心作之而无心得之，然后有奇文。奇文者，大美之文也，可以欣赏而不可教学者，乃大仁大智圣者之偶为，非小仁小智者之常作，庄子之散文、鲁迅之杂文是也。

文如此，诗与书与画亦莫不如此。较之文，诗更简洁，然仍需自撰；较之诗，书更方便，且或可抄录；较之书，画更具象，尤可以复制：故诗书画虽为文之余却常能喧宾夺主且后来居上。画，是为其首，以水墨、柔豪、宣纸为材料，故每一次重复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神人无功，美在过程，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美的体验，于是有临摹，有仿作，或重复他人，或重复自己，且津津乐道，且自鸣得意，回回都一如当初，张张都是孤品，吾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又有了所谓的“范式流水线”，俨然是在为了批量生产而做的简单复制了。

中国画原本为工匠之事，工笔重彩，画者是为画匠。后有画院，画者是为画师，再后有市场，画者是为画家。画原为宣教之工具，故以形似为重，然造型之能力须有天赋并经长期训练方可获得，且绘画之过程也自然要更为繁复，故士大夫有所不为。到了宋代才有了苏东坡的《古木怪石图》和米襄阳的云山墨戏法，从此中国画便从工笔重彩变成了水墨写意、从注重形似变成了注重神似、从模仿自然变成了表现自我、从工匠们艰辛的劳作变成了士大夫的自由创作，是为文人画。

最初的文人画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精神，也正是从苏东坡和米襄阳开始中国画成了中国文人表现自我的工具。清代的石涛和八大不仅延续了这种精神而且还使这种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和光大。石涛以小写意山水为主而兼及人物与花鸟，八大以大写意花鸟为主而兼及山水；石涛以繁复为体，八大以简略为格，但都能将诗书画有机融合在一起而将文人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形神兼备的境界。

观石涛和八大的绘画几乎是每一幅画在立意、画法和最终的面貌上都不与其它雷同，这是他们既不愿重复他人也不愿重复自己的结果。到了扬州八怪那里似乎是有一些不同了，每个人虽然都各具特色，但每个人的作品却都不仅局限在一个固定的题材上而且还会在立意和构图上大同小异，而尤以居于其首的郑板桥为最有过之。但即便是在郑板桥的那些兰竹图上，我们也同样几乎看不到完全一样的立意和构图，所同的也只是题材和技法而已。

但“范式流水线”的创作方式也并非范曾教授所发明和独有，实际上在每一个中国画家那里都是存在的，偶尔为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创作方式之所以会以“范式流水线”为典型被揭露出来完全是因为范曾教授在中国画坛上正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而且范曾教授也绝不可能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作画的，尤其是当金钱对于他已经仅仅是一个数字的时候；而那样的流水线作业也算得上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扬州八怪之所以会不断地重复自己是因为当时在扬州形成了中国最初的艺术品市场。“范式流水线”的出现也同样是因为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又重新形成的中国艺术品市场。随着文化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模自然还会不断地扩大，如果让“范式流水线”一样的创作方式在中国画坛泛滥起来，艺术家又不能很好的把持住自己而不是偶尔为之的话，说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不幸是有一点小题大做了，但若说会给中国绘画掺入太多的水分却是并不为过的。

那一条条美丽的流水线，也是一条条险恶的流水线，最终或许将要织成一张大网将中国绘画一网打尽。此时，谁若能跳将出来——如同孙悟空翻出如来之掌心那样，只要不仅仅是在如来的指缝间撒上一泡尿而已——谁或许就能代表中国绘画的未来。

                                     

                   2011-6-22

              

                  鲁迅的“小”与范曾教授的伟大

 

中山大学最近又有博士生为写不好论文而跳楼，但这当然与已是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晋如博士无关，因为那个博士生是学分子生物学的。

徐晋如博士也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读博士时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论文在结尾的时候说：

顾随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最基本的传统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无可奈何。我们今天的诗词创作者，略工感慨，就贡高我慢，自以为是，不知忧患意识从来有之，在今天的时代，当若仍是忧国忧民的孤臣孽子之心，最终还是归附到“无可奈何”中去。不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武装自己，就永远只是古人的学步者，我们就永远没有理由要求自身进入文学史。处在二十一世纪开幕时期的诗词创造者，若要创造出独立的歌声，除了回归五四，没有第二条途径。

徐晋如博士的观点不错，只是在使用回归一词时不够严谨，因为一旦回归了五四，处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也就唱不出“独立”的歌声。而且，所谓的回归其实也是并不成立的，就如同要坐着时间机器去回归过去一样已被科学判定为不可能，老子要回归自然，孔子要回归西周，最终也自然都没有成功。我们是经历了二十世纪而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再龌龊不堪也仍然是一段历史，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地抹去的。我们的精神或许还可以用五四的精神来武装，但那也不过是穿了一件衣服或拿了一件武器，我们的皮肉却一定只能是自己的皮肉了。也因此，我们若要唱出“独立”的歌声来，就一定要在五四精神之上，也是在自己的皮肉中再生发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二十一世纪的精神来，否则就仍然是古人——五四人——的学步者，自然也就没有理由要求自身进入所谓的文学史了。

但五四毕竟是五四，虽然与我们隔着将近百年的距离，比起唐宋来说毕竟是要亲近多了。而五四精神也毕竟还是一种精神——就如同是一具死尸，因为还没有被埋入坟墓，我们就还可以从其裸露的皮肉上感觉到生命的温暖——不像那些“无可奈何”的“忧国忧民的孤臣孽子之心”，都早已经是半死的灵魂，除了对其表示哀悼之外我们也只能“无可奈何”了。但也正是这“无可奈何”的半死的灵魂，却被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者范曾教授当成了救命的稻草。所谓“恪守传统，回归古典”，所谓“隔着一个相当的朝代去追溯那个时候的辉煌”，正是所谓“略工感慨，就贡高自慢，自以为是”，其实是连中国话都还说不明白的。

范曾教授的狂是众所周知的，“近百年来无出其右”说的是自己的白描，但隐含着的或许也是自己的全部。但范曾教授的所谓狂也还只是狂，离后现代主义某君的妄还有着太远的距离，因为所谓的近百年也不过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尤其是在绘画的领域也不过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地出了几位所谓的大师而已。齐白石只是一个农民画家，土得掉渣。张大千只是个混混，痞得要命。黄宾虹不过一个学究，迂腐到家。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几个被政治阉割了的才子加流氓，也就因此而不值得一提了。在这样的一个近百年的时间里来无出其右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况且，如果正如顾随所说过的那样，中国最基本的传统不过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的话，那即便是要在中国的几千年内无出其右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来一个“有可奈何”就可以。但如果谁真的这样说的话，就不仅会像范曾教授那样被认为是狂，而要像后现代主义某君那样被指责为妄了；因为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也还都只是庸人。也无怪范曾教授近来会有那么多的麻烦缠身了。

和范曾教授比起来，鲁迅先生就要聪明得多了。在同一篇论文中，徐晋如博士还说：

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这话虽是自谦，其实也含着不服气的意味，要跟古人比高低。

徐晋如先生不仅是博士也是诗人，所以才能在鲁迅的自谦中体会出不服气的意味来。但鲁迅的自谦也许还表现出鲁迅的不自信，虽然有人说他的一首《自嘲》就抵得上唐诗宋词的全部。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自信鲁迅才不仅没有写出更多的诗而且也没有写出那部计划已久的长篇，这在那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们看来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们或许会怪罪于鲁迅的谦逊，而为范曾教授的“狂而不妄”来欢呼。

范曾教授的“狂而不妄”所体现出来的当然也是所谓的自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自信才有了他那么多的《钟馗神威》和《老子出关》，一个月100幅算什么，如果需要一天1000幅也画得出来。即便每一幅都完全相同得如同印刷，但那也仍然是我范曾教授的创造，都算得上是我为我深爱着的祖国所做出的贡献。而范曾教授“我一谦虚，就觉得自己很卑鄙”的话，就更反衬出了鲁迅先生的“小”来。

在反衬出鲁迅先生“小”的同时也正体现出了范曾教授的伟大。这伟大，或许还要让我们须“仰视才见”。

                                           

                                                                                           2011-06-23

 

 

             中国文人之无可奈何

 

文人的伟大在于敢于以自我对抗社会，虽然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是顾随之所谓“无可奈何”，但仍然可以以超然物外之术将自己解脱出来。也因此在老子的“无为”、孔子的“不作”、庄子的“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之后又有了鲁迅的《自嘲》。

对于“运交华盖”，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自有解释云：“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被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将自己划在俗人的堆里，自然是要与佛无缘了。百度上又有对华盖星的解释云：特立独行之星曜，孤傲超然之命相，有坚定之信仰与出世之思，流年遇之且逢煞则意志消沉且精神苦闷。由此可见，所谓华盖之运，自当文人莫属，也自然是要“无可奈何”，甚至要“未敢翻身已碰头”了。

“破帽遮颜过闹市”是怎样的落魄！“漏船载酒泛中流”又是怎样的无助！“横眉冷对千夫指”，是怎样的孤傲！“俯首甘为孺子牛”又是怎样的坚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是如何的超然！这所谓的超然与屈原的怀沙和李白的纵酒比较起来不知更要伟大且崇高多少，也真的可以抵得上唐诗与宋词的全部了。或许鲁迅正是那个所谓的“齐天大圣”，所遗憾的只是还并没有翻出如来的掌心，而只是在如来的指缝间撒上了一泡尿水。这或许也正是他“自省殊亦可笑”的缘由。

除了《自嘲》之外，鲁迅也还有几首被人们所熟悉的诗篇，如《自题小像》等，但大多也不过徐晋如博士所谓“忧国忧民的孤臣孽子之心，最终还是要归复到‘无可奈何’的传统中去”。或许诗这种形式就是“无可奈何”者的专利，因此即便是执“无可奈何”说之顾随也并没有在他的诗中“有可奈何”起来。至于鲁迅之所谓被唐人写尽了的“好诗”之好，或许也只是一些好的“无可奈何”而已。也因此，鲁迅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只是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以短篇小说和杂文为主的。

中国文人的“无可奈何”是对封建制度的“无可奈何”，于是有鲁迅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否定的坚决与批判的彻底也正是鲁迅的“有可奈何”，与在《自嘲》中体现出的超然比较起来已经俨然是一种超越了，至于“娜拉走后怎样”则更是鲁迅留给今人的一个题目，或许是处在当时的他不想也不能做出更明确的回答，也或许还仍然要归复到那个“无可奈何“上面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鲁迅的学医是因为相信科学，其后的弃医从文是由相信科学转为相信民主，也因此有了《自题小像》中的慷慨与凛然，是要来做不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还要“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之“真的猛士”，但当其真的面对起那“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时候却由于本性的胆怯而退缩了，于是只好来做一个“苟活着”。辛亥革命无疑曾经给他以民主的希望，但当他为此而呐喊的时候却被“红眼睛阿义”狠打了一顿耳光，于是便对所有的革命都怀疑了起来，以至于最后还躲进了日本人的保护伞而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据说有一段时间鲁迅只是一个人孤坐在阳台上拼命的抽烟，那又是何等的消沉！也因此还要偶尔的“邀妓来坐”，那又是何等的“苦闷”！

鲁迅否定了过去又反感现实于是只好寄希望于未来，于是要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同时“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曾经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一代更比一代强，但“九斤老太”却用年轻人的背叛教训了他，使他的自嘲最终又不得不变成了自杀，将他的“有可奈何”又归复到“无可奈何”上去。他的自杀与屈原的怀沙不同但与李白的纵酒类似，都是慢性的，但在“无可奈何”之一点上却都是同样——求生不得便来求死，这已然成为了中国文人的宿命。

但在中国，或许有一个文人是要算作例外的，那就是毛泽东。他的诗虽然也并不多，但却称得上是真正的“有可奈何”，因为那已不再是孤傲而只是骄傲，已不再是超然而更是超越，因为他已不是能跳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而俨然已经是所谓的如来佛祖了。但不幸的是这中国又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这世界更不是原来的世界了；而毛泽东的超越或许也仍然只是在如来的指缝间撒下了一泡尿水而已。

最近又有某地出现佛光的消息，那佛光的形状也正似所谓的华盖。这对于那些和尚们无疑是要有福了，但对于与佛无缘的文人们也许会是一场灾难也说不定；至少是要再一次地“无可奈何”，再一次地超然物外了吧！，

                                                          2011-06-24

 

                  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书生或许所指的是只会读书和作文的人，但读书可以做官，作文可以留名，又怎能说是百无一用呢？或许所说的只是在战场上吧。但即便是在战场上，也会有下战书和上降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还是要臭拽几句也说不定；只是不能因此而贻误太多的时间。如果太多了书生气，一句话要想半天，来不来还要几万字，恐怕就要被砍头了。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如一杯水”说的已不是文章，也自然是要比百无一用更加无用了，更何况还要万言呢。但诗的被用作升官发财之敲门砖却也的确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说出上面那句话的李白自己正是因为诗写的好而被唐玄宗招进皇宫去的。这也或许只是个偶然，和蒲松龄笔下的成名因进献蟋蟀而成名差不多，也难怪连再后来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他也先要“仰天大笑出门去”了。

但当然也要看你写的是什么，如果像柳永那样只写离愁别恨也就只好“且去填词”，如果写像毛泽东那样的《沁园春·雪》，再有毛泽东那样的文韬武略，却是可以赢得一个国家的。

李白写的是《蜀道难》，先是给了贺知章被誉为“谪仙人”，然后再由贺知章举荐给唐玄宗，然后才有了被破格提升为翰林的事；至于后来又被唐玄宗“赐千金奉还”却是因为唐玄宗并没有读懂李白这首诗的缘故。

对于李白的《蜀道难》第一种解释是写仕途之难行如同蜀道，即便“功成名遂”也要及时“身退”，这可以说成是写给自己的。第二种解释此诗是写给杜甫的。杜甫最终是去了成都的，但虽然给他以最大帮助的严武有“酷吏”之称，却也未必“杀人如麻”；而且杜甫的去成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李白进宫在时间上已经相距太远了。第三种解释此诗是写给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劝其不要入蜀的，但这时的李白或许已经到庐山去放了鸽子，即便仍有“忧国忧民孤臣孽子之心”也早已无从表达，仓皇而逃的唐玄宗更来不及听他的解读了。

或许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此诗在描述蜀道之奇丽与险峻的同时透露出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说白了就是对唐王朝即将走向衰败的预警。可惜的是李白对蜀道的描写征服了贺知章和唐玄宗（因为人都是喜欢刺激的），而他的忧虑却让他们连感觉也没有。这或许是因为诗的太过于含蓄，但如果不是这样含蓄的话或许李白就先要被砍头也说不定。

诗人的玩不了政治是很多人常说的话，但之所以如此或许并不是诗人无能而是因为政治的太过于黑暗。屈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楚怀王的愚蠢和子兰之流的奸佞害了屈原同时也使楚国最终走向灭亡。李白是又一特例，是唐玄宗的愚蠢和高力士之流的奸佞害了李白同时也使唐王朝最终走向灭亡。试想如果没有楚怀王的愚蠢和子兰之流的奸佞屈原会怎样、楚国会怎样，如果没有唐玄宗的愚蠢和高力士之流的奸佞李白又会怎样、唐王朝又会怎样？但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是楚怀王、唐玄宗的愚蠢和子兰、高力士之流的奸佞都不会没有，也因此屈原和李白这样的诗人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最后一个将文章派上了大用场的是鲁迅，他在诅咒过去和批评现实的同时也展望未来，虽然对于未来并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但至少是绝了我们的后路，让我们除了向前之外便别无选择了。最后一个将诗派上了用场，也是派上了最大用场的是毛泽东，他的《沁园春·雪》将诗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否定了古人的基础上肯定了自我。虽然为了这个自我人类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也许这就是历史，正如同煤的形成浪费了许多的木材一样。

即便是现在书生也未必是百无一用，否则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去争着抢着上大学了，只不过现在的读书已不再是为了当官而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做文章就更不用说，那是到什么时候都少不了的，只不过所做的大都是所谓的公文，顶多是一些官样文章而已。除此之外，有诗才的还可以去写歌词，有文采的还可以去写小说，不定哪一天被那一个歌星或哪一个导演看中了就都可以被产业化，也就都算得上是派上了用场。最好的选择是去画文人画，即便是胡涂乱抹一番，只要再加上一番适当的炒作也可以拍出天价来，更不用说还可以偶尔地来一个“流水线”了。

但也或许还有一些极个别的矢志不移且宁死不屈的臭书生，非要来写一些所谓纯粹的诗文不可。即不能当官发财，又不能出名赚钱，只是自慰，自慰，自我戳伤，于是也就只好继续地百无一用下去。最终的结局或许是被饿死，还有可能是被砍头，因此跳楼或卧轨或许还是最好的下场，各位或可斟酌而定。

今天是老丈母娘的生日，说死不吉利，就此打住。

                                        

                                                            2011-06-26

 

                大师的传说之七

 

徐晋如博士的文章《范曾教授无知无畏不愧文怀沙弟子》至少有三点说得不对：

第一、范曾先生未必真的无知，不管怎么说也还是个博导，再退一万步说也还知道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太过于敏感而过火，比如要向郭庆祥先生索赔500万和要将下三品的画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

第二、范曾教授也未必真的无畏，比如之所以要将郭庆祥先生告上法庭或许就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社会形象和作品的市场价格受损；据说还因此而住了院，并且还要开出一个诊断证明交到法庭上去，可见其精神也是的确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只是还没有住到精神病院里去而已。所幸的是其肉体还很健康，如果再遇到什么“动物”来进攻，也还是可以将餐桌上的啤酒瓶拿起来并砸过去，更何况年轻时还是个练家子呢！

第三、范曾教授究竟以前算不算得上和现在还是不是文怀沙先生的弟子暂且不论，单是来不来就要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一条就不是不愧为文怀沙先生的弟子而是有愧为文怀沙先生的弟子了。看看文怀沙先生在受到比范曾教授更严重的侵犯时的表现吧：当人家将其国学大师的帽子摘下来时却只是说自己因此而轻松了许多；当人家指责自己的年龄造假时却只是说即便减去十岁也还是比人家大得多；当人家指责自己的入狱不是因为反对江青而是因为强奸妇女时却只是说自己“问心无愧”。

好一个“问心无愧”，该是怎样开阔的心胸！想想当年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将一个政治犯说成是强奸犯是太轻而易举的事了，这与大诗人屈原要背负着一个“好淫”的罪名去投江而且至今也还是洗刷不净倒真的是有一些相似，也真的要不愧对那个当代屈原的称号了！而与范曾教授的伟大比起来，文怀沙先生或许才是更要人“须仰视才见”的伟大呢！

由此可见，徐晋如博士虽然是博士，其见识也还是不够广博，只在此一点上无疑是要贻笑于“大方”了。

郭庆祥先生是个收藏家且与范曾教授存在着利益关系，也因此它的批评范曾教授的文章就被判定为非文艺批评了，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批评有着抑此扬彼的嫌疑吧。但如果是一个艺术家写文章批评别的艺术家是不是也会有贬低他人而抬高自己的嫌疑呢？而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批评家因为拿了收藏家的钱而抑此扬彼或收了某艺术家的钱而为了抬高此艺术家去贬低其他的艺术家、或者某批评家只是为了成为所谓的批评家时而抑此扬彼、时而又抑彼扬此又会怎样呢？难道他的批评就不再是批评而要被判处“死刑”了么？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成立的。

对事不对人是文艺批评在一般情况下的原则，但事是人做的，因此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文艺界的名人、公众人物的言行或品行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也同样是应该允许的，就因为他们是名人、是公众人物，就因为那只是批评而已。即便所举出的证据与事实有所不符或大相径庭，那也与法律无关。如果当事人在意，也正可以站出来澄清事实，即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并没有必要非得闹到公堂上去。尤其是如此的结果，即便是一时的胜利也很有可能会是永恒的耻辱。

郭庆祥先生批评范曾教授主要是因为范曾教授的流水线作业，所说的也不过是其以这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作品不是好的作品，因此而不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而已。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这样的判定是并没有什么错误的。《蒙娜丽莎》之所以好是因为仅此一张，如果满大街都是的话其艺术价值也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了。而范曾教授也并不总是那样的来作画的，那样的流水线也不过是偶尔用来糊弄一下如当年的大连万达那样的傻瓜而已。

如果要起诉，中国的画家们最应该联名起诉的应该是台湾的批评家李敖。李敖在他的什么书里曾经明目张胆地说过：中国的画家都是骗子，画梅花的是梅花骗子，画牡丹的是牡丹骗子，画山水的是山水骗子等等。自然，像范曾教授那样画人物的也就是人物骗子了。李敖之所以要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画家们都是在重复着他人和自己，所谓的重复也就是复制，即便不是流水线也是流水线了。李敖与郭庆祥先生的区别是一个是概论一个是特指，但既然是要“一言以蔽之”了，又还有什么点名道姓的必要呢？

但李敖先生所不知道的是，对于所谓的中国画家来说，这也正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否则，他们又怎样来名利双收呢？

                                      

                                                     2011-06-28

 

                  大师的传说之八

 

上个世纪的头号国画大师——甚至还几乎要被捧为“画圣”的齐白石有名言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太不似为欺世”。但也正是老子之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那似与不似和太似与太不似之间都同样只是一道狭窄的夹缝。正如一个成年或老年的男人要去侵犯一个妙龄的少女，上手已是难事，更别说还要有所收获了。

因此即便是齐白石自己，也常常要因为近于太似或太不似而只是在门外徘徊者，与所谓的登堂入室也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他的“粗中一细”正有近于他自己所说的“太似为媚俗”，他的“红花墨叶”又正有近于他自己所说的“太不似为欺世”，更不要说那些既媚俗又欺世的《XXXX》和《XXXX》之类了。倒是他的臭鱼烂虾直接托生于八大与青藤，还算是让人们闻到了几丝腥气，也算得上是没有白做八大的书童和青藤的走狗了。

张大千是要与齐白石来较劲的。齐白石本是一个农民却偏要做文人，如果不是有一个衰年变法就几乎要什么也不是了。张大千却是以学石涛起家而达到了“乱真”的程度，一定是可以因此而混饭了，但也说明其天生就有着媚俗和欺世的本性。他的临石涛是为了欺世，他的临敦煌是为了媚俗，他最终的泼彩山水是将媚俗与欺世结合在了一起，也算得上是歪打正着地混进了太似与太不似之间，但因此而不得进入似与不似之间、即便偶尔进入却又不得深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黄宾虹是个迂腐透顶的学究。本性上只是四王的循规蹈矩，却又把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作了机械的理解，写生、研究了一辈子，最终也还是个小孩子搭积木。倒是临死前的闭着眼睛胡涂乱抹才算得上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否则就终生都只能将后门当成前窗了。

再其后就只剩下一个徐悲鸿了。徐悲鸿本来是画油画的，之所以又要画起国画来，大概是因为画国画要比画油画来得更方便。将古典油画的写实与中国画的写意相结合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但徐悲鸿却奇迹般地几近于做到了。如果说他的《巴人汲水》和《愚公移山》因为太过于写实而要么缺少意境要么流于概念的话，他的马无论如何却是中西绘画结合的典范，虽然又往往被政治所阉割。至于再其后的李可染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可贵之处是其并不是没有自知之明。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几位所谓的大师，但也不过是要么因为“太似”而流于“媚俗”，要么因为“太不似”而流于“欺世”，最终或许也仍然只是个所谓的大师而已。

吴冠中也本来是画油画的，之所以又要画起国画来大概也是因为画国画比起画油画来得更方便吧。但与徐悲鸿将古典油画的写实与中国画的写意结合起来不同，吴冠中却是要将现代油画的抽象与中国画的写意结合起来，结果也就自然将中国画变成了一塌糊涂的四不像。国画的写意是要有笔墨的，没有笔墨的写意本来就无异于胡涂乱抹，更不要说在加上一个现代油画的抽象了，那正是所谓“太不似”的“欺世”。但这“欺世”也自然是以有傻瓜的存在为前提，奇怪的是这样的傻瓜在当今的中国不但不少而且还有日见增多的趋势。这也正是中国美术的悲哀。

范曾教授应该是徐悲鸿和吴冠中先生的晚辈。与早逝的徐悲鸿和刚刚去世不久的吴冠中都不同，范曾教授是坚决反对中西结合的。范曾教授年轻时写过《徐悲鸿传》，但也因此而有了令其后悔不已的第二文事件，但对徐悲鸿也还是肯定多于否定的。对于吴冠中，范曾教授却是没有肯定而只有否定的。这否定并不仅见于关于中国画笔墨问题的争论，还有许多批评文字是未点名的，但稍有思考，就会知其所指的非吴冠中莫属。至于范曾教授对黄永玉指名道姓的“谩骂”就更不用说了；但黄永玉也并没有将其告到法庭上去，不知是因为范曾教授骂得太对，还是黄永玉和文怀沙先生一样伟大。

范曾教授是自称为大师并且如果“假以时日”还要去做“巨匠”的，且范曾教授的笔墨功夫也的确要比徐悲鸿和吴冠中深厚得多；但或许正是因为太过于深厚，也就有了过犹不及的危险。观范曾教授的绘画，除了近于甜熟的笔墨之外而属于其独创的东西却不多。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或许只有任伯年，区别只是任伯年的笔墨还并没有像范曾教授那样甜熟。但中国画所讲究的是“画到生时是熟时”，不甜熟或许正是任伯年的长处，也因此就要成为范曾教授的短处了。也因此范曾教授可以流水线作业而任伯年却不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范曾教授早期的画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小写意，也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是要近于连环画的。但近于连环画并不是中国画致命的缺陷，近于复制才是艺术创作的大忌。也因此而有了范曾教授后来的变法，即在将小写意变成大写意之后再进一步将大写意变成“泼墨大写意”，为的或许是要利用所谓的“泼墨”将本来近于复制的作品变成所谓的“孤品”。这实在是太聪明了。

或许范曾教授因此就可以称为“巨匠”了吧。但可惜的是在“巨匠”的上边还有“魔鬼”，或许哪一天在确定了自己是“巨匠”之后还要努立去做“魔鬼”也说不定。好在范曾教授的变法只是变法而不是齐白石之所谓“衰年变法”，而据范曾教授说自己是“老而不衰”的。因此想象中的一切也就都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这又真的是中国美术的幸事了。

但最善于画打鬼之钟馗并有所谓鬼才之称的范曾教授最终自己却又成了“魔鬼”，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2011-06-29

               

               我们谁都不是上帝

 

“无奈也123”说魏新华先生是上帝的根据有两条：一条是魏新华先生用不到两秒的时间给“美”下了一个定义；另一条是魏新华先生用超过两秒的时间用自己的剩余价值新说推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旧说。但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且这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话，那这一切的正确与错误就都是在上帝的意料之中，上帝又怎么会再来唠唠叨叨地纠正所谓的错误和阐述所谓的正确呢？对于魏新华先生的思考，上帝只要不皱眉就好了。

或云“旧的上帝死了，新的上帝来了”，但这新的上帝与旧的上帝的区别似乎也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再来安排一切而要来解释一切；另一条就是将一切对人类的回复都变成谩骂。于是我们也只好再来上一个“无奈也456”了。

但或许我们也不应该因人废言。魏新华先生对美所下的定义虽然因为太过于抽象而让我们理解起来有一些困难，但也还是有人会将其评定为“优”或“良”，可见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了。魏新华先生用自己的剩余价值新说取代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旧说，这如果是在当年没准儿是要掉脑袋的，但在今天或许早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了。但即便是如此，能像魏新华先生那样1234地说出来也仍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尤其是要以一个“严肃学者”的语气说出来而不是以地痞流氓的语气骂出来，也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可以给予其同样的“严肃学者”们以启迪的。

据说魏新华先生除了上面的两个发明之外还有所谓的“极同一论”，不仅以此宣布了人类哲学的终结而且还要让人类由此而进入高级的阶段，这就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至于将人类分成若干个等级也正与马克思将人类分成几个阶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同样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了。或许其“极同一论”就是要将不同等级的人类同一在一起吧；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就自然会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要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是如何将低等级的人类同一到高等级的人类中去，其次是高等级的人类如何将低等级的人类接纳进来；尤其是当二者的差距犹如柏拉图与黑猩猩之间的差距一样的时候。最终是不是还要来一个德国法西斯呢？除此之外恐怕也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但我们之所以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是因为对魏新华先生的“极同一论”还太缺少了解的缘故。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并没有找到关于“魏新华极同一论”的资料，倒是意外地发现了关于“王存臻无限主席宇宙全息统一论创始人任世界统一人民共和国主席具有极为重大的划时代意义”的宣传。如此的“无限”和“极为”也真算得上是“世界大新闻”了，也不知道与魏新华先生的“极统一论”比较起来哪个要更为极端一些。其中还有解释云：“世界统一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统一主义国家。”既要统一主义又要科学社会主义，不知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又一种说法，只是换上了一个愚笨的名目罢了。但我们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又是对这个极同一论太缺少了解的缘故。这世界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事物实在太多，于是也只好再回到一些老掉牙的旧问题上来。

共产主义之所以到今天还是不能实现当然就是因为解决不了共产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不太容易分析的话我们就干脆来分析一下曾经让我们羞于启齿的共妻问题好了。至少在男权制社会，女人大多是要被当作男人的财产来看待的。而正如同人类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和阶级一样，尽管要“情人眼里出西施”，但美丽和丑陋也还是有着较为客观的标准的；不然，也就不会在西施之外还有东施了。

女性解放的结果首先是让所有的女性都能看清自己的价值而具有了选择的权力，于是在这个“官本位”和“有钱能使‘官’推磨”的社会里有钱有势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她们的首选，也因此美丽的女人也就都要被有钱有势的男人霸占了去。过去是皇帝的三宫六院和西门庆的三妻四妾，现在是贪官与奸商们的二奶、三奶、若干奶，要让他们将这些美丽的女人都贡献出来与他人同享是不可能的。最希望共妻的也一定是那些连老婆也娶不上的人，而男女比例的失调或许还会使这样的人不断增加；更何况没有哪一个男人是有一个就够的呢。也正因此色情业在中国被杜绝了许多年之后又重新兴盛了起来，而且还是屡禁不衰，似乎比中国的GDP还要更加坚挺。

女性解放的最终结果自然是所谓的独立。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要求生产出相应的女人来或男人来。但如果那样，就不如让所有的人都雌雄同体更方便了。自恋或许才是人类发展的最为高级的阶段吧，因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爱成为不必要的时候，人类才可以与人以外或地球以外的生命发生爱的关系，从而将全宇宙都统一起来。

但这或许仍然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判断，就因为我们和魏新华以及王存臻先生一样谁都不是上帝的缘故。

                                                      

                                                           2011-06-30                                                               

 

                   百无一用是书生之二

 

前文《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论坛上发表后便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尤其是新浪的版主在将其置顶时竟将标题改成了“书生真的是百无一用吗？”。于是只好再写出一个之二来。

所谓无用书生所指的只是那些真正的书生，他们从书本中来，怀揣着一刻赤子之心，寄托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最终却被冷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于是又只好再回到书本中去而成为了“严肃学者”，著书立说，将一切的生前化为永恒的身后，正所谓“无用之为大用”，亦所谓“无可奈何”是也。

老子和孔子都是这样的书生和学者。虽然他们从书生到学者的路走得太长远，但最终也存在得更为长久。虽然几经挫折，但也仍然又被时不时地捧起来，甚至还要被捧到天上去。与老子的“无为”和孔子的“不作”比较起来，庄子的“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是不太严肃的，但也因此而轻松了许多；而身后的命运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大起大落，如同是在半空中被七上八下的吊着；只是在最近才又在范曾教授的笔下显了一回灵，也算得上是风光得很了。

最不幸的是司马迁，想如庄子那样游戏人生也不可能，于是只好通过手中的笔来发泄心中的不快，将人类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吃人”的记录，让后来的鲁迅也因此而发其狂来。但鲁迅的狂其实只是所谓的“佯狂”，也因此而并不能坚持很久，尤其是一经介绍便到教育部去补了小科长的缺，后来又做了与现在被国务院所聘任的参议相似的研究员，那些至少还有着些许连续性的日记也就被断断续续的杂感来代替了。

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的书生也就是这样的狂狷之士，而每当其书生气十足时是还要几近于疯和妄的；也因此老子要“小国寡民”，孔子要“克己复礼”；也因此老子只能在图书馆里“等待戈多”，孔子只能是用自己的热脸蛋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其不被当时的统治者认可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与老子和孔子相比，庄子的“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为”，在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面前都吃得开的鲁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不为”。虽然前者的“逍遥游”太过于阿Q，而后者的“三开”更近于滑头，但当然也都是中国文人在“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面前所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作为后人的我们是没有理由来责怪什么，姑且将其当成是一种机智来欣赏好了。

要“无用”还要“百无一用”，这自然是太极端了；但来不来就被“招安”也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更不要说还要主动地去“补缺”了。最近在美术界有当代艺术要被正统艺术招安的消息，也不知那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们最后是选择拒绝还是接受。在当今的中国，所谓正统艺术无疑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而所谓的当代艺术又往往是要反社会的，也不知这两个矛盾的东西要如何地聚拢在一起；但无论是要相得益彰还是要两败俱伤，我们也姑且只当成是一个事件来旁观好了。

学者一词在古代或许也就是学生的意思，在后来却成了研究学问并有所成就之人的特指，也正是要变“无用”为“大用”了。学者自然都是要板起一张面孔来以示严肃的，否则就有成为玩闹而被人小视的危险；尤其是当学术的探讨变成了口水的喷吐、问题的争论变成了相互谩骂的时候，所谓的学者也就要与地痞流氓无异了。而“大用”也不能大到没了边际，否则就要成为忽悠；尤其是当自己连眼前的几句话还说不清楚的时候，所谓的学者也就要与骗子等同了。

前者在非主流媒体尤其是网络论坛上有许多的例子，在主流媒体上却并不多见，可见主流媒体也的确要比非主流媒体正统得多了。但最近却有郭庆祥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对范曾教授的批评文章竟因为使用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而被法院判定为有罪的事发生，而那些所谓的“不适当”言辞与网络论坛上的谩骂比起来不知道要温柔多少倍，又可见主流媒体要比非主流媒体严肃得多了。

后者除了有后现代主义某君称自己为天下第一画圣和“无奈也123”将魏新华推举为新的上帝以及魏新华之“中国除了我哪有哲学”的说法之外，还要有“王存臻无限主席宇宙全息统一论创始人任世界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统一主义国家——世界统一人民共和国主席具有极为重大的划时代意义”的宣传。这比起文怀沙先生的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和范曾教授的“坐四望五”来，那是要真正的妄而且疯了。

可见这“百无一用”之后的“大用”也并不是谁都能用得好的，在有些时候对有些人来说或许还是“无用”的好吧。

                                           

                                                          2011-07-01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母亲——孙门韩氏，名素英，辽宁营口人，也许应该是鲜族，现在想起来长的也很像，但也不能确定。外祖父原本是个船主，但不知为什么就去当了兵，后来在哈尔滨开了家妓院，据说在哈尔滨是最大的一家，时间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不久，外祖母带着我的母亲也来到哈尔滨，但外祖父已经另有了老婆。后来，外祖母得子宫癌死了，母亲也嫁入了孙家。

我的祖父是山东招远人，闯关东到哈尔滨，修松花江大桥做工头发了家，后来又去了俄罗斯，从俄罗斯回来之后便在哈尔滨开起了建筑材料公司。父亲兄弟三个，大伯毕业于哈尔滨工大继承了父业，二伯毕业于燕京大学做了记者；家里还缺少一个拿枪的，于是父亲便上了警察学校。

父亲原本是酷爱文学的，我后来遇到一个说是我家老街坊的女人，她将我请到他的家里去看她满屋的藏书，说她之所以会喜爱上读书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据说父亲在娶母亲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意中人，但还没等到去表白便被家里包办娶了母亲。但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个女人，因为与父亲的年龄相差得太远。也因此做警察和娶母亲一定都不是父亲的理想，于是他的快乐也就从此结束，而他的倒霉也就从此开始了。

警察学校毕业后父亲在哈尔滨警察厅工作，先是管理出入满洲国的签证，后来又做警狱，最终被提升为警狱长，但还没干上几天哈尔滨就光复了。于是，父亲也就成了历史反革命；按照当时的政策，父亲是要被抓起来枪毙的。

于是父亲先是逃到天津投奔朋友，然后又逃到北京投奔二伯，再然后又被抓回哈尔滨，但最终却又因为没有民愤而被无罪释放了。据母亲说是因为一个老八路为父亲说了好话，说他在牢里的时候父亲对他很好。母亲还对我说过那时父亲每天都要让她做两份午饭送去，其中的另一份就是要送给那个八路的。

在父亲逃到北京之后母亲也带着我的几个姐姐辗转来到了北京。父亲是被二伯告了官才被抓回去的，也因此后来我家和二伯便不再来往。二伯后来在北京的某中学做语文教员，据说还很善于讲鲁迅，去世前我去看了他，谈了一些关于鲁迅的话题，并没有提起以前的事。父亲被放出来之后便也回到北京，之后才又有了我的哥哥和我，我也就成了北京出生且北京长大的北京人。

据母亲说当警察来抓父亲时父亲不在家，警察问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她的回答是：“他和你们一样是警察。”现在想起来母亲能做出这样的回答也是要有一点勇气的，而母亲性格的刚强也正与她瘦弱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后父亲在北京的某个誊印社里有了一份刻蜡板的工作，因为字写得好而挣钱也就多，于是家里也就有了一段较为安定的日子。但57年反右，父亲又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是说过“苏联的月亮也并不比中国的圆”，现在看来是等同于莫须有的。于是新帐老账一起算，父亲变成了终生的劳改犯人，我便几乎成了个遗腹子，母亲也从此而守了活寡。母亲和我说过，自从有了我之后，她和父亲就再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我出生后的十几年，母亲带着七个孩子过活，那该是一段怎样悲惨的光景啊！我时常想，当时母亲为什么不将我处理掉呢？这对于孤苦伶仃的她和体弱多病的我不都正是一种解脱么？但她竟然还是将我养大了，最后还让我上了大学。最让我想起来就要掉泪的正是在我对母亲说要将每月30元工资的临时工作辞掉而报考大学时母亲所说出的那句简直称得上是大义凛然的话：“考吧孩子，我就是要饭也要把你供下来！”

母亲说父亲对她说过孩子长大后干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让他们学文的话，而我学的却正是中文系，奇怪的是母亲也并没有因此而阻拦我。但当我真的写起诗来的时候却让她担心了，尤其是当我又画起现代派并将一些裸体女人满屋地挂起来时她就更害怕了，于是趁我不在家时母亲便将我的现代派付之一炬了。我当时是否曾经与她大闹了一场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了，但也因此在我现存的绘画作品中83年以前的作品是一张也没有的。或许其中的一些也是我自己毁掉的吧，因为我也正是从83年开始才真正在绘画中找到了我自己。

母亲生我的那一年39岁，但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却始终都是一个老太太。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没有将我搂抱在怀里过。她去世的前一两年，有一次我带她去医院看病，在汽车站等车时她将骨瘦如柴的手塞在了我的手里，竟算得上是我记忆中与她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了。还记得有时她头疼会让我给她按头，她洗澡会让我给她搓背，但我的内心里是并不情愿的。我听到过他为了我而哭，那是我11岁时被埋在了防空洞里，当大人们将我从黄土堆中挖出来时我听到了母亲那撕肝裂肺般的哭声，但我当时竟然会觉得很难为情。

大概是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在母亲的心中哥哥从来都是比我更重要的。我大学毕业后很快便结了婚并离开了南城的老家而住到离工作单位更近的西山去了。每个月先是回家两次，然后是每月一次，是为了给母亲送去20元钱。每次回到家我都会与母亲喝上两盅酒，听母亲聊聊家常。我也从来都是顺着她的意说话，不像我的那个哥哥总是呛着她，有时候还要对她吼叫。这或许也是让母亲逐渐喜欢起我来的原因。

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我去给她送钱，她一会儿让我干这个一会儿又让我干那个，言谈话语中仿佛是在发泄着许多的怨恨，让我的心里很不自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正出门要去给母亲送钱，而且要将每月的20元变为30元，却迎面撞上了来报丧的同事。母亲临死前我不在他的身边，守在母亲身边的姐姐告诉我，母亲临死前对她说是很为我的已经成为了画家而感到骄傲的；因为我对她说过我已经可以偶尔地在琉璃厂卖出几张画了。

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是1987年，要活到现在该是91岁。母亲尸体被火化的那一天我也放声大哭了，但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心底里其实并没有悲伤到那样的程度。而现在，每当人们提起他们的母亲我都会无语，因为我只要一开口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的母亲和父亲的骨灰一起埋葬在八宝山的公墓里，这里离我的画室很近，每到清明我都会去献上一束花，然后在他们的墓碑前站立一会儿。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只要话一出口，眼泪便也一定会夺眶而出，我的整个生命就都要沉浸在那悲伤的海洋里了。

父亲最初几年在天堂河农场劳改，所以每个月还有一两天的假期，我也因此能对那时的他有一点记忆。一次是他带着我和哥哥去城里的浴池洗澡，一次是因为他说什么我不仅不听还说他是反革命而被他踢了屁股。文革开始后父亲就被转押到了山西煤矿，也就因此而几近于一去不复返，再回来时就是因为得了食道癌而回家等死了。那天早晨听见有人敲院门，我去开，看见父亲像个要饭花子一样站在院门外，一根竹竿挑着个布包，那布包里包着的是一件新的制服棉袄，是前一年冬天母亲想方设法凑出钱买来给他寄去的。那该是父亲唯一的财产。

父亲最初在天堂河农场劳改是有工资的，大概是每月30元，因此每月总是会给母亲拿回十几元来，后来去了山西便几乎不再给母亲寄钱，得了病之后就还要向母亲伸手了。母亲从没有出去工作过，顶多是接来一些绣花的活计来做，姐姐们也时常要一起来做。好在大姐、二姐、三姐都陆续工作了，以大养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因此不管生活有多艰难，母亲总能挤出钱来给父亲寄一些东西去，比如奶粉或白糖之类，也因此便有了那件在当年已算得上是有一些奢侈的制服棉袄。那件棉袄在父亲死后又被哥哥和我穿了许多年。

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是让在中学做教员的三姐夫为他找来了一部《红楼梦》，然后便躺在用门板搭成的床上没日没夜地读，而从他回来的那天起到他死去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也几乎就没有再站起来过。记得以前父亲回来后母亲总要和父亲吵架，但这一回却没有再吵过。我经常看到母亲为父亲洗头，就像给我洗头一样。我也要为父亲倒屎倒尿，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并没有什么抱怨，就像为母亲按头和搓背一样。邻居们都因此说我仁义，我也的确是如此的。

我与父亲从没有交谈过，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一大损失，连父亲为什么给我起了更俊这样一个最初让我难堪、后来又让我倒霉、但最终却令我骄傲的名字这件事也要因此而成为“千古之谜”了。我最初的难堪是因为我在容貌上虽然算不上丑陋，但毕竟是要与所谓的“更俊”相差很远。后来的让我倒霉是因为“俊”在神话传说中是东方天帝的名字，或许这是得罪了天神，所以我还没出生父亲就进了监狱，母亲就守了寡，而我自己也就成了“狗崽子”，正所谓无所不克；有专家仅从笔画的多少就算出了我的克父母和自身的“百事不顺”，而父亲将在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之前还给我的哥哥起了名字叫更禹，也说明这一切的发生都并非偶然。最终的令我骄傲则是因为我也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可谓才艺超群；并在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就有了较为崇高的追求并最终成为了现在的自我；更不要说我还要与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同姓了。

我也试图去与父亲沟通过，方式是将自己从历史书上临摹出的一张孔子像趁父亲睡着了的时候贴在了父亲对面的墙上。我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夸奖的，但当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再回来时却发现孔子像不见了。一问母亲才知道，是父亲让母亲撕下来烧掉了。

我想母亲或许就是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才在后来又将我的“现代派”也烧掉的，因为只有烧掉才是最彻底的毁灭。我想父亲那句关于孩子长大后可以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的话也一定是这时告诫给母亲的，好在母亲并没有太认真地来执行，否则我也就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我了。那些年，像我这样的孩子都被称之为“狗崽子“，因此听话便几乎成了我的本能。如果母亲坚持不让我学文，我除了听话之外是别无选择的。

死去的前一天，父亲叫姐姐为他到城里的一家老字号买了一块年糕，姐姐便去为他买了来。父亲吃下后便睡了，但第二天却没有醒过来。姐姐说夜里听到了父亲的几声咳嗽，但我一直怀疑那并不是咳嗽而是食道被没有咽进胃里的年糕噎住了。我还怀疑那块将父亲噎死的年糕一定和《红楼梦》有联系，因为父亲死时是将那部线装的《红楼梦》抱在怀里的；我记得《红楼梦》里曾经有过吃年糕的情节，但具体是在哪一回却说不清了。

那天早晨，我又听到了母亲那撕肝裂肺的哭声。

父亲死于1973年，享年56岁，那时的我还什么都不是。母亲死时我不仅已经大学毕业、娶妻生子，而且还自认为已经是个诗人和画家了。对于我的父亲和母亲，那时的我还只知道哀其不幸；到了现在才逐渐地有了别样的感觉。尤其是对于我的母亲，除了哀其不幸之外还愈来愈感到了她的伟大。在母亲的生前和死后的许多年里我只是可怜她，但现在我却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母亲现在还能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2011-07-01

 

                宇宙的不完美与人生的残缺

 

我也喜爱雪花的那几近于完美的结构和那洁白的颜色与轻盈的姿态，也曾无数次伸手到窗外去将她接住，看着她在我的手心里融化成水珠。但去年一月三日——我生日那一天——北京所下的那一场60年未遇的大雪却让我有一些恐惧了，于是便用一首五绝将这种感觉记录了下来。诗云：“冲融牛荡气，凛冽虎生威；独坐北窗里，魂随大雪飞。”

我也喜爱雨滴的晶莹剔透，尤其喜爱看她们先是挂在檐角，然后从檐角上滴落下来，最终摔碎在石阶上的过程，甚至还喜爱打着伞到雨中去漫步，听雨点打在伞顶上的声音。但前不久北京的那一场也该是许多年未遇的暴风雨却让我遭了殃。当时我正在作画，知道外面是要下雨了，但没想到雨来的那么突然和凶猛，当听到客厅里有了响声再跑过去的时候却已经晚了。花瓶从桌子上被风吹到地下摔了个粉碎，挂在墙壁上的一副山水画被风吹得飞了起来，画轴被撕掉了，画也在被雨水打湿之后又在画心与锦绫的接缝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去将纱窗拉开，却又险些被一阵狂风撂倒，费了很大的劲手臂才伸出到窗外去将玻璃窗拉上，而这时，地板也已经被泡在了水里。

后来听几个朋友说起这场雨来，个个都有着不同的遭遇，因为有的是在路上，所以就比我的经历更丰富也更狼狈了。昨天我画了一幅画，画的一个老者坐在水边发呆，所题的诗现在想起来竟好像是在记录着我那一天的感受。诗云：“未必松千尺，原来水一汪；恍惚兼众妙，天地动玄黄。”但或许是因为事过境迁，那份紧张与慌乱已经没有，竟然还要因此而得道了。

电视里前几天正有厦门大学的鲍鹏山教授在讲老子，自然也就要提到老子的那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名言。于是我便又想到齐白石那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名言，于是便想到所谓的妙也就是美，而所谓的众妙之门其实又只是一道狭窄的缝隙，而这道狭窄的缝隙也并不像天安门的门洞那样居中，而是要向左或向右偏离一点，也因此并不是谁都可以长驱直入的。也因此绝大多数的人也只好在其门外徘徊，更不要说还要永远都不可能登堂入室了。

黄金分割率的0.618是科学家们算出来的，但天才的艺术家却可以凭直觉来把握，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起笔的那个点一定就是那个位置——0.618或0.382，其间的出入是不会很大的。于是我想到真正的美是一种心灵的快感，也因此一定不是绝对的运动和静止，而是动中有静或静中有动的状态。而动与静之间的比例也一定不是二一添作五那样简单的半儿劈，而是在黄金分割率基础上有机的分配。这个有机的分配或许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残缺，但也因此给人们的想象力留下了相应的空间。于是美之大门也就因此而被打开了。

宇宙局部的不对称和非均衡性是明摆着的，比如太阳并不是银河系的中心，行星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地球轴心是倾斜的等等，不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大爆炸了。但即便整个宇宙是永恒对称和均衡的，也并不就是完美的，因为美不仅是物质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灵魂的，其来源也正是不对称和非均衡。而且美与丑是由人来决定的，没有了人，宇宙就无所谓美丑。所谓的大爆炸或许还是正物质与反物质的分离造成的，有朝一日分离的双方还要复合，于是宇宙又将恢复到对称均衡的状态。但至少在人类存在的阶段，宇宙的不对称和非均衡性将被延续。或许就因为人类的存在，宇宙而因此不能回复其对称和均衡的状态也说不定。

自然的创造世界是盲目的，自然规律是人总结出来的，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人改造世界的原则是美，即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快感。这快感自然可以仅仅停留在物质与肉体的层面，但也一定可以深入到精神与灵魂的境界。但人生最终的不能完美也是一定的。虽然是“穷则思变”，但“饱暖思淫欲”也是自然。“穷而后工”之后又要有一个“工而后穷”跟着。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前人永远给后人留有无限的空间。但人生也往往正因为这残缺而美丽，而接受这残缺所带来的遗憾也才成为人生更高的境界。

网络上又正有是先有规定后有存在还是先有存在后有规定的讨论，其实也还是唯物唯心的进一步对抗。于是我也还是要站在“我学”的立场上来说话：任何的规定其实都只是人的规定，而且无论是谁规定，最终也还是我决定。在我决定之前的规定对于我来说都是存在，而如果没有了我的决定，这一切的存在也就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而且，虽然我不是别人的上帝，但却可以是我自己的上帝。

                                             

                                                              2011-07-04

 

              从集体的规定到个人的决定

 

谁都知道老子的那句名言，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奇怪的是一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将其忘记了，于是总是从“二”开始来思考眼前的一切，于是也就要把这个并列着的“二”再分出一个先后来，最终弄得不可开交；正如同将两条平行线交叉起来，甚至打成一个死结了事。鸡与蛋、雌与雄、善与恶，唯心与唯物，以及搜狐文化漫谈上正在讨论的规定与存在等等或许都属此类。

所谓的“一”正如庄子笔下的混沌，也就是任何事物以至于整个宇宙原初的那个状态，如果谁要将其人为地凿出一个七窍来，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千世界了。亦正如天与地，正应该是宇宙一分为二的结果，如果有那个大爆炸的话，就应该是在那一瞬间形成的，既没有先后也没有正反，而人的出现又如同在这个“二”之间再打入一个楔子，也正是所谓的“三”。如果没有人的出现，宇宙也许是绝对对称和均衡的也说不定；但人一经出现所有的情况也就被改变了。

首先，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生命对宇宙的认识，宇宙的对称、均衡、完美与否正是要由人来判定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而人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除了物质与肉体之外还有精神和灵魂，于是也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宇宙原有的对称和均衡，使其表面意义上的完美变成了本质意义上的残缺。这正是所谓的“三生万物”，这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但人对世界的认识也还有着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逐渐发现自我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会因为自我的弱小而肯定自然，甚至将所谓的自然看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定。连后来的老子也还是在叫嚷着要回归自然，其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仅将人放在了最低级的层面，而且还将地、天、道、自然分成不同的层次，不仅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自相矛盾，而且也忘了“反者道之动”也正意味着“后来者居上”，在人法自然的同时，自然也要法人的。

于是，随着人的逐渐壮大，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自我的规定，即在法自然的同时法自我。但这时的自我也还只是一个集体的自我，这个自我也自然以统治者为代表，其所做出的规定又大多是统治者假借天的名义对被统治者的独立与自由所设置的障碍，而他们自己也不过是维持着所既得的荣华富贵而已。但人存在的意义也不过是对生活之美好的追求，荣华富贵也正是人生之快乐的物质基础，只不过有了这少数人的荣华富贵，大多数的人也就只好来当牛做马了。

于是，随着人性的解放，作为个人的自我也开始进一步的决定起自我来，这决定或许正与那原有的规定相反对，是对一切规定的反抗。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是一种较为温柔的方式，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才是对原有规定的彻底颠覆。

鸡蛋、雌雄、善恶、心物、规定存在也正如天与地，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哪一面为正面和哪一面为反面最终却要由人来决定，更进一步说就是要由我来决定，而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这个我还可以不断地修正或改变自己的决定。这在从前是要被指成二元论的，但既然是要“三生万物”就不如说成是多元论更好。现在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正是文明社会最起码的特征，否则就真不如再回归到原始的状态中去好了。

宇宙的多维现在也是被很多人认可的，但这些维所构成的空间也应该是平行的才对，如果像有些人那样还要将这些空间再分出许多个层次来，并一心想着要通过某种方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去，或许就是要坠入魔道了。如果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也无可厚非，这个世界上想成为魔鬼或神圣的都大有人在；但要以此忽悠众人来跟着他走，恐怕也就离所谓的邪教不远了。

同样，具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以及许许多多原本被分为不同层面的“二”也都已经到了互为伯仲的时代，最终都是要由人之自我来决定其先后与高低，而不是用又一种固定的模式将人们束缚到一个新的框架里去，并以此来剥夺人们已经得到的独立与自由。否则就不仅是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帮倒忙，而是要与仍在的封建势力来同流合污了。当然，所谓的哲学毕竟也只是一种说法，即便是大错特错，最终的下场也不过是要成为历史的笑料而已。

人，或许只要将人做好就已经是到达了顶点了。或许，这正应该是所有真正的哲学的基础。

                                        

                                                          2011-07-05

             同志们，注意隐蔽！

 

据说，左右对称作为动物的一种基因在生命还只是软体动物——扁虫的时候就被确定下来了，而作为脊椎动物的人也与许多的同类动物一样是要以脊椎来作对称的中轴线的。左右对称也就意味着两侧的均衡，既可以稳定地静止又可以剧烈地运动，同时还不失为一种美丽。从唯物的角度看这实在是生命的一次伟大的选择，而从唯心的角度看就该是造物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了。

但这种对称也似乎只限于骨骼和皮肉，到了身体的内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胸腔的内部，除了肺脏是左右对称地悬挂在脊椎的两侧之外，其它的肝、肾、脾、胰、心等脏器就几近于随意地摆放着，谁在哪里并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言，再加上腹腔内胡乱盘绕着的肠子，也无怪乎要被简化字称之为“脏”了。因为也的确是一点美感也没有，甚至还要连丑陋也称不上；虽然是每个人都一样，但又要与猪狗无异：所以也就无怪乎伟大的艺术家——有着解剖之癖好的达芬奇先生要为之“呕吐”了。

但古人将心脏看作是生命的中心也仍然是并不错的。之所以其所在的位置要向左侧偏离一点，或许是为了那里会更加安全一些；而人的大脑虽然是人之精神与思想的来源，但无论怎样的独立和自由也仍然是要为人的生命来服务的。如果没有了生命，所谓的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人脑分为左右两部分，看起来是要左右对称了，可惜的是当人的右脑在不断被开发着的时候人的左脑却还是块处女地。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的思想会经常偏执，而最终成为由信仰和迷信构成的宗教而不是成为可以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佛学和神学如此，道学与儒学也类似，拿着不是当理说；在过去或许只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鸦片”，现在或许还会成为贪官与奸商们升官发财的手段。因此，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定是可以看穿这一切的人，而没有信仰也正应该成为他们的标志。

在古人看来，肠子是管理着人们感情的，但按照现在的说法却应该是：管理人思想的是大脑，管理人感情的是小脑，如果没有脑垂体来分泌荷尔蒙与多巴胺，人也就和路边的石头无异了。但如果在感情上一任小脑来指挥，也自然就会带有太大的盲目性，经常的出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比如男女之间的恋爱往往要一见钟情和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不仅要“庄稼都是别人的好，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还要“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而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是更为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了。在这样的时候，人是要与野兽无异的，也因此不是对他人造成伤害就是对自己造成伤害，后悔都来不及。

尤其是人的性器，那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炸弹。至于在什么时候爆炸也不完全看外在的条件而定，有的时候导火索会在一瞬之间被本能点燃，整个世界也就离毁灭不远了。因此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定是可以控制住自己情感的人，尤其不能是一个仅仅靠着本能来生活的人。至于婚外恋、包二奶或泡小姐等等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做的隐蔽一些就好了。否则，所得到的那一点点幸福和快乐也未必就是幸福和快乐，最终还是要用痛苦和悲伤来抵偿的。

最近又有某演员因抨击同性恋而遭语言暴力的事，由此知道同性恋在中国的影视界或娱乐圈已经近乎要成为一种时尚了。又由此觉得与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比起来，人们不仅可以放弃信仰而来追求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还可以如此大鸣大放地放纵自己的情感，竟然还要惊叹我们所遭逢的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了。

据说同性恋者是因为带有一种特殊的基因才会如此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作为没有这种基因的我们当然无权对有这种基因的人说三道四；但这些人之所以会遭到抨击或许也不过是因为太过于放纵的缘故。或许当事人无论出于怎样的考虑可以将这样的行为做的更加隐蔽一些，就如同那些异性恋的人们也并不会当着众人来做爱一样，也就不会遭遇到抨击了。或许如果他们能够再多一点害羞的话还会感觉更加美好也说不定。

同志，这曾经是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在上个世纪的许多时候，只要这个称呼一出口，是所有人都可以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只是除了性爱，否则我们这些人也就不会急急忙忙跑到这个世纪里来了。但现在信仰变成了感情，而且还要同性，这对于那些为了信仰而死在上个世纪的同志们简直称得上是一种侮辱了。

但我们竟然又再也想不出更好的称呼进献给这些以同性恋爱为荣耀的人们了。这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2011-07-08

       

            可以不害羞 又岂能无耻

 

人的大脑是用来思想的，人的思想也历来被看成是实现理性的唯一途径。但左右脑的不均衡却往往令人思想跑偏，要么陷入迷信，要么滋生信仰，最终不得不皈依宗教，拿着不是当理说，成为盲目和狂热的信徒。从佛教到基督教，从道学到儒学，无不让本来郁郁葱葱的生命在一瞬之间枯萎凋零。

人的小脑是用来维持人体之平衡的，虽然人体在骨骼与皮肉上是左右对称的，但人的脏器却大多并不如此，因此脑垂体的平衡机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脑垂体除了要维持人体的平衡之外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荷尔蒙的分泌来维持人在本能上的平衡，尤其是性荷尔蒙的分泌如果出现混乱的话，人在本能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人的心理就会变态，要么因情感缺失而变成路边的石头，要么因情欲过盛而变成林中的野兽。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在追求肉体快乐和物质享受的同时还要追求灵魂的纯洁和精神的崇高，也因此而有了所谓的羞耻感，尤其是对与性别有关且能给肉体带来快乐的那些行为。因为毕竟这样的行为在方式上与动物无异，即所使用的器官同时也是排泄秽物的器官，是与在一般情况下被人们认为是肮脏并令其厌恶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便这种被认为的肮脏和令其感到的厌恶或许会因为性荷尔蒙的大量分泌而消减到没有，也因此会让人在这样的时候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当时过境迁、高潮退去之后，只要是一个稍有理性的人就或多或少都有了羞耻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处于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少男少女会本能地划出一条男女的界限来，而即便是在青春期到来之后，很多事情也一定要躲避开他人。而由此所带来的神秘感最终也还会成为快感的来源，因为各自都会认为这快感为其专有，别人是无法来与其分享的。也因此，少男少女们的初恋才会令人终生难忘。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加，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被加强，所谓的羞耻感也就会被随之减弱。但即便再减弱，也一定不会有哪一对真正相爱的男女会当众做起那些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参与的事来，因为那就不再是不害羞而是无耻了。

但在当今的中国，或许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禁锢和上个世纪政治经济的压迫，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羞耻感正在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跳水，不仅当众的异性吻司空见惯了，当众的同性吻竟然也会时有发生。最近网上还有某影星当众同性舌吻的报道，也难怪某影星会站出来抨击；但从其因此而要遭遇到的语言暴力来看，至少在影视界或娱乐圈，同性恋已经相当普遍甚至成为了一种势力了。在当今的中国，明星们的行为方式是有着榜样的效力的，因此也许过不了多久，同性恋或许还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也说不定。

有人说女性的同性恋还好，男性同性恋尤其令人不能接受，这或许是因为男性同性恋的做爱方式的更为不堪。但其实既然都是下体，也就并没有什么大区别；至于只开花不结果的事，那些异性恋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是也一样都在做着吗？或者可以说只要能给当事者带来幸福和快乐，其余的事就都是不重要的。但也正因为会更加不堪，也就应该做得更加隐蔽才好；否则，那所谓的幸福快乐也就要用痛苦和悲伤来抵偿，甚至还要因此去跳楼也说不定。

这样的事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影视界或娱乐圈，或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天天在镜头面前和屏幕上面卿卿我我，时间久了就会把生活也当成了儿戏，也因此就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先是异性恋，然后自然也就是同性恋了。但或许这些人的当众表演也不过是一种商业的炒作，是在为自己新拍的影视剧来拉高票房和抬动收视率，就如同通过各种方式公布出来的那些所谓的艳照一样，也因此就顾不上所谓的羞耻，而所谓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更提不上了。

也因此要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先是后现代主义画家某君要用阳具在女人的体内作画的宣言，然后就有了某行为艺术家把性交拿出来当众表演的实事，结果是前者不知后事如何，后者则是当场被抓并被判处了刑拘三个月，也不知算不算得上是罪有应得。

古代的《博物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三身国，一头三身三首。昔荣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于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马，生子，人身有尾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所在，我们或许可以让那些好淫且无耻者去支援一下大“西南”。也不管他们是演员还是歌星，也不论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是行为艺术家，只要他们愿意就好。至于他们是要以马为妻还是以牛为夫和是要生出一个怎样的后代来，就全看他们的个人喜好而定了。

                                        

                                                            2011-07-10

 

             恋爱：在自我与自我之间

 

在异性之间只有爱情而没有友谊的话好像是托尔斯泰说的，不过如果将这句话反过来理解成在同性之间只有友谊而没有爱情也许就错了。同性恋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事，只是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较为隐蔽的而已。

据说黑猩猩是喜爱在同性之间搞来搞去的，但或许只是在雄性之间。据说柏拉图曾将男性之间的恋爱奉为恋爱之最高境界，但或许所指的只是所谓的精神恋爱，虽然这精神也有转变成物质的可能。一个成人往往最喜欢别人对自己百依百顺，成年的女人往往难对付，未成年的女孩儿又会惹麻烦，所以便只好来恋爱男童了。一个人有了一点所谓的知识和学问之后便要好为人师，做了老师便最喜欢学生对自己五体投地，如果没有女生可恋，便只好来爱男生。在成人与孩童之间往往孩童会成为被动的一方，除非是被豢养者，否则就会出现不和谐。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却可以是两相情愿，也因此便可以和谐得很。读明代的小说，知道那时是盛行“男风”的，而且也有男性与男性结婚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要将阳具割掉，比起现在的变性手术来实在是太落后了。但这或许与伟大的柏拉图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即便是在古代，同性恋也不仅仅发生在男性与男性之间，据说那些宫女们之间是经常会发生恋爱的，但也就要因此而更加隐蔽了，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吧。现在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了，因此女性之间的恋爱也多了起来，而且还要比男性之间的恋爱更公开；尤其是在所谓的娱乐圈，在那些男性们手牵手招摇过市的同时，那些女性们竟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嘴对嘴地亲吻了。而且，当有人站出来抨击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会遭到一轮又一轮的围攻，也真够他们的“丝”们欣赏和效仿一番的了。

其实恋爱在同性之上还有着更高的境界，即自恋。这似乎在书画界表现得更突出。一些人刚刚有了一点点小成绩便要大师、巨匠地自称或自诩起来，甚至有的人写得、画得还什么都不是却要称自己为天底下的第一画圣，也真称得上是既不害羞又更不知耻了。相比之下早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国画“大师”范曾教授却是很低调的，这有他“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的自评为证。在电视上接受专访时范曾教授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书画家们进行了嘲讽，说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非常崇拜他的，——那就是他自己。

但其实这些人也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自恋者，至少其中会有很大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骗几个钱花，每到深夜里醒来时他们最讨厌的或许也正是这一个自己。相比之下，更应该被称为自恋者的到应该是刚刚说完了别人的范曾教授自己。当主持人问到别人对他的古装人物画的质疑时他说，他的画其实是为他自己而画的，言外之意是别人喜欢不喜欢与怎么看对于他是无所谓的。在自己的作品被拍卖会创出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同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真称得上是要自恋得疯狂了。也不知那些爱戴着他的人们会不会因此而伤心，既然人家并不是为你而画的，你又何必非要大把大把地花钱去买来珍藏呢？但也许这就是艺术品与其它商品的不同吧。但或许这就是艺术家与其它人的不同吧。一个艺术家或许就像那天上的月亮，虽然你明知道那上面什么也没有，但还是会愿意将其紧紧地抱在怀里。

虽然范曾教授的话也许只是搪塞之词，但恋爱也真的是可以发生在自我与自我之间的。至少每一个人都有着两个自我，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灵魂的。作为灵魂的自我怎么就不能爱上作为肉体的自我呢？作为肉体的自我怎么就不能爱上作为灵魂的自我呢？我们肉体每天的忙忙碌碌难道不是在供养着我们的灵魂么？我们灵魂每天的蹦蹦跳跳难道不是在支撑着我们的肉体么？当我们的肉体去与别的异性或同性的肉体拥抱在一起时难道不是在愉悦了自己肉体的同时也抚慰了自己的灵魂么？当我们的灵魂与别的同性或异性的灵魂缠绵在一起时难道不是在抚慰了自己灵魂的同时也愉悦了自己的肉体么？

如果我们是一个所谓的文化人，难道我们不可以与我们所认可的文化来恋爱么？如果我们是一个艺术家，难道我们不可以爱上自己的艺术么？如果我们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书画家，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诗与书画之间完成一次恋爱么？更何况如果我们还像范曾教授那样除了“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己怀”之外还要“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再在这其间成就出爱情的什么新境界来呢？

但不管怎么恋和怎么爱，这发生在自我与自我之间的恋爱还是要像柏拉图那样只发生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为好。否则，这所谓的恋爱就要有一些危险，用鲁迅的话说就成了对自我的戳伤，是要比那些同性恋的同志们更为不堪的。

                                       

                                                            2011-07-29

 

 

              且做不和谐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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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上搜索得知，“和谐”一词在中国最早的出处是《管子·兵法》，原文是：“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又得知“和谐”一词在希腊语中为“harmonia”，最初的意思是将不同的事物连接或调和在一起，早期的古希腊学派中有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的观点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的或是产生于和谐的”。总之和谐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词语。

但词语好，并不见得凡是冠之以这个词语的事物就没有任何不好了，就如党可以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但并不是每一个加入了这个组织的人就都“伟大、光荣、正确”了一样，有时甚至还会是正好相反也说不定，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来反腐败，我们也就不会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走出那么多的弯路了。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又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欺骗性的东西，也因此我们将整个人类都看成是一个诈骗集团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每天说出的话会有几句百分之百是真的就行了。就连笔者现在正在说着的这些话也同样并不全真，读者要经过分析，即通过自己的大脑来过滤一下才能从中找出几分真意来。

在当今的中国，商业的投机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许多人也因此早已经暴富了。但中国也仍然还是一个政治的国家，因此政治投机也仍然是人们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便捷的通道，即便是那些靠着商业投机暴富起来的企业家也往往无法将自己从政治投机中完全地摘出来，至少是靠了所谓的政策才得手的。蒲松龄的小说《促织》说的是过去的事，但这样的事在现在和未来也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一只蟋蟀而倾家荡产，又因为一只蟋蟀而得意洋洋，这也许说得有一点夸张，但这也正是因为不能把话说得那么真切的缘故，要理解其中的真意也同样是要用自己的大脑来过滤一下的。

上个世纪的文革期间，中国就将这种荒唐事重演了许多次。伟大领袖的所谓指示也许只是随意的一说便立刻被别有用心地百倍、千倍地放大，最终变成一次又一次革命的高潮。其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许并不是最具典型性的事，但却是最可以拿来说一说的。或许只是伟大领袖话赶话的随意一说，便酿成了一代人的大悲剧。虽然后来又都返了回来，但这一代人的青春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虽然现在又成了影视剧的好题材，但也不过是为这一代人提供了一个怀旧和伤心的机会而已。虽然，这与蒲松龄的小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想象力差一些的人还会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说不定。

近一些年被冠以“和谐”之名的事物越来越多了。首先是一些文化的组织，比如某些书院、画院、协会、峰会、网站之类，而且除了冠之以“和谐”的名字之外还要再打起公益或慈善的招牌，据说只有这样才会一路绿灯；但也因此而暴露出了其中的奥秘，即这些所谓的文化组织其实也就是文化企业，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所干的都是骗子的勾当，是将政治投机和商业投机杂糅在一起的诈骗集团。也许这也就是当今中国的所谓文化吧。好在这些人最终所得到的只是一时的风光和有限的财富，与所谓的图财害命来还差得远。但这些所谓的文化企业所制造出的假象，却也会蒙蔽住一些人的眼睛，让他们以为中国的文化真的要复兴或繁荣起来了而看不到这一切都是由谎言来支撑着的骗局，直到所乘坐的“和谐”号列车撞在了一起才会猛省，但却已经一命呜呼了。

最近又有关于蒙城豆腐渣工程的报道。所盖的是住宅楼，竟然要用没有加入水泥的沙石来浇筑楼板，而且竟然还要将那几乎一跺脚就要从上一层掉到下一层去的楼区美其名曰“和谐”苑或“和谐”院，真真要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谁因为见了这“和谐”二字而便相信了这“和谐”二字，而且还花几十万或几百万住了进去，晚上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时却睡在了楼下的另一家人的床上又会怎么样呢，难道他不会怪罪于这“和谐”二字太过于“和谐”了吗？

我们所在的和谐社会中的的确确还有着太多不和谐的东西，千万不要让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假借着和谐的名义来胡作非为，否则我们的和谐社会就不仅是一句空话，而是由这空话所布置的陷阱，掉进去的也就不仅仅是一些消费者而是整个的社会也说不定，连同那些胡作非为者一起。除此之外，经常被假借的名义还有很多，比如建党、建国、建军、某某诞辰或某某祭日等等，最近被媒体揭露出来的“共和国脊梁”更说明了这些诈骗集团胆大妄为已经到了为所欲为之程度，就差自己来评选阎王和上帝了。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说小人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而成为君子。但现在某些为官者和企业家又似乎都并不是无知的小人而是手举着屠刀（文化屠刀）的魔鬼，要让他们“立地成佛”都不可能，更不要说让他们成为寂寞的圣贤了。因此，我们也只好像徐晋如博士那样来做个所谓“不和谐的儒家”，否则就会像那些被硬评为“共和国脊梁”的“明星”们一样去得“颈椎病”了。

                                           

                                                                                                                       2011-08-04

               中国气派北京范儿

先是在手机上得到消息说长阳有个音乐节，又上网查了一下，宣传的也算热闹，又因为最近在写歌，且已经写了一百多首，所以就决定去感受一下。从我住的地方过去，路途并没有多远，在入口处附近花了100元从倒票的人手里买了张上面明确写着“不得出售”的“赠券”，如果从网上提前订或在写着售票处的地方去买正式的票，是要再多花上50元的；但很快就知道还是上了当，在现场——万亩滨河公园的入口处是可以用70元或更少的价格买到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不得出售”的“赠券”。

音乐节的主题是要打造所谓的“北京范儿”，从宣传片上的解释得知，组织者所理解的“北京范儿”只是“一手揉着核桃，一手提着鸟笼子，怀里揣着个虫儿，坐在胡同里下象棋”等等，这当然是并不准确的，而且也和音乐节这个带有很浓郁的现代感的东西自相矛盾；倒是宣传片中的一位女歌手说的话表达得更准确一些，她说在这样的时候——所指的或许就是那种带有很浓郁的现代色彩的音乐状态里——人会感到特别地自己。其实如果说北京人有什么“范儿”的话，或许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即便是老北京的“范儿”也暗含着这样的意味，即不管谁怎么着，我自己乐我自己的。

现在在北京以外的人眼里北京人都是靠房产来吃饭的，所以先是羡慕，然后是嫉妒，最后是像仇富一样的恨，如果谁在网络上透露出自己是北京人，是有挨一顿臭骂之危险的。其实这样的恨是大可不必的，北京人或许只是喜欢养尊处优或不求上进而已，但这也正给北漂儿的外地人以机会，所谓“北京人的钱都被外地人赚走了”说的也正是这样的意思。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就挨过这样的骂，在这里说出来也算是个回应。但这里说的北京人也只是在北京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或像我这样生在北京又长在北京但祖籍却在北京之外的人，除此之外的北京人或许只是那些原本是满人的八旗子弟，或许也正是他们最早让北京人“范儿”起来的。

说是公园，其实只是块将来要成为公园的空地，台子搭得不错，但其它的设施却很差，液体饮料不许带进场，里面的矿泉水却要卖到10元，和抢劫也差不了多少。要么站着，要么席地而坐，等了半天演出开始。先是一个中国的乐队唱歌，有一首《算了吧》还算让人听明白了几句词，但也不过是“算了吧”而已，其余的就都是看歌手的蹦高了。然后是一个乐团的爵士乐，演员们上来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来，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才开始短号、长号地吹起来，演奏得很好，但所报的曲名全是外国的，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说摇滚乐是带有悲剧性的疯狂，爵士乐就是带有喜剧性的幽默，这两种感觉都是我喜欢的，我也为能在这里听到这样的爵士乐而兴奋得站了起来，虽然也还有着那样的遗憾。

接下来又是一个乐队，上来了又下去、下去了又上来地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坐在我边上的小伙子也是玩儿过乐队的，说这样的间歇很正常，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正常，果然又上来的鼓手先是道歉，说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又是所谓的摇滚，除了叮叮当当的鼓声和扬声器的“啸叫”之外就只看到歌手的头颅在上下的飞动，唱的是什么还是几乎一句也听不清。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站的位置有一些远，但那个小伙子却说来音乐节主要是来感受状态的，否则就不如去对着词去听碟。我想小伙子的意思大概是说过音乐节就如听京剧，那些唱段都是不仅唱的人一清二楚而那些听得人也是一清二楚的；但又觉得摇滚和京剧毕竟是不同的，而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原创性，也因此就未必能如京剧那样的一清二楚；如果只是这样的叮叮当当，也就只剩下一个被鲁迅所讽刺过的热闹了。

接下来竟然是个来自日本的乐队，那自然是除了“哇啦哇啦”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能让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所谓的音乐上，而且也让我又一次因为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而兴奋起来，还情不自禁的为其摇手和鼓掌。有了这几个日本人的摇滚，前面中国人的摇滚就只能算是猴子的蹦高和蝎子的胡爬，甚至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在告诉中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那样的疯狂中国人是弄不来的。再上来的又是个中国的乐队，水平就更差，几乎每一首歌唱得都很勉强，歌手似乎是很努力但还是不能让我进入所谓的状态，歌手自己是否进去了也很是值得怀疑。于是，我便向边上的小伙子道了别，虽然后面还有所谓著名歌手的演唱，但要等到午夜，我想还是“算了吧”，于是走了。

我的写歌也算得上是重操旧业。我从小对音乐的喜爱是不亚于文学和美术的，而且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试着来写而且还能在地区的文艺期刊上发表出来，虽然所写的内容都是宣教的，但在当时的学校里是连教音乐的老师也做不到的。后来就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文学和美术上，音乐也就只能是偶尔地玩儿一玩儿了。

最近将自己这些年来写的文学作品又都整理了一遍，其中就有新诗近500首，然后就突然想到新体诗除了诗之外还应该有词，就如同古体诗在有了唐诗之后还要有宋词一样，而以歌词的形式来写诗或许又是中国诗歌也是我的诗歌要走的新路。以这样的方式写出的诗可以唱也可以不唱但一定都能唱，就是说在形式上一定是符合歌唱的要求的。网上有歌词网站，说明有人或许已经在做着这样的事了，但是这样的自觉却或许还没有，于是我便将这件事做了起来。

虽然我的歌词有的是从心里突然蹦出来的，但更多的却是从我的诗中翻出来的。我几乎是写歌词的同时便将曲子也谱好了，完成之后自己再反复哼唱几遍，直到为这首歌找到一点独特的音乐感为止。它们有的是爵士的幽默，但更多的是摇滚的疯狂，之所以要如此，为的其实也是一个“范儿”，是北京人的“范儿”，更是当代中国人的“范儿”；因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能永远生活在谎言里，虽然那谎言可以被说得十分甜美，但当你一旦知道那只是一句谎言之后，是即便不像梵高那样将自己的耳朵割去，也会跑到厕所里去把肠子也吐出来的。

所谓的“范儿”也就是一种气派，因此北京人的“范儿”也就是北京人的气派，而所谓“中国气派”或许还要加入进去一些其它的元素也说不定，但相差的也一定不会太远。要想在音乐上将这种气派打造出来，中国人就首先要将歌唱好，仅仅图一个热闹，最终也就仅仅只能是一个热闹而已，和文化的繁荣并不是一回事的。

 

                                                                                                                                          2001-08-05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新词集后记

    

今天是中秋节，从昨天开始就零星地接到一些祝好的短信，有白话的也有文言的，自然都是充满了诗意的，我的回信却往往只有两个字“同祝”而已。但其中也有一个是以和诗的方式回复的，那是因为来信的是汉诗协会的会长，又觉得其求和的那首诗也的确是下了一些功夫而且也的确是写得不错的。诗云：

冰轮最不欺，十五总无亏；大梦穿云径，疏星落水湄。我心多眷恋，是夜起相思；但遣清风使，邀君共此时。

诗是昨天晚上发来的，当时我便回复说写得好，但从今天早晨开始天就有一些阴，到了中午时也还是没有见出晴来，便觉得那诗所表达的愿望是好的，但只是说到了圆缺而忘记了阴晴，实在还是有一点问题，原因还是在为写诗而写诗上。因此便停下歌词不写而写了一首和诗，诗云：

或许云遮月，曾经雪打灯；当然君有道，自是我无能。圆缺神当政，阴晴鬼把绳；时空多变幻，捷足莫先登。

发过去之后得到回复称我有老杜遗风，有没有老杜遗风我不知道，只知道事情果然被我言中，尽管电视里的主持人怎样的“万家邀明月”，那月亮也还是没有露出她的脸来。

到了晚上，在写完了第二百首《奇怪的月亮》之后，我突然改变了要写300首的计划

而要结束这部歌词集的写作了，但原因自然和没有见到月亮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最初的要写300首是为了去向《诗经》的305首看齐，这实在也有了一点为写而写的味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也就把自己救了出来，正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也正所谓悬崖勒马，让自己没有掉进有孔老夫子设置的陷阱里去。至于前一百首以写爱为主的“兴观”和后一百首以写恨为主的“群怨”却是水的顺势而流和云的顺风而行，并不是有什么计划的结果。

 

我对音乐的喜爱如果说不是天生的，那或许就要和我的母亲有关了。

与许多人不同，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上面先是有五个姐姐，然后又有一个哥哥，最后才有了我。到有了我的时候，家里的生活由于父亲的被强制去劳动改造已近于无法维持的境地。直到上面的姐姐们先后有了工作，家里的生活才算有了一点着落。等到姐姐们有先后出了嫁又有了孩子，母亲就靠给她们看孩子得到一些钱来养育哥哥和我，所以我的童年几乎是和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儿们一起度过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哄她的外孙和外孙女儿睡觉的时候总会给她们唱歌，虽然除了《小白船》和《小白菜》之外也没记得有什么别的，但至少我最早会唱的两首歌就是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我不知道在我更小的时候母亲是不是在哄我睡觉的时候也要给我唱歌，如果是那样的话，母亲在音乐上对我的影响就要更早了；而如果在怀着我的时候还会用歌声哄着哥哥睡觉，那就等于是对我的胎教了。而《小白船》的喜悦和《小白菜》的悲伤也最终形成了我生命的二重奏。

除了我的母亲之外最早在音乐上给了我影响的就是我的姐姐们了。那时候她们或许个个都是喜欢唱歌的，但三姐和四姐却要更突出一些。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她们带到学校里去看她们的演出。三姐是合唱队里的骨干，双手虚握着放在胸前，嘴张得很圆，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四姐是独唱，要唱的是《美国黑孩子》，头发被编成许多小辫子，但我似乎只是看见了她在化妆而并没有看到她的演出。她们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也是唱这唱那的，我也就零七八碎的记在心里了。直到现在，四姐虽然不唱了，但三姐还是整天拿着一摞的歌片去公园里唱合唱。今天是中秋节，我给姐姐们分别打了电话，三姐在电话里还对我讲她在公园里唱歌的事，说那已经成为她晚年文化生活的全部了。

但我并不记得我在上小学之前和在上小学之后最初的那几年是有多么喜欢唱歌的，或许因为是“狗崽子”而我又天生地过于敏感的缘故，从很小的时候起性格就有一点趋于孤僻了。但我的确是非常喜欢听，并且一定是很喜欢在心里唱的，不然就不会直到今天还能将那些歌都唱下来。那时可唱的歌曲并不多，文革开始后就更都被火药味很浓的革命歌曲排挤掉了。但我似乎还是能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抒情色彩的东西来满足和安慰自己。比如那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的现在与它讲的过去虽然没有关系，但它讲的过去却与我的现在很相似。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罢课之后，学校里的老师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有一次演出的是歌唱门合（当时被号召学习的英雄人物）的组歌。虽然出着水痘，但还是去看了，大家都躲我，也便没有人来挤我，我也因此能看的更真切。当唱到小门合去挖野菜那一段时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流了出来，因为那和当时的我实在是太有一些相似了。

最早发现我能唱的当然还是教音乐课的老师。那时我上三年级，不仅经常被叫起来在课堂上唱，而且还被选进学校的合唱队做了领唱，唱过《珍宝岛》和《白毛女》，其中所有的领唱都是由我和一个女生来完成的。自然，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识简谱，而且还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其实我也很喜欢指挥那个角色，觉得那个角色比领唱更牛气，也很看不上那个做指挥的小男生，觉得他指挥的太机械；但我既然已经做了领唱，也就只好领唱了。上中学之后开始接触乐器，先后接触过口琴、唢呐、小号、笛子、萧、小提琴，但下功夫比较大的只是笛子，虽然最后也没吹出个所以然来。上高一的时候学校里排演《长征组歌》，我又被弄去领唱，但最终的演出却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流产了，我只是因此学会了几乎所有的唱段，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收获了。至于我最早的写歌，是上初三时学校里搞开门办学的结果，我也忘记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了，总之是写了两首，自己的词，自己的曲，竟然在地区的杂志上发表了，但也似乎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兴奋。或许，那时我的心思已经开始向美术上转移了。

在大学期间，虽然也领过两回唱、写过一首歌，但基本上就等于是告别了音乐而专注于文学和美术了。但大学毕业之后却曾有过几个月又与音乐搅合在了一起。那时我因为在美术创作上找不到自我而非常苦闷，甚至产生了放弃美术而去唱歌的想法。但高音区的不够广阔却是我在声乐上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想在声乐上有什么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也是当初放弃了音乐的一个原因吧。于是我在得到了一些指导之后便开练，经常到一些空旷的地方去唱高音，有时是和喊叫也差不了多少的。每天都要喊上一两个小时，每隔几天嗓子就要被喊哑一回，养好了再喊，喊哑了再养，经过好几次这样的过程，终于把以前想都不敢去想的高音喊了出来。后来和一些搞声乐的人说起我的经历，他们都说我是怎样的幸运，因为十有八九的人如果这样来练习高音是要把嗓子弄坏的。但很快我在文学和美术创作上又有了新的发现，也因此又将音乐扔到一边去了。

但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还是因为并没有在音乐中找到一个真正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在我的文学和美术中是已经找到了的。这一别又是十几年，期间也经常的唱，但都是玩，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玩而让我对通俗歌曲有了很多的接触，也算是为我这一次的写歌又做了一层铺垫。到了上个世纪末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搞起了诗词吟唱。那是一种即兴的表演，将吟和唱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也算得上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但却因为其只是即兴的唱，为了能让听的人较为容易地进入所唱的也只能是古人有数的几个名篇，比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将进酒》，张继的《枫桥夜泊》和苏轼的《明月几时有》等，其局限性就大得很，更何况这样的唱法对唱者和听者的要求都有一定的高度，甚至几乎是除了我谁也不能，因此也还不是我音乐理想中最高的境界。或许，最终也只好要由我带到坟墓里去了。

 

我在音乐上的理想是现代性，即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统一，这其实也是我在文学和美术上的追求。而我在文学和美术上提出的新神秘主义主张在我的音乐上也自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也因此才有了这一部新词集的产生。

之所以被称之为新词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们都是以现代歌词的形式写成的，而且也的确是可以唱的，至少我是可以很容易将它们唱出来的。二是它们虽然是可以唱的，但也可以是用来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的，即它们也是用歌词的形式写出的文学作品，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就如同中国的古代在有了唐诗之后又有了宋词一样，中国的现代在有了白话新诗之后也还要有白话新词，这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歌词网站上有很多的歌词作者，但不知道它们是不是都有了这样的自觉。我的这个想法也很希望得到它们的认同，中国的现代诗歌或许会因此而走出多年以来的困境。

唱歌是一种娱乐，因此也许不需要过于深刻的东西，但作为文学作品的新词却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这就像当年的宋词，最初只是一味地婉约，但后来便豪放起来了，就是因为已经变成也可以用来载道的东西了。对于文艺的起源有模仿、劳动、巫术、游戏等诸多的说法，或许还少了娱乐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雅颂的以十五国风为基础、唐诗的以南北朝乐府为基础、宋词的以五代十国的小调为基础，元剧的以散曲为基础，明清小说以话本为基础，都或多或少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新诗的以译诗为基础，新词的以歌词为基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现代的歌曲自然还会有许多西方音乐的因素，并以摇滚和爵士为其更主要的特征，这些因素和特征也自然会渗透到这部新词集的写作中来，敏感的歌者是会很容易就体会到的。之所以没有将谱子一起亮出来，也正是为了给要通过唱来表现自己的歌者们留下更大的空间，否则音乐的现代性就要被减弱了，那也同样不是我音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写完这所谓的后记已经是十六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愿那月亮能在今天晚上露出她圆圆的脸来。这也算是对我的这部新词集的祝福吧。

 

                                                                                                                                 2011-09-06

 

 

                 我为什么要这样歌唱

 

很长时间没有动笔写杂文这种唠唠叨叨的文字了，原因既不是因为被有些人的谩骂吓住了，也不是因为某些人对杂文的过于反感，而是为了歌唱，而且是这样地歌唱。现在，借助网络，我的歌声也已经可以传遍天下了，虽然距离所谓的红和紫都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也因此便有人——当然是曾经有过交往的所谓的朋友——打过电话来问：怎么又这样唱起歌来，不画画了么？对这些所谓的朋友，我也还是要说几句的，目的当然是要给他们一些解释，让他们对我有更多一些的了解以便在什么时候能去掉那个所谓而成为我真正的朋友，虽然对此我也并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前几天还有个未曾相识的人问我是做什么的，因为是在一个特定的艺术气氛较为浓厚的环境里，而且据说我的样子也一看就是个艺术家（但愿不是鲁迅之所谓空头），所以意思当然是搞什么艺术的，我便说自己是个杂家，那人便竟然对我有一些另眼相看了；但心里或许会认为我是有一些狂妄也说不定，因为他接下来的话是某“国学大师”也说过和我一样的话。但我也的确是一个杂家，而且还很想做一个大大的杂家，而所谓的杂家也就是通才，历史上的大家又有哪一个不是通才呢？荀况（据说也本来是姓孙的）是，苏东坡是，毛润之也是。最近看了个电视片，才知道老毛也是个音乐发烧友，存下的唱片有几千张，连做白内障手术时也要听音乐，还要事先就选好曲子，那曲子虽然既不流行也非摇滚而是岳飞的《满江红》，但也足见其发烧的高度了。

我喜爱音乐的历史在先前谈音乐的文字中已经唠叨过了，今天下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来专访，也恐怕还要唠叨一遍，这里便只说这个所谓的杂家。文化这个东西从较低的层面上说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为人的物质生活服务的，从更低的层面上说就是吃喝拉撒睡，这或许要有一点文化泛滥了，但即便这吃喝拉撒睡不是艺术也的确是要讲究科学，否则就会生起这样那样的病来，那样一来所高兴的就只有医院了。从较高的层面上说文化就是文学艺术了，那是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来服务的。在物质生活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文学艺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除了这个绝大多数之外还有一个极少数，那就是艺术家。搞艺术需要天才，真正的艺术家是天生的，为了艺术而将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的艺术家是很多的，尤其是那些先天的禀赋并不是很充足的所谓的艺术家，最终即便不想“空头”也只好“空头”了。

艺术家也可以称之为雅士，自然是因为所做的都是雅事而非俗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吃饱了撑的的人来干的事，所谓琴棋书画是也。对于书画我是情有独钟的，而且几乎是天生就会，至少是在学习上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便进入了创作的状态。在绘画上最终选择了国画，那大概只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并一直都生活在中国的缘故。所谓的“杂”体现在我的国画创作上就是所谓的“全活”，即既画工笔也画写意、既画山水也画人物和花鸟，至于很多人都更喜欢我的工笔山水那是他们的事，对于我，我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于琴所指的音乐我也是一样的有着本能的喜爱，但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器乐上只能玩儿一些简单的如笛子、洞箫之类，后来有条件了也错过了学习训练的最佳年龄了。但声乐却是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虽然没有遇到很好的机会来发展，但也还是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我。创造出自己的音乐一直是我的梦想，中学时创作过几首歌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学时写过一两首属于自己的歌也只算得上是小试牛刀，但很快又因为在诗书画上的专注而被搁置了；一晃就是二三十年，直到这一次的爆发。一下子写了二百多首歌，而且还要自己演唱，制作mp3，拍摄mtv，出专辑等等，有人说我要弄得自己比陈逸飞更陈逸飞了。

在雅士之上是文人，文人要做的事是诗词歌赋。写诗对于我来说就更是用不着学的，天生就会。从中学时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先是写新体诗，后来又写旧体诗，近来所写的歌词也是以诗的标准来写作的，因此又被我称之为相对于新诗而言的新词了。

在文学之上是哲学，在中国是以所谓的儒释道来代表着的。儒释道在本质上都是研究如何做人的。或许孔夫子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我们现在是连人还没有做成的，但最终却要人去做了机器；而佛学和道学却又让人去做了魔鬼和神仙；因此在儒释道之上又有了人鬼神。在人鬼神之上是我，是人自己；于是又有了我所创建的我学，虽然我也未必能成为我自己。有道书画家是半个诗人，诗人是半个哲学家，哲学家是半个上帝，但上帝是什么呢，或许只是个自我而已，也因此“我”就是上帝。

我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独立文化人、自由写作者、职业艺术家，但其实也只是一个自我而已。我在音乐上之所以热衷于摇滚，也是因为这样的音乐形式更适合表现我的这样一个自我。于是我歌唱。于是我这样歌唱。

 

                                                         2012-01-1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中的最后两句。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是艾青最好的两句诗了。想当年我开始真正喜欢上诗的时候——大概是大学二年级吧——我第一个喜欢上的就是艾青。他的那些长诗自不必说，我是经常到野外去朗诵的；但会让我一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却只有这两句。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李金发，那眼泪便开始往肚子里流了。再后来，当我又专注于美术并写起旧体诗词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又几乎变得近乎于冷漠了。直到去年秋天我又作起歌来之后，我的眼里才又一次常常地含着泪水了。

现在已作成的歌曲中让我流泪最多的是《盲人的歌》。在这首歌中我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要去寻找光明的盲人，而其实对于一切的未知世界来说我们又有谁不是盲人呢。在写完之后我将其哼唱了几遍，不知不觉中便泪流满面了。当天下午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便在喝了酒之后将这首歌唱了出来，我的眼泪便又一次流了出来。因为自己的过于投入而并没有顾得上别人的感受，但其中有个人后来又听了我的其他的几首歌却仍然说最能打动他的还是这一首。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mp3时，我的眼泪又一次流出来了。我的儿子是酷爱古典音乐的，钢琴和吉他都玩儿得很好，对我的到了这把年龄又玩起摇滚来是很不理解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但这一次也特地跑到我的房间来表示了赞赏。后来，为了避免听者把作者误解为盲人和将这首歌理解成是所谓的励志，我又为它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执着”，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它原初的名字。最近我也为这首歌的mtv写好了脚本，其中有火箭发射、卫星航天、飞船登月、探测器飞向宇宙深处、星云、黑洞等镜头，是要将这首歌的主题通过图像揭示得更为明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如果不想和地球一起毁灭，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而且，要毁灭的又岂止是地球呢！据那些研究宇宙的专家们说，这宇宙中有着两种力量在对抗着：一个是暗物质，要将物质凝聚；一个是暗能量，要将物质分解。这两种力量不论是那一种胜利对于宇宙来说都不是好事。既然凝聚会形成黑洞，那分解或许就会形成白洞，一个是有的极致，一个是无的极致，宇宙的存在正有赖于这有与无的对抗。这有与无的对抗或许也正相当于那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和生活中的爱与恨的对抗，爱的极致和恨的极致所意味着的也同样是生命的毁灭和生活的终结。我们或许首先会追求爱的极致，碰壁之后便会反过来追求恨的极致，这或许是第一次的“反者道之动”。当我们再一次碰壁之后便又一次反过来追求爱，但这一次的追求与前一次的或许会有所不同，否则也就与无头的苍蝇无异而有愧于为人了；况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样的“反者道之动”又能有几个来回呢？这一次人们会将爱他人改变成爱自己和爱众人，再进一步也就要大爱无疆了。这也正是我的歌最终所要追求的境界，比起我的诗书画来是要更高上一个层次的。

今天是辛卯年的最后一天。早晨5点钟起来，先照例作了一首歌。词是早就写好了的，所谓的作歌也就是为成词谱曲；近来只要没有太重要的事，我每天总是要谱一两首。歌的名字原来叫“2001新世纪”，谱曲过程中又有所改动，名字也改为“丑小鸭之歌”。这首歌将2000的2比作一只丑小鸭，招呼着那些个1、2、3、4们在它的身后排成排，要带领着它们一起走入新世纪，风格上有一点诙谐，很像是一首儿童歌曲。上午是去挂了几张我的画的新华堂——一个浙江朋友在北京新开的会所拜访。会所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他便将我拉到新置的音响前唱歌。他先唱了《母亲》，说是送给我的。间奏时我问他的母亲还在不在，他说在，而他已经4年没有回过家了，我便说那这首歌还是送给你的母亲吧，她是听得见的。他唱完后也让我唱一首，我便说也唱这一首，是唱给我母亲的，她在另一个世界，但也是可以听到的，说这句话是我的眼泪又要涌出我的眼眶了。  

回来的路上，我反复地放那首《盲人的歌》，我的视线一次又一次地变得模糊起来。同时，我也便又一次想起了艾青的那两句诗。

 

                                                                                                                                      2012—01—22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昨天打开电视，见到有着学术超女之称的于丹女士正在讲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因为喜欢陶渊明，便一直看了下来。对于于丹女士精心的化妆、打扮和用很细很高的鞋跟儿站出来的丁字步风韵（栏目的标题为“丹韵词音”因此称之为丹韵也可）我不想说什么，但由这样的一个如此风韵之女士来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却还是让我感到有一点滑稽。或许我真的要归去来兮了，或许我又真的不要归去来兮了，在二者之间我真的有一些犹豫也因此而有一些忧郁了。

 在当今的社会里喜欢陶渊明的人也许还有很多，但也不过是像于丹女士那样的说说而已（区别只是一个是在闲谈一个是在演讲）；但要他们真的放弃所谓的既得实在是有一点太不容易了，更不要说其中的许多人还只是在努力地追求着，用于丹女士的话就是还刚刚出发或还在路上呢。陶渊明之所以可以归去来兮首先是因为已经有了既得，彭泽令也算得上是个县长了吧；虽然还算不上名就也算得上功成了。也或许陶渊明还有着更大的追求，还想着去当省长或总理、总书记什么的，只是因为需要更好的背景、更好的机遇或更大的投资而他自己又缺少足够的自信才为自己找了“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借口而辞了职。也或许县长这样的中层干部还正好是一个可进可退的角色，如果真的做了总理或总书记的职务还想退也退不下来了也说不定，因为那样所要失去的也就不仅仅是“五斗米”了。

 但陶渊明之所以还能归去来兮至少还有一个原因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作为地主阶级之一份子的他至少还有一个归处，即便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那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份产业，许多的现代人其实都已经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能有一套大一点的单元房就不错了，更不要说即便是70年的产权也还要夫妻共有了。另外，对一个人来说或许未必非得高楼大厦和锦衣玉食，但娇容美色却是不可少的，因为那更是其本能的本能。或许陶渊明早就有了三妻四妾了吧，那又是许多现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许多现代人都只能是被一夫一妻制来束缚着而从一而终了。也或许陶渊明也并没有什么二房三房，因为那时的县长也并不像我们今天的县长那么有权势，而所谓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份薄产，那他也就只好靠自己的想象来过日子了；也因此便有了那篇与他的归去来兮不大搭调的《闲情赋》。所谓的靠想象来过日子其实也就无异于普通人的自慰，好在除此之外还有酒，只要几杯酒一下肚，世界也就在一瞬之间归于大同了。也因此，虽然那些好心的医生们总是在规劝人们少喝或不喝，但该喝的时候也还是要喝，在这一点上也是没有文化人和普通人之分的。

 其实，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他所能归去来兮的只是一个自我而已。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要实现的也同样是对自我的回归，不过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而过于形式化了，也因此最终要沦落为乞丐，正是这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悲剧。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身，但同时又是社会的一员，其对社会的依赖虽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而逐渐地减弱，但最终也不可能完全地脱离。独立和自由虽然时常会在某些文人的笔下被夸张到极致，但即便是在精神的世界里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所谓的精神最终还一定要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出来并回馈给社会，否则就是无意义的。这也正是文化人自慰与普通人自慰的不同，前者是对自我的修养，后者则很可能变成对自我的戳伤。

 对于一个现代的文化人来说，他的田园就是他的文化。有的人是“方宅十余亩”，有的人是“草屋八九间”，还有的人是像陶渊明一样既有房子也有地，甚至还有的更多，那他就近乎于一个富翁了。但这样的富翁在现实的社会中又要不是一个穷光蛋才好，这就需要他将自己的产品变成商品，方式有很多，像于丹女士这样去演讲只是其中的一种。一旦成功，就既可以锦衣玉食又可以娇容美色了，因为这成功就意味着有了名，有了名也就有了钱，而这时是否再去做官也就不重要了。只可惜的是，要出名就也要和要做官一样去“摧眉折腰事权贵”，去经历陶渊明那样的苦难。现在是男女平等了，而在这一点上女人似乎又比男人具备更大的优势，这一是因为那些所谓的权贵大多是男人，一是因为女人不仅可以摧眉折腰还可以有更多的贡献，所以现在还会有很多女性文化人要借“美女”之名而行世，更不用说那些发生在娱乐圈里的事了。但那些得了国学大师之称号的又往往还是一些男性，这似乎又在证明着男女的未必平等，虽然近年来又有许多的国学大师露出了他们的尾巴。好在和当年的陶渊明比起来，现代的文化人是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了。现在，像国学大师季羡林和范曾教授那样的不仅在精神上富有而且在物质上也同样不贫穷甚至很富有的文化人是很多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读书虽然未必可以做官但文化却已经可以成为一种产业了。

 这样看来，我或许还是一个未曾出发的人，因此也就用不着为是否要归去来兮而犹豫和忧郁了。

           

                                                                                                             2012-01-28

 

 

              

                         文化的质疑与猜疑

 

 现在的文化界变得愈来愈像是收藏界了。当今的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收藏界在前些年虽然也曾经被人们质疑过，因为那些组成中国收藏界的中国收藏家们也实在只能被称为所谓的收藏家，在本质上都与街头的混混差不多，顶多也就是一些倒爷罢了。但据说中国的艺术品交易又已经进入亿元时代了，因此在中国也许真的有了几个真正的收藏家了也说不定。但看看他们所收藏的东西大多要么是一些胡涂乱抹出来的新货和要么是一些流水作业出来的旧物也就只好再来维持原判了。

 这些所谓的收藏家们嘴里有一句行话叫“好的”，这所谓“好的”也就是所谓“真的”，反之就是所谓“不好”和“不真”。他们在说这行话的时候往往还会把声音压得很低，大概是要营造出一些神秘的气氛来，目的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终又都会归结到一个“钱”字上去。有时，还会出现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合谋，美其名曰签约，其实和包奶也差不多，这当然只能是那些还健康或不健康地活着的艺术家，因此不仅可以通过照相来保真，也自然可以以劣充好，双方形成所谓的默契无异于狼狈为奸。但这些艺术家其实大多也只能被称之为所谓的艺术家。他们要么装疯卖傻以哗众，要么忸怩作态以取宠；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捧上天，自然也可以将别人的东西踩在地；他们还可以将自己早年以低廉的价格卖出的作品指为赝品，目的是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再买回来并以较高的价格再卖出去。也因此就有了艺术家与收藏家或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反目，大打出手的有，对簿公堂的也有，正所谓无奇不有。

 前几年有人写文章称中国的这也死了那也死了，还有人提出要开一系列的追悼会，这当然是有一些夸张了。如果说近几年的“倒鲁”和“倒范”还是在计较着好与不好的话，那先前的“倒文”和最近的“倒韩”则只是在计较其真与不真了。虽然被倒者并不在相同的层面上，但也足见中国玩文化的人们是愈加的无聊了。说鲁迅不是圣人倒也还无损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说范曾不是绘画大师但也无损于他是个国画名家，但说文怀沙不是国学大师其所剩下的东西就不是很多了。韩寒呢，如果说连他那些虽然有销量但还未必称得上有多高质量的东西都只是由他的父亲或由他的团队代写的，那他所剩下的东西也就更加地寥寥无几了。也所以，如果由此再来一个大打出手和对簿公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除此之外，还有美术界的“倒吴”和“倒黄”等等，但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或许是因为还只是发生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甚至还大有着狗咬狗的嫌疑。

 “较真儿”一词是带有一些贬义的。在生活中，如果有谁过于较真儿，那他大概是不太受欢迎的。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那个我是太过于较真儿了，只要是不真实的即便再美他也不要，所谓“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也因此只好再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孤独寂寞着直到饿死。相反，做学问和搞艺术似乎是要较真儿的，所谓深思慎取，字斟句酌，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这样的学者和艺术家在当今的中国或许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像鲁迅、文怀沙和范曾教授那样适当地灵活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但这当然也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艺术家自己的心灵所能承受的程度；除非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文化骗子。

 一个女人为了美丽可以化妆打扮，甚至可以整容，但也至少还应该有一个人的形体做基础。如果只是一只猴子和一头猪，除非其所面对的只是一群瞎子和白痴，便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的。质疑虽然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精神，但又不要变成猜疑才好。否则，不论见到那个漂亮女人都怀疑人家是韩国来的，那最终也许是会被人扔进汨罗江里去喂鳄鱼的。

 

                                                   2012-02-04

 

               

                             中国文人无聊与无赖

  

中国的文学是从《诗经》开始的，但那时并不在每篇作品的题目下面注明作者，或曰为集体创作。也因此，那时还没有文人。也因此可以说，那是的文艺创作还并不是人们独立的自觉的行为。文艺作品和文艺人被捆绑在一起是从屈原开始的，据说这是个进步，从此便有了文人。从此，人们在谈到某件文艺作品的同时也就要谈到那个创作出这件作品的人。甚至有时，人们对这个人的关注的程度还会超过他的作品也说不定。

 文人的无聊自然是因为写不出什么让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来，于是只好看一看别人的（但也绝不是因为吃饱了撑的），一是要看看别人写得是不是更好，二是要看看别人写得是不是也不好，于是便有了批评家。认定了别人写得的确好，于是予以肯定，这自然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是因为拿了谁的好处而把谁本来不好的东西捧上天那就算不上什么批评家而只能算是在捧臭脚了。认定了别人写的不好而写出自己的好东西来是再好不过了，但如果仍写不出自己的好东西来而只是把别人的不好指出来甚至还可以给别人些许正确或未必正确的指导也是不错的事，这也就成了所谓的批评家。

 批评家往往是对事不对人的，但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所以有时也就免不了要将人也牵扯进来，事情也就因此而变得愈加复杂起来了。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被金钱所统领的社会，说谁不好也就无异于挡住人家的财路，那是和把人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去也差不了多少的；因此时不时地对骂或大打出手甚至对薄公堂来索赔精神损失费也就是正常的事，更不用说还会有人要将什么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况且说一样东西好容易，说一样东西不好就难，第一是要说出个所以然来，第二是还要拿出自己的好的东西来，否则就会被指斥为眼高手低或别有用心，甚至会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索赔几百万，实在是很划不来的。于是，我们的批评家便只好沉默了，中国便被认为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吹捧的时代，即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时代，比起先前只能说什么是艺术而不能说什么不是艺术的时代也算得上是要与时俱进了。

 但也有的人会继续往前冲。他们不再来做什么批评家而做起打假的英雄来。擒贼先擒王，自然是先拣大的来，于是鲁迅便成了汉奸。但遗憾的是鲁迅已经死了，不能站出来澄清什么也不能与他们骂或打了，于是很无聊，那些“倒鲁”的人便只好自己先倒了下去，所谓偃旗息鼓了。于是又有“倒×”、“倒×”和“倒×”，这回算是找对了目标，真可谓是一打一个准。但最终除了给当事人和本来就很让人反胃的中国文化界更增添了一份恶心之外似乎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人除了无聊之外还有着更多的无赖，有的会佯装大度宠辱不惊，有的会哭爹喊娘反咬一口，有的会胡搅蛮缠死不认账。在领略了这一系列的奇景之后，即便是鲁迅的超级粉丝恐怕也要动摇起来了。或许死正是这种无赖精神的最为高级的境界吧。

 中国文化界的让人反胃是许多中国文化人都感觉到了的，这自然可以以许多作家要联名怎么样为证。但中国人的喜爱靠谎言来过日子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无论生出多少骗子来就都不是不正常的。好在真相总有大白的时候，只是我们在感谢这无聊和鄙夷那无赖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中国最需要的还是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批评家。因为对于真正的欣赏者来说，美永远都比真更重要。

 

                                                  2012-02-07

    

                                由消灭蚂蚁想到的……

 

有许多人是不会承认自己的不慈悲或者不够慈悲的，但也有一些人会将自己的慈悲标榜到极致，这当然不仅是不杀生或不吃肉，而是连无意中踩死一只蚂蚁也会感到不安，甚至会因此而愧疚数日的。

我虽然从没有标榜过自己的慈悲，但也时常会为自己偶尔的残忍而感到惊讶。比如小时候的杀死青蛙，那是要先用剪刀将其头从脖颈处剪下，然后再从其后脖颈处将其皮整个地如脱衣服一样地斯下来，再然后是将其脏腑连同包在上面的皮肉从其躯体上除去，这一切的过程用不了1分钟，也或许只有10秒，因为要杀死的不是一两只而是几十只，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下锅，这在当年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都是一件很美的事。现在有些饭店里也还有这道菜，也仍然算得上是美味，那杀的方式和我们当年的所采用的也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再比如杀死将要下锅的鸡或鱼等等，那过程都是足够残忍的，也所以孔子要说什么“君子远庖厨”那样的话。既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又要标榜自己的慈悲，这与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或许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也实在是够难为这些“彼君子兮”们的了。

之所以想起来说这些只是因为最近家里闹起蚂蚁来了，或许是那几盆花惹的祸，不然那蚂蚁怎么会爬到五层楼上来呢。但总之是闹起来了，当然主要是在餐桌上，每到吃饭前就会先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蚂蚁的体型比通常在地面上看到的要小一倍还多，但爬行的速度却似乎还要更快一些。最令我惊讶的是它们感觉的敏锐，甚至似乎怀疑它们可以预知我的到来。每当我的眼睛注视到它们的时候，它们便先就停止不动了，仿佛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如果不是早已知道有蚂蚁这回事的我，也许就想不到那是一只蚂蚁了。它们当然也只是稍停片刻便有快速地爬动起来，但也当然还是比不过我的手，即刻便被我擦捻在餐巾纸上了。但很快我就又发现它们生命力的顽强是要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即便是被我用餐巾纸在桌面上擦捻了数次，也还是未必能都将它们杀死，它们其中有的还能缓过劲来，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逃走，如果你不对它们再执行一次死刑，到了明天或许还会带着他的子孙经过一个“二万五千里”来再登上一次这对它们来说相当于珠穆朗玛峰一样的餐桌也是说不定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说明蚂蚁不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也有着很大的破坏力，虽然这也不能说成是它们的罪过，但护堤人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现在即便它们只是每天到我的餐桌上爬几个来回也已经让我不能忍受了，于是只好去买回了一包杀蚁灵来。据买药的人说这药是很灵的，洒在蚂蚁出没的地方，蚂蚁吃了就会患上一种疾病，而且还会相互传染，一两天后就会整窝地死掉，也因此就会在这一个地方绝迹了。然后我也便这样地做了，只希望买来的不是假药就好。

由此想到从书本上和电视里看到的关于蚂蚁的一些事，想到人类的制服蚂蚁竟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蚂蚁是一种那样的具有着社会性的动物，如果它们当中有几个具有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精英的话，人类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来消灭它们也许就不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了。由此又想到毛泽东那句“蚂蚁缘槐夸大国”的诗，想到地球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许就相当于一棵大树，而人类或许也正相当于那群蚂蚁。又由此想到我们对宇宙的研究是否会在不经意间爬到别的什么宇宙生命的餐桌上去，而别的宇宙生命或许也会用与我们对付蚂蚁那样的方法来是对付我们。想着想着便也害起怕来。我在以前的许多文字中都是提倡科学的，但科学虽然可以让人类的文明走向进步，但是不是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麻烦呢？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史蒂芬·霍金在临死之前说过的不要让我们去招惹外星生命的话，看来也的确不是在耸人听闻的。2012，又是如此敏感的年份。

但说是说做是做。我至少并没有因此而素食起来。晚饭没有吃肉，是因为最近吃得太多了。忘了是谁送来的蚁王神酒放在柜子里有好几年了，便打开来喝了几口，味道有一点怪，比起二锅头来似乎还是差了点意思，也便只好又将其束之高阁了。

 

                                                                                                                                   2012-02-13

 

 

                                                                               《兄妹岛》简介

   

这是一部颇具现代传奇色彩的小说。一对生活在20世纪的兄妹，仿佛人类的始祖伏羲和女娲，由于一个极为偶然的原因——或许也是一场浩劫，但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文化的——被其父母送走、丢失或遗弃了。他们漂泊到了或许已是另一个星球的荒岛上，也便因此而有了一段离奇的经历。

他们先是被猴子接纳并抚养长大，也因此与猴子们发生了一系列的纠葛，以至于还引发了猴族内部和猴族与其它兽族的争斗。他们本可以像伏羲和女娲那样来延续自我，但受到从所从来的那个社会遗传和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限制而未成。于是哥哥只好离家出走去流浪和探险，自会有一番更为离奇的经历，其中包括与地球移民和外星生命的遭遇等等，尤其是通过梦幻来回归过去和超越未来，更使其中的一些情节神秘诡异且荒诞不经。妹妹留守在荒岛上，继续与猴子和其它的一些兽类纠缠，竟然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奇迹般地在人类与兽类之间繁衍出了自己的种族，只是在哥哥回来之前又奇迹般的灭绝了。

为了延续自己，兄妹俩只好将他们戴在胸前的饰物作为望远镜去宇宙中搜寻，然后用他们从那个世界带来的一把砍刀劈开时空的阻碍，再用他们来时所乘坐的那个盆子作为飞行器，最终回到他们所从来的那个地方——地球人类社会，并开始了寻找其父母的过程。此时，这个社会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式的变革，他们也自然会加入进来，并设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曾经充满了痛苦与不幸的人类社会，改造成一个理想中的人间天堂。

本书写作完成于1999年。当时社会上正盛传着诺查丹玛斯（或称诺查丹尔斯）的预言，故有感而为之。

                                                                                                   2003-02-14 

                 我学要旨之二

 

某些人提出要文艺复兴和回归古典不仅仅是因为太喜爱传统文化，而是基于对新文化的失望和自信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对现实和自我的否定。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所谓的传统文化也未必有很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只不过是将连鲁迅笔下的“我”也恋恋不舍的那一碗“清炖鱼翅”做了进一步的想象，也就因此而忘记了那其实只是一碗“乌鸦炸酱面”，实在是可怜得很。因此，对现实和自我的肯定便是摆脱这可怜的唯一办法。于是有我学。

儒家要“克己复礼”。“礼”是维持西周奴隶社会秩序的制度，那其实是较之后来的封建更为落后、非人道、“吃人”的社会制度。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时不时地尊孔，自然是也想复兴和回归，因为复兴和回归更有利于他们的“吃人”，但反过来也证明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人们是要比生活在奴隶社会中的人们幸福多了。但那些所谓的统治者和被他们统治的百姓一样都是人，他们其实也一样会感觉到生活在一种相对较好的社会制度下的轻松和愉快，也因此他们的尊孔也有时会反过来变成反孔，有很多时候也同样是因为要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肯定。最可恶的是那不好的社会制度，是被人们的愚昧和无知喂养出来的恶魔，人因此而被异化成非人，人间也因此而异化为非人间，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就无情地被克制，甚至要被摧残殆尽了。

道家要回归自然。人本身虽然也是自然，但因为有了高智慧，便将自己与其它的自然对立起来。人在认识自然的同时认识自我，最终还会将自我放在自然之上，但这也就与其组成的社会发生了矛盾，因此有了儒家的“克己”而成了对自我的摧残，也因此又有了道家的“无己”而成了对自我的颠覆，所谓的成仙，是连做人的权力也放弃了。最终成就的只是一种制度，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制度。这些少数人要么强悍，要么阴险，更多的时候强悍与阴险兼而有之，他们正好利用这种制度来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他们也还是人而不是魔鬼，他们也会时不时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社会进行这样那样的改良，否则他们也同样有被魔鬼吞噬的危险，而不仅仅是被被统治者推翻。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已将人放在了地底下，而那不愿屈从于众人的“我”也自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只好去做逍遥游，也正为恶人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也因此而被黑暗所统领了。

除此之外还有杨朱的“拔我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是对自我的固守，但精神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肉体，即便落得个毫发无损又有什么意义？

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通过对社会的肯定而摧残自我，是对制度的肯定也是对邪恶的忍让。道家知其不可为而不为，通过对自然的肯定而颠覆自我，是对制度的否定也是对邪恶的逃避。释（佛）家或许走得更为极端，即通过对来世的肯定来否定现世，因此又常常反过来成为邪恶的帮凶。儒释道三教正如同压在人们头顶上的三座大山，人且做不成更别提什么“我”了。也因此人们总会问出一个问题：我是谁？没有谁回答得出。于是有我学。

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有我才是本体。虽然是因为有了这个世界才有了我，但我一经出世，或当我一经认识到自我的存在，一切就都可以被颠倒过来了，即这个世界是因我而生并且要因我而存在的。因此，我将尽可能地发挥我的聪明才智，来证明我的存在，要努力在尽可能大的空间和时间内让世界服从于我的意志。弘扬自我的同时尊重他人，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未来。我既是我也是你，同时也是全人类，相互之间畅通无阻。

于是，复兴与回归之说或可以休矣，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2012-04-11

               从我的不相信医生说起

 

我的不相信医生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的。当时是因为大拇指出了毛病，连同手腕部的桡骨一起疼痛，执笔写画时疼痛得更甚，让我简直要除了思想什么也干不了，几乎要成为残废了。于是只好上医院看医生，医生的态度很好，我的病被诊断为桡骨突炎。于是用药，或吃，或抹，或泡，但全是无济于事。于是换医院看医生，说得都一样，态度也是一样的好，只是开得药还要更多，甚至还要与我商量给我开一些自费的进口药。于是终于引起我的怀疑，但也并没有与其争执，而是用同样好的态度与医生商量：一是是否可以将一下就开了四盒的药先开两盒，效果好了再来开；一是是否可以换一种治疗方法。对于我的前一个提议那个医生也并不反对，对于我的后一个提议却令他为难了。“有什么别的办法么？”他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我。于是我便对他说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讲打一种叫做“封闭”的什么针是可以治疗关节疼痛的。还没等我的话说完，那医生便将话茬儿接过去说这也正是他所想到的。于是我便被打了一针所谓的“封闭”，结果还没走出医院的大门，手便在感觉到一点麻木之后不再疼了，而且那疼痛也似乎很快就在那一点麻木消失后不再出现，直到今天。算起来为了治这一点小毛病我跑了两个医院四次，花了药钱差不多1500元，那一针是7元还是17元记不清了，总之是不抵总数的%1或略微超过了%1一点点。我从此便不再相信医生了，但我想这也未必是正确的。

我的不相信警察也是从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时我住在北京西部一个新建的小区里，因为住在五层，所以有的窗子便没有锁。那天夜里便来了飞贼从楼的外墙爬上来进了屋，拿走了一些能拿走的东西——现金和手机之类。屋里的人自然是睡着，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便报了警，警察们来了之后才知道小区里同时失窃的共有4户，其中我的损失最大。警察来了，自然少不了询问和拍照，但过后便没了消息。几天后我因为丢了手机再去买手机而走进了楼下的一家手机店，发现自己所丢的手机正堂而皇之地摆在二手机的柜台里。于是再次按照警察们留下的电话报警，但这一次警察们却来都没有来。我从此便不再相信警察了，但这也许同样是并不正确的。

我的不相信鬼神首先是因为没见过，其次也许是因为从小便接受了太多的唯物主义，否则像我这样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一定不会如此理性的。但我的唯物主义最近却有了些许的动摇，似乎也要相信起鬼神的存在了。先是因为电视里讲到的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据说是无处不在、不可或缺且不可阻挡即可穿越一切的。于是想到既然物质（相对于暗物质而言和话或应称之为明物质）有无机与有机之分，那暗物质是不是也一样有无机与有机之分呢？又据说所谓暗物质是要如同胶水一般将宇宙凝聚在一起的，而除此之外还有暗能量是要将宇宙拆散的。那有机的暗物质是否正是我们所说的神呢？那有机的暗能量是否正式我们所说的鬼呢？人的肉体是不是正是这有机暗物质和暗能量的一时的宿主呢？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是否可以继续以有机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形式存在着呢？难道只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就能确定其不存在么？然后是遇见了几位大师，有的是为我表演了几个带有穿越性质的小节目，让我也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但有的大师竟然声称自己不仅见到过鬼神而且还清楚地知道人的生命密码，靠着在人的胸前背后写上几个“字”就可以为人治病，却又要让我不得不起疑了；虽然我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前面的那些想法，否则我就又要未必正确了。

人死后灵魂的是否存在是连鲁迅也“说不清”的事，但人们崇神和拜鬼的行为却被从古到今地延续下来。人的灵魂或许就是人心中的鬼神，即是人在生前所凝聚的有机暗物质和暗能量。这种有机暗物质和暗能量也自然会有正负阴阳善恶之别，而且每个人所能凝聚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相同。崇神的人一般会从善，拜鬼的人却大多会作恶，但也有的时候人们会是有病乱投医，弄得神鬼不分也是常事。人死后是否还会有灵魂存在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有机暗物质和暗能量一旦在人的生命中凝结也就未必一定要随着人肉体的死亡而解散，或许还会延续或永存，甚至偶尔还会显现作用，甚至还会投胎转世也说不定，也因此邪恶说不定也将永恒。

电视里又在讨论有关安乐死的事，结论是要追求生活质量重于生命的长度，尤其是当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放弃治疗而令其快乐地死去的确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已经对医生失去了信任的人。至于怎样的生活才算得上是有质量的生活，每个人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质量是以金钱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会去拼命地弄钱。所谓弄当然也就包括去偷，去抢，去坑蒙拐骗，总之是去作恶。除此之外只好去有病乱投医，最后弄得那些神和鬼们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于是那个说不定也许最终却会成为一定，让那个原本的一定也动摇起来。于是也许最终，我们都将被魔鬼吞噬。

 

                                                                                                                                2012-5-22

 

                                          

                                   谁是真正的魔鬼

 

为了鉴别一副王雪涛作品的真伪而再一次翻阅《王雪涛画集》，便又一次欣赏到了范曾教授那“简洁漂亮”的文笔和其颇为著名且颇为自信的“魔鬼论”。范曾教授是以善画钟馗而出名的“打鬼英雄”，但最终却又崇拜起魔鬼来；虽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最终会弄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也就没什么可令人奇怪的了。

儒释道是中国的国学，近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也的确是很热的，大致的意思是要用其来救国甚至济世，也不知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诗书画都算得上是中国的国粹，但至今还能诌上几句的人似乎是已经不是很多了，因此能“偶为辞章颇抒己怀”的范曾教授也就在成为画家的同时而成为了诗人。但作为诗人的范曾教授与那些只是抄录唐诗宋词或来不来就“北国风光”书画家们也毕竟是很不同的，因为其至少还有一部《庄子显灵记》在，即便再怎么“四不像”，但也因此而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灵魂的有无从来都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即便是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但这也正给一些喜欢捣鬼的人以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于是有宗教，当然在本质上都是一些骗人的东西。儒释道在其初始阶段都是学说，之所以最终会上升或堕落成为宗教，就是因为其对于现实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中最自知的是儒，正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而“老而不死是为贼”则更是一针见血；而道与释却往往是要连自己姓什么和是什么也忘记了。

让死去的人还魂或显灵当然是鬼话，而厚古薄今又是中国文化人的通病。所谓克己复礼和回归自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恪守传统、回归古典”的新古典主义与九斤老太的唠叨也差不了多少。搞不出新的便继续来玩旧的，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再好玩的东西也该有玩腻了的时候，也因此让美好的享受成为痛苦的折磨，更何况所玩弄的还只是一个自我呢。

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不堪的东西在，那便是艺术的造假，尤以书画作品的造假为甚。

先是造古人的假，如张大千之造石涛，齐白石之造八大，与四王之仿古或拟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了。最近先是见到了一幅齐白石造八大，后又见了几幅张大千造八大，不仅画是八大，款也是八大，有的还有其晚年的自我鉴定，真算得上是恬不知耻。但也许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张大千的造假石涛是众所周知的，不是还要被某些人津津乐道么？也或许这所谓的造假又是其后来的人假造的，这也正是所谓的水深，不谙水性的人不被淹死才怪。

然后是造近人的假，上个世纪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世纪，那些所谓的大师们也的确应该称得上是大师，但由于社会的动荡而造成的作品流传的无序也是自然而然，也因此就给造假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近见到了一大批这样的东西，其中有的手段也的确高超，再加上一些所谓大家或专家的题跋，真真让人难以把持，也因此让人对这些大师们是否的确是大师而又要产生些许的怀疑了。再然后是造今人的假，据说被造得最多的是范曾教授。最近见到了一位专以造范曾教授之假为能事的画家，据说还因此而被抓起来蹲了半年的牢房。可见其所造之假之足以乱真的程度了。

于是就又有了许许多多的以鉴定为其职业的鉴定家，但其中又大多也是骗子。还有那些大师们的后代也加入进来，一个指认或一个签名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何乐而不为？于是徐悲鸿的儿子也就因为和他被造假的裸体母亲照了张合影而出了名。

艺术是神秘的、神奇的，更是神圣的。但从中国艺术的这种现状来看，艺术似乎是只剩下诡异了，这或许正是中国的文化人越来越不崇神而要去拜鬼的缘故。范曾教授的“魔鬼论”说那所谓的魔鬼在以往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但既然是还没有出现过范曾教授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但也或许是范曾教授的思维在这时犯了个错误，也或许是因为在范曾教授的心中已经早已没有神圣了；也因此只好以祖国为其崇高的信仰了。

而真正的魔鬼或许正是已经被其装满了囊袋的金钱。

 

                                                                                                 2012-05-07

 

 

              中国文化人救命的稻草

                                                                                                                                                 

 动物之所以被分为高级和低等，是因为它们智慧拥有量的悬殊，但所谓的智慧，至少在今天，已经几乎完全进化成为诡计了。

 儿女的恋爱父母和父母的恋爱儿女是人类幼年期的本能，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也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父母生育儿女是其追求性快乐的结果，养育后代或许并不是父母主动的自觉而是被动的自然；所以有现代的所谓避孕，尤其是那个“别里科夫”，其实也算得上是一种诡计，但所欺骗却只是当事人自己。但也幸亏有了那个套子，否则像最近发生的某少女将孩子生在厕所再将其从窗子扔出一类的事又不知会有多少。

 生育和哺育将子女和母亲的关系拉得更近，所以子女对母亲的依恋会较之对父亲的依恋更多一些也正常，但无论怎么依恋到了该分开的时候还是要分开。对于低等动物来说这种分开大多是截然的，对于高级动物——人来说却会拉不长扯不断，其挂在嘴边上的说法是要“爱”，但实际上在父母一方或许是为了防老，在儿女一方也或许是为了“啃老”，于是所谓的“爱”也就变成了智慧的诡计。在先前，人们是只将表达这“爱”的歌进献给母亲，后来进献给父亲的歌也唱起来了，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吧。

 但年轻人的“啃老”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社会变了，时代变了，一座房子要几百万不必说了，一斤大葱可以卖到二十元是刚刚发生过的事；仅凭着自己的努力来立足于这个漫天要价的社会也实在是有一些难度，所以也只好回过头来“啃老”，更何况这对于那些“老”们也或许正是一件乐事，或许他们正可以借此而再一次地虐待一下自己呢。这也正如同有的文艺家们，本来已经为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离国出走了，但在发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之后又回过头来，其借口有时是要比感恩还要更崇高一些的。祖国，或许正是中国文化人的救命稻草，就因为祖国与国家的不等同。但如果祖国是母亲，那国家便是祖国作为母亲的最现实也是最关键的那一个部分，因此所谓的爱祖国也就可以既保持住自己的自尊又可以为了国家去献身了，正所谓既当了婊子又立着牌坊，一举两得。至于那个父亲是谁却还有待于分析和考察，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这样的境地，在两性上发生怎样的混乱都是并不为过的。

 经济无疑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环，是一个洞，无底的、阴黑的洞。政治是一根直插在这洞穴中的棒子，有时插得深一些，有时插得浅一些，多数的时候都在深浅之间不断变化着来寻找快感。文化本应该是那招展在空中的布，既可以洁白无暇也可以五彩斑斓，但那功能却只是为了遮羞，有时却会落下来去为二者拭污也说不定，那其后的遭遇也就更加不堪。艺术应该是所有文化中最灿烂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却大多只能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润滑剂，而在有的艺术家正在为自己的润滑而得意时，也还有着更多的艺术家在为着自己的不够润滑而苦恼着呢。

 北京的地铁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先前是一个环线和一个一线，至于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还是同时出现的记不清了。现在是又有了许多的支线，表面上是乱了许多，但也正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婊子摸样，只是同时被那么多的干着也实在是太过于劳累了一些。现在，也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也许当事者都正在兴头上，让那一方歇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也只好等待他们进一步的辉煌灿烂。

 

                                                                                                       2012-06-05

 

                 干一杯，再干一杯！

 

我是非常喜欢批评范曾教授的，一是因为其名气大，二是因为“既非圣贤孰能无过”，三是因为范曾教授其实也有着太多让我喜爱的东西。比如他的散文《干一杯，再干一杯！》就曾经让我爱不释手，而且每一次阅读都几乎要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其中的一些句子或许还会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也因此，当我自己觉得对酒有了一点新的感悟并且要将其写出来时，便用了与其相同的题目。

我的喜欢喝酒是从1976年10月1日的那一天晚上开始的。那天晚上在邻居家只有9寸大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国庆晚会，当那首由李光曦演唱的《祝酒歌》前奏响起来时，屏幕上是向酒杯里倒酒的镜头。所倒的是啤酒还是香槟不能确定，酒连同酒的泡沫从杯子中不断地溢出来，于是我醉了。于是那不断从杯子中溢出的酒的泡沫连同那些“来来来来”一起，便成了我后来从喝酒发展到嗜酒的起因。也因此，对于我算不算得上是和范曾教授一样属于“生性嗜酒”也就不能说得过于肯定了。

但我的喝酒起源于高兴却是一定的了。那一天，对于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虽然这高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很是朦胧，只是似乎已经能感觉到天已经变晴了，从此以后我的所谓“狗崽子”的日子要划上一个句号了。“狗崽子”是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特称。我的父亲除了和范曾教授的大哥一样是个右派之外还是个“历史反革命”，即在49年以前干过伪满时期的警察，也因此虽然后来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到死都在被劳动改造着。我的父亲也算得上是个才子，是为了当时的家里在有了经商的和从文的之后还缺少一个拿枪的才干了警察的，光复前干到警狱长。于是，我也一出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狗崽子”。也因此，对于我来说，76年是相当于49年一样的解放年，高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据母亲说，我的父亲也是喜爱喝酒的，年轻时经常喝得烂醉，有时叫不开门就睡在院门口。但后来肯定是喝不成了，即便是偶尔回家探亲，即便是最后得了癌症回到家等死的那几个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喝酒，也或许是家里太穷，也或许是他早已戒了吧。每年去给父母上坟，见别人给先人上的贡品中往往有酒，我也因此产生过同样的想法，但却还是没有那样去做，总觉得那像是在表演。对于我来说，放上束花，站立一会儿，就已经够了，虽然这时我已经不缺少酒钱。

如果说我也是天性嗜酒的话，那或许因为我天生就是个诗人。我的写诗是从中学时开始的，虽然都是一些大批判诗，但能张口就来而且源源不断也的确是要有一点非凡之天赋的。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在音乐、美术和文理等其它诸多方面的优势，使我这个“狗崽子”也能经常处于很是耀眼的位置，让那些“根红苗壮”的工农子弟们很是嫉妒。

我的上大学之所以学了中文系也主要是为了诗的缘故。我的真正地写诗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的，酒也是从那时逐渐喝起来的，但当时似乎还只是偶尔地喝，原因自然还是穷。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挣了工资，酒就喝得频繁起来。再后来又能卖画儿了，便喝得愈加肆无忌惮起来。啤酒是没有清浊之分的，白酒却大多只是二锅头，能经常喝上一点好酒，如五粮液与茅台之类，则是更后来一些时候的事，但也大多是别人请和送，自己买的也还只是二锅头，因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做成“大诗人”和“大画家”，不能像范曾教授那样名利双收。

但论起喝酒来也的确算得上是个大家了，而且不仅现在仍在喝，而且也许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喝下去，否则就会觉得对不起谁似的。对不起谁呢？或许是仍在的天和地吧，或许是早已不在了的父亲、母亲吧；或许是仍在的自己吧，或许是早已不在了的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吧。

我喝酒的起因是高兴，但后来的真的喝起来却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为了解忧和消愁。对于酒是否能带来什么灵感之类我说不好，只是觉得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一时间变成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当中的谁谁一样。这种奇异的感觉或许就是灵感吧。在这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和他们坐在一起，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种境遇，有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情感。我也因此会经常地喝醉，醉得一塌糊涂，然后再一觉睡到大天亮。创作往往是在酒醒之后开始的，因为这时会想到不能只是像他们一样喝酒，还要像他们一样做事，即便不能像他们那样当官为皇帝做事，也要做一个人来为自己做事。也只有在这时，我才会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的确有所不同的，我或许是在为自己做事的同时为整个人类做事，或许我能因此而比他们更崇高和伟大。

去年有个我认识的写书法的人在喝了酒以后便睡死了，这令我想到李白的“但愿长醉不复醒”，便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死法，比所谓的安乐死要好得多。最近又有一个我认识的写书法的人住进了医院，说是得了肝癌到了晚期，家属通知亲朋好友去探视，说是再不看上一眼就恐怕要看不上了。前一个比我大一点不多，这一个比我大了近二十。他曾经有过我与某某某某大书法家是把兄弟他们都死了我还在的话，说的时候带着几分得意。据说他年轻时是很能喝酒的，但后来几乎一口也不喝了，是不是出于这个目的说不定，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比他的把兄弟们更大的书法家却是可以确定的，而这样的死法比前一位也没好到那里去。

最近读郑板桥的词云：“花也无知，月也无聊，酒也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便立刻觉得这乃天底下第一流的好诗，郑板桥至少可以被列为清词第一，只是因为其画名太盛而被淹没了。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首，但其画画只是维生手段，所以要去雅俗共赏，他的诗却是毫不含糊的，自选集序言中关于如果有谁在他死后胡乱编辑刻印他的诗他便会怎么样的声明和他为自己的书画作品开出的笔单比较起来，或许是更要卓绝古今的。

所谓“酒也无灵”也便是“以酒浇愁愁更愁”，即便如此也还是要喝。酒后可以杀人，也可以被杀，但或许不会自杀。而且酒后的梦也常以美梦为多，为此，是无论什么都可以不要的。

 

                                                                                                    2012-06-08 

 

            从学者到学匪

 

在古代，所谓的学者就是读书人。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较为低下的境界；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就是较为高尚的境界了；但最高的境界是要成为圣人，那是要为万世所景仰的。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圣人，一个是古代的孔丘，一个是现代的鲁迅。也不知是不是他的真心话。或许他是要将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吧！那更高的位置是什么呢？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老天，用西方的说法就是上帝。

鲁迅死时也不知是谁还要突发奇想，将“民族魂”这三个字给了他。这似乎使他比孔丘还更胜了一筹，但也因此使他成了近年来要被一些人讨伐的对象。或许将他封为“民族魂”与将他推为圣人一样都只是个圈套，正所谓“捧杀”。俗话说“捧得越高摔得越狠”，这是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也算得上是他最大的悲哀了吧！

这些“倒”鲁的人当然都是现代的学者。现代学者和古代学者不同，都是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定成就的读书人。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工作得着实辛苦，为了研究一些即便是鸡毛蒜皮的问题也可以废寝忘食，所以也自然会拿出一些所谓的证据来。他们有的说鲁迅是“汉奸”，有的说鲁迅是“国贼”；如果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将鲁迅头顶上的高帽子摘下来，那这样的做法就也是无可厚非的了；因为那高帽子并不是鲁迅为了舒服而自己戴上去的；而且，鲁迅不仅要说自己只是个“苟活者”，还要人们忘记他去做自己的事。因此，这些人的所谓“倒”倒也正是帮了鲁迅的忙，将来到了阴间，是还要被鲁迅来万分感谢的。

然后就有了“倒”文，所“倒”的是有着“国学大师”之称的文怀沙，罪名是谎报年龄和隐瞒历史，但“国学大师”并不是圣人，因此即便其真的罪名成立，也并无损于其“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年龄和历史都与其所研究的“国学”无关。与鲁迅不同的是文怀沙至今还活着，是可以为自己来申辩的；而且，从二十世纪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里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或许文怀沙认为年龄的事只是个儿戏才为此而又幽了一默：我就是减去十岁，也还是可以做你的爷爷；而历史的事似乎大了一些，文怀沙就连一句幽默的话也没有了。他或许是要给现在和未来的人都留下个悬念，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幽默吧；但不管怎么说，这倒让那些要“倒”他的人显得“小”了。至于那顶被摘掉的帽子，也不管是别人还是文怀沙自己戴上去的，一句“轻松了许多”，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些许同情，也还是给自己挽回了许多面子。

再然后就又有了“倒”范，所“倒”的是有着“文怀沙弟子”、“绘画大师”、“诗人”、“思想家”和“国学大师”等诸多“之称”的范曾教授，罪名多得更是不计其数，但大多不仅同样与其学术无关，甚至与其艺术也无关。关于“流水线”的问题似乎是直接针对其绘画的，但画的好与不好看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评价画的好与不好也自然不应该以其是否“流水线”为标准。此事的高潮是范曾教授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郭庆祥告上法庭并胜诉（郭的继续上诉还不见下文），但要拿着医院的证明去索赔精神损失费几百万而最终被判只获赔7万，比起他的老师来也实在是太不幽默了。

诗无达诂，文无第一；艺无止境，学海无涯；而道德上的谁好谁坏却往往由于政治的加入而变得分明。于是有“此”如其人或“彼”如其人之说，将道德与“彼此”一体而论，将文化人之品格与其文化作品的境界混为一谈，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殊不知时过境迁，对人格的解读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甚至颠倒，况且文化人的思想或文艺人的作品也未必与他们的人格同一。从古到今佚名之作不知有多少，谁知道它们作者的生前都是干什么的或都干了些什么呢？更何况还有许多在道德上臭名昭著的文化人，他们所留下的思想不也一样受到历史的肯定，他们的作品不也一样在受到市场的追捧么？打着文化批评或文艺批评的旗号，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来讨伐文化人或文艺人，这样的学者有时会被称作学术英雄，但其实更贴切的称呼或许应该是“学匪”。子曰：“少而不知孙弟，壮而无述，老而不死是为贼。”匪之与贼，或许还要更凶恶一些。

正所谓“而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真正的好东西不会因人而废，实在的坏东西也不会因人而红。而那些所谓的“贼”与“匪”，我们虽然不能说其有多坏，但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的确是很无聊的。

 

                                                                        2012-11-27

 

           谁是当代鲁迅

 

大作家王蒙先生最近在澳门大学讲学，讲的是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事，称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是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二是没有当代的鲁迅。现在，第一项原罪算是解除了，第二项呢，当然是还要被中国的作家们继续背负着。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又称其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如果我们认可了这样的评价，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遗憾了，因为这样的伟人恐怕要几千年才能出现一个也说不定。

庄子曰：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己。与此三者相对应的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孔夫子被称为圣人是因为其创立了伟大的儒学，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虽然他也做了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比如“删诗”，但那是编辑而非创作，所以我们并不会因此而称其为文学家，更不要说伟大了。他的“克己复礼”是非常之反动的，我们或许因此可以称其为伟大的反革命家，除非我们将反革命也当成是一种革命才会另当别论。鲁迅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没有什么大部头，但也同样称得上是个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并没有创立什么学说，对革命也只是给予了一些同情，因此称其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有了些许的勉强。当然，毛泽东所说的圣人未必与庄子所说的圣人同义，那或许正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位一体。这是一定大帽子，而这顶大帽子或许是他为自己定制的，却先被扣在了鲁迅的头上，正所谓张冠李戴；而且，他或许也知道，总有一天这帽子是会物归原主的。

文学历来是被看作要比其他门类的艺术更为高级的，也因此可以作为文艺的代表。思想家是唯真的，革命家是唯善的，文学家是唯美的。文学家为了美可以弃真与善而不顾，所以鲁迅也就可以做出一些近似于“汉奸”的事。可以与之类比的还有画家刘海粟和蒋兆和，虽然与鲁迅比较起来也许要渺小许多。而思想家的弃美与善而不顾和革命家的弃真与美而不顾也可以作为反证。能将真善美集于一身者或可称之为完美，但这样的美事似乎并不存在。也因此，毛泽东成了伟大的神明，也只是个相对的结果。

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文学，真正的好文学除了要呈现出极美之外一定还要蕴含着极真和极善，但这也只是文学而已，而文学家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文学家除了在创作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与别人有所不同之外，在其它的许多方面都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所以鲁迅也会对朱安冷漠无情，也会与许广平婚外恋、师生恋、重婚，也会对弟媳发生兴趣，也会偶尔地“邀妓来坐”，等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样，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这个家那个家们了。

鲁迅文学的思想性和革命性体现在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上。鲁迅之所以钟情于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将自己的思考和批判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直接，这又是为了真和善而对美的舍弃。但不破不立，也因此而使杂文成了文学。从此之后，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将不再是简单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而是三者有机的结合；不再是诗歌、小说，而是杂文。由此，至今仍在以诗歌、小说的形式来评价文学的诺贝尔奖其实是早已经不能给文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了。100万美金比起矛盾文学奖的20万人民币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想一想北京的房价，便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

王蒙先生在列出中国作家的两项原罪之后还说了一句未必正确的话：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如果将此话整理得更完整一些的话应该是，中国作家的第二项原罪是不仅没有一个公认的当代的鲁迅，而且连一个敢于自称为当代鲁迅的也没有。其实，在当今的中国，虽然的确还没有公认的当代鲁迅（其实，鲁迅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未必被公认为怎么了不起），但自称为当代鲁迅的人是很多的。正所谓一个鲁迅倒下去，千百个鲁迅站起来。这或许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2012-11-30

           文学的最高境界

 

在古人眼里，诗因为要押韵和讲究格律而与文成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即诗是音乐的一部分，也是书法和绘画的一部分，因此与书画琴棋等并称为艺术，而只有无需押韵和讲究格律的文或散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代人又将文学看作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诗又被归拢到文学的范畴中来，散文以及小说、剧本也被归拢到艺术的范畴中去了。后来又有了无需押韵和讲究格律的新诗，让诗进一步靠近了文学，与音乐和书画相远离，但也因此而成了个四不像，以至于至今还不能被很多人接受。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要将新诗推到了重来，但他自己却也没有做，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几首更加四不像的顺口溜而已。看来什么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对有些事还是不要胡说八道的好。

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历来被认为是草书，但其实还应该在“草”字之前加上一个“行”字，即行草书。草书是唐人创造的，但其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快。将汉字的复杂变成简单，再用毛笔潦草地写出来，快是快了，也就让人认不出是什么了；所以他们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让现在的许多专家们也不知为何物，只好在释文里用个框子框起来空着。这些草书却也为现在汉字的简化打下了基础，印刷术更使得被简化之后的汉字在字形上得以明确，但这与所谓的书法艺术又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到了宋代就有了米芾的“八面出锋”。到了清代，又有了王铎的“乱石铺街”，直到现代，才有了毛泽东的狂草，那是将行书与草书的完美结合，既不是为了快而简，也不是为了慢而繁，是为了要创造出一种神奇的大美的境界，可谓龙飞凤舞，摇曳多姿。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历来被认为是文人的写意，其实也应该在“写意”二字的前面再加上一个“大”字。写意画是从宋代出现的，首先是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但很像是现在的速写。然后是苏轼的《古木怪石图》，在简洁的同时而有了深意。再就是米芾的“云山墨戏”，将绘画变成了玩闹。到了清代，有了石涛和八大，文人画与画家画开始融合，中国画才又为之一振其雄风。八大走的是简洁一路，但笔简而意不简。石涛走的是繁复一路，但笔繁而意尤深。二者同为中国画的高境界，至今并未有人能够超越。齐白石继承了八大，但笔简意也简了。张大千继承了石涛，但笔繁意却没了。近来人们对大写意一词又有新解，将作为形式的写意变换成了内容的写意，即将作为创作手段变换成了创作方法，因此将工笔也归拢到写意的范畴里来了。其实中国画本来就有兼工带写一路，但这只是从形式或创作手段上说的，这一次要变换成内容和创作方法，可谓是要进行一场革命。但愿不要也只是说一说而已。

诗虽然在《诗经》中就有了所谓赋比兴，但从诗本质上来说是用来抒情的。文章也有两路，一路是抽象的说理，最终演化为古代的八股和现代的政论；一路是形象的说理，有先秦的散文和现代的杂文。庄子散文是先秦散文之佼佼者，鲁迅杂文是现代杂文之佼佼者，正是他们使文章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且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相比之下，所有的诗歌都是矫揉造作，所有的小说都是故弄玄虚，所有的书画都是欺世盗名，甚至在其背后还都隐藏着许多庸俗和肮脏，更不要说还要有奸佞与邪恶了。

最近有一个词在中国文学界是较为流行的，即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在西方，小孩子不睡觉，做母亲的或许会唱催眠曲，但在中国，做母亲的却会说：老毛猴子要来了。中国人有句俗话说自己不是被吓大的，但到底是不是其实也很难说。至少，我们今天是要被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吓住了，又岂止是带钩的阴茎和丰乳与肥臀。

 

                                                                                               2012-12-01

             

               世界还是和平的好

 

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奖了，因此也就更多地获得了关注。他的小说《生死疲劳》中描写了一个地主，在生前通过剥削积聚了一些财富，但也付出了不少的辛苦，死后到了阴间还是被判转世脱生为畜生。他认为自己很是冤屈，虽然拥有土地，但那是祖上留下来的；虽然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但也没有多收农民的租金；虽然雇佣了农民来打工，但也没有少付给谁工钱：为什么要判他转世脱生为牛马呢？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忘记了为富不仁这四个字。

仁者爱人，这是孔夫子对仁的解释。非仁者呢，自然是要不爱人而爱己了。爱己也就是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在许多时候都是很可以理解的事。但许多不等于所有，在有的时候自私也会成为罪过。比如在上个世纪的一些时候，即便是“私”字的一个闪念也是要遭到批判的。也因此，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日子比别人过得好，就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目标。至于到了阴间你又会怎么样，那一是出于穷人的仇富心理，一是因为你的心中的确有鬼，所以被判转世脱生为猪狗也已是不错了。所以生活在当今的有钱人是有福的，只要不要有的太多，否则还要雇保镖，至于到了阴间会怎么样，也就暂且不要去管它。更何况据玛雅人所说的世界末日已经到了，只要有钱，就还是及时行乐的好。最近好事者公布了中国作家富豪榜，莫言先生居了第二，这要是赶上什么非常时期，可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由于中日关系的紧张，人们对“汉奸”一词又颇为敏感了。现在，一个中国人为外国人做事是很正常的，有时甚至还是一种荣耀，比如在外资企业任职，至少工资是要比在国企更高一些的，在日本企业自然也相同。但到了非常时期就不同了。比如在日本侵华期间，鲁迅还要在日本人开的书店里出入，就因此而有了汉奸的嫌疑。想必当时鲁迅也在那里印书和卖书，日本人付给他的稿酬一定是要比中国人付给他的更多。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中国现实的否定或许也正为日本要在中国建立的“王道乐土”提供了理由，这或许正是日本人也喜欢鲁迅的原因。或许鲁迅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当他声明拥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现在有人说鲁迅是被日本人害死的，也并不是没有几分道理。

在日本侵华期间为日本人做事也有不同的情况，大多数是被迫的。一种是生活所迫，因为人总是要吃饭，而且还要吃得好，谁和钱都没有仇。如果当时也有好事者排出作家的富豪榜的话，鲁迅或许要排在第一。也有人说张恨水的稿费要比鲁迅的高，但那只是稿费而已，鲁迅的生财之道或许更多，这是被倒鲁的人所证实着的。除了作家还有艺术家。比如刘海粟的与日本人搅合在一起，或许只是为了出名卖画，但因此被列为大汉奸名单，直到现在也很难翻过案来；虽然他的《曙光普照神州》也冠冕堂皇地悬挂在中南海（也许是大会堂），虽然他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也要值不少的钱。又比如蒋兆和的在日本人的授意和资助下画《流民图》，据说先是给了八百大洋，被他拿去嫖娼了（最好嫖的是日本人），然后又得了八百，才不得不画起来，然后又在某大汉奸的支持下展出，很是风光，但也因此到死也还是抬不起头来。现在有人为其翻案，说他是个画呆，除了画画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却与他知道嫖娼相矛盾；但也许这正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也说不定，也说明他也不是只知道画画的。至于他的《流民图》，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写实主义国画的经典作品了，他所表现的内容也正如鲁迅的小说一样是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艺术。与政治是不一样的。

在日本侵华期间为日本人做事的中国人中还有一部分人的被迫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怕被日本人杀头。头没了，再多的钱也就没用了。但不被日本人杀却又要被抗日者杀，结果就成了所谓的两头怕，那样的日子想必是很难过的。或许也还有极少的一部分自称是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做事的，理由是要借日本人之力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所谓“曲线救国”；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却很难说，也因此都没有好下场。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时间的特殊。此一时彼一时。也由此可见，时界还是和平的好。平也包括平均，至少贫与富的差别不要太大，否则也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2012-12-02

             关于小说和幸福的一些事

 

莫言因为写小说而发了财，我们也因此来关注一下小说。

小说起源于闲话，说白了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也因此就会涉及别人家的隐私，所以只好胡编乱造去虚构。不过再怎么虚构也还是那一点烂事，于是只好再魔幻一番，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或鬼乎其鬼，以此来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小说产生以前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散文，那主要是写给统治者看的，买单的也主要是皇帝。皇帝所给的是官，有了官自然也就有了钱，除非你非要像柳永那样不知趣。小说是写给被统治者看的，买单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给的是名，有了名也就有了钱，除非你要像曹雪芹那样倒霉。有了钱就可以干自己所干的事，也就有了所谓的幸福的生活。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说，这算得上是最好的结局了。在当今，小说与影视的结合更将这文学的幸福功能发挥到极致。

有人说文学家的残忍是太热衷于表现人世间的苦痛，但其实是读者太喜欢看他人的苦痛的缘故。生活在苦痛中的人看到别人和自己一样苦痛已然是一种安慰了，而当看到别人比自己还要苦痛时也许就要忘记自己的苦痛了。穷人最喜欢看到富人遭殃，虽然有时也会为之流泪。富人也喜欢看到穷人受难，虽然有时也会为之出手。乡下人向往的是城里人的高楼大厦，但也只能是想一想而已。城里人也偶尔会光顾一下农家乐，那其实只是要拿自己打个岔。外国人自然更喜欢看到中国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国人不也因为自认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未得到解放而感到过骄傲和自豪么？

如果说美是一种快感的话，那幸福就应该是这骄傲感和自豪感。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一样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定是针对小说而言的，正因为人世间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以表现他人之苦痛为能事的小说家们才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的诗就没有了这样的荣幸，因为它是要表现诗人自己心中的苦痛的。将自己的痛苦从心底里挖掘出来，表现到足以让读者同情和怜悯的程度，来使读者得到安慰和欢欣，那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自残。现在，如果还有人想通过写诗来名利双收，那他的这种自残也就相当于是个苦肉计了。也因此，诗的读者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同病相怜的一撮或顾影自怜的一个。虽然，不定哪一天那一个中国诗人也获得了什么奖；但尤其是纯粹的诗，至少在中国，是几乎已经被边缘化了；即便再怎么著名，也只是作者的自慰而已。

但即便是小说，如果不与影视结合，至少在中国，其实也同样是没有太多市场的；而影视只是将生活中的苦难表现得更真实一些便同样会吸引众多的眼球；即便是快乐，因为能让人类所有的隐私都暴露无遗也可以大放异彩。作者无需夸张，观者也无需想象，双方都省事，所浪费掉的只是金钱和时间，这对于现代的城市人来说，尤其是不算什么的。也因此，所谓的悲剧也有被排挤掉的危险。也许再过若干年，小说也许会遭到与诗同样的命运。

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比别人更快乐或不比别人更痛苦时，其幸福感也就会油然而生，而文学家正是这种幸福感的提供者。不幸的是这种感觉往往维持得并不长久，比下有余很快就会被比上不足所取代，或许这才是人类最大的不幸。当有人问到获奖之后的莫言“你幸福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这或许是因为他正纠结在比下有余和比上不足的二者之间而在一时间已经找不到北了的缘故吧。由此可见，“关于幸福”的事并不像关于小说的事一样轻松。

 

                                                                                                2012-12-03

        也谈文艺的起源

 

上个世纪出版的所有文艺理论著作，一开篇都会谈到文艺的起源问题，且都会在批判或否定以往的各种说法之后阐述所谓文艺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并称之为唯一正确的观点。其批判或否定的观点有神赐说、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和自我表现说。其根据为：1、劳动为文艺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2、生产劳动的需要是文艺产生的直接动因；3、人类早期的劳动生活构成了原始艺术的基本内容。

但其实这也许是并不正确的，至少是并没有多少意义的。

如果说是劳动为文艺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那又是什么为劳动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呢？如果说生产劳动的需要是文艺产生的直接动因，那什么又是生产劳动的动因呢？那些反映人类早期劳动生活的原始艺术虽然是原始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那些反映人类早期精神生活的图腾艺术难道不是更重要的部分么？因此，也许正是有了神赐文艺才得以产生，只是这神并不来自天外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正是因为有了模仿文艺才得以产生，只是这模仿不是原样的照搬而是能动的反映；正是因为有了游戏文艺才得以产生，只是这游戏不是孩子的玩耍而是成人的创造；正因为有了巫术文艺才得以产生，只是这巫术不是江湖骗子的装神弄鬼而是艺术巨匠的出神入化；正因为有了自我表现文艺才得以产生，即便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命活动也不全是集体性的，比如生育，要不然，女娲娘也不会用抟土造人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乱伦行为了。

就生育的本能而言，人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性的接触给肉体带来的快感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也不该有太大的区别，但当爱情出现之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一见钟情而非他莫属，比如两情相悦而至死不渝，这些现象因为不可思议而成为神秘，也因此令人倍加向往。或许文艺的起源正是对这样一种神秘感的追寻。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由春秋时代的孔子删订的，期间当然也就免不了要修改，甚至还会重新创作也说不定。用《关雎》这首写所谓爱情的诗来开篇也表明了孔子的文艺起源观，即对于文艺的产生来说人类的生育活动要比生产劳动来得更为先前。而且，这里面既有模仿，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有游戏，所谓“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既有自我表现，所谓“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甚至也有巫术，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所谓神赐，即为灵感，也就自在其中了。所没有的，只是劳动而已。如果说这还不够原始的话，我们就只好去捧出更为原始的性崇拜来说话了。

生产劳动当然也可以促使文艺产生，但所产生的也未必就是鲁迅之所谓“杭育杭育”派。如果说《关雎》一诗所表现的是爱情的话，《伐檀》一诗所表现的却是仇恨。那“坎坎”的伐木声和将所伐之木“置之河之干兮”时所发出的叮咣五四的声音都能让我们感到其中的仇恨。在这时，仇恨成了快感的来源。但这仇恨又是很盲目的，甚至其中也不无羡慕和嫉妒。劳动者未必会以劳动为光荣，贾府的焦大也未必不喜欢林妹妹，只不过都会有吃不上葡萄的感觉而已。至于那些质问不仅是伐檀者回答不出的，甚至也是那些“彼君子”们说不清的，最后也只好归之于命运。较之爱情，命运或许是一个更为神秘的问题。而文艺或许也就起源于对这样一些神秘问题的思考。如果说这也还不够原始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当中去寻找蛛丝马迹了。

如果将《伐檀》这样的文艺称之为“杭育杭育”派的话，那就可以将《关雎》这样的文艺称之为“哎呀哎呀”派。两个流派的那一个在前和那一个在后的问题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寻，而这美好生活之所以美好，就因为对于这些追寻者来说还都是一个神秘。一旦将所追寻的东西抓到手里了，那美好也就要化为无有了。就像那些“不素餐”的“彼君子”们也会时不时地去“农家乐”一样。

说文艺起源于劳动，是要进一步说明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但如果把人的意识也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因此，说文艺起源于劳动，不如说文艺起源于人类对神秘的追寻，既包括对神秘事物的向往，也包括对神秘问题的思考。这样的向往和思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快感，这快感也同时是一种美感，幸福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而对幸福的追求也正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

                                           

                                                                                  2012-12-17

            从鲁迅拒绝诺奖提名所想到的

 

由于莫言得了诺奖而且去领了奖，网上又爆出了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事。据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如此”的原因是：1，觉得自己不配——这和当今许多中国作家的想法很不一样；2、中国人不配——这和当今很多中国人的感觉也很不一样；3、中国不配，这和当今中国突飞猛进的现状又很不搭调，因为当今的中国早已经不是鲁迅所面对的那时的中国了。

鲁迅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配是因为还写不过外国人，如果去拿了奖大有因为是黄种人而被白种人怜悯之嫌；之所以觉得中国人不配是因为中国人太虚荣，如果去拿了奖就会让中国人觉得是所有中国人都得了奖，因此而觉得自己不是原来的中国人了；之所以觉得中国也不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太黑暗，如果去拿了奖，人们会以为中国已经不是那么黑暗而且已经很光明了。如此这般，当然都不是什么好事。

除此之外，鲁迅还谈到了对自己的担忧。他说自己当时是既疲倦又颓唐，连自己将来能否继续写下去也还不可知；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拿了奖，也就很有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再也写不出，对不起人”；二是“写出的东西变成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也因此还是“照旧地没有名誉和穷着的好”。面对诺奖如此地瞻前顾后，或许会让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但我却以为或许这才是一个更为真实的鲁迅，一个至死都要坚守住自我的独立的文化人。

生命的发展史先是有机物从无机物中脱离出来，然后是动物从植物中脱离出来，再然后是人类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最后是作为个体的人从作为集体的人——人类社会中脱离出来而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脱离中或许只有这最后的一次脱离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然而也是最为艰难的，由此才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如同神圣一般伟大的人。而凡是能坚守住这个自我的人，自然也就能率先获得这独立，也自然就能最先成就自己如同神圣一般的伟大。

然而能坚守住自我而独立于人类又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孔子所谓“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无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之所欲不逾矩”正是为成就这伟大所描绘出的路线。但多数人或许可以做到十五或二十，到了四十也就只好停止了，因为这世界上有着太多的诱惑，有谁能抵御得住呢！1927年的鲁迅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而要知天命了，但或许这也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他也因此而疲惫，而颓唐，因此而连自己一旦拿了奖之后会怎样也没有了把握，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所谓的写成“翰林文字”，就是被当政者所御用，这种被御用对于文化人来说有时是身不由己的。当你拥有了一定的荣誉之后也就有了所谓影响力，而这影响力正是当政者需要的，于是你也就想不被御用也要被御用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人来说它的身边也还有着更多的陷阱。太接近政治了会成为走狗，太远离了又会遭猜疑而走向反面；太接近经济了会成为帮凶，太远离了又只好“穷着”或干脆饿死；太接近民间了会成为杂耍，太远离了又不免孤单寂寞；太自我了不仅会时常“疲惫”、“颓唐”，还会成为众矢之的。能做到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的人又有几个呢？

当然，鲁迅之所以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也是要有基础的，至少也还要有一座“小楼”在。也正因此莫言去领了奖，有了这笔钱至少也可以让他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了。但诺奖或许正是鲁迅所说的“江湖上卖膏药者挂在一旁的虎骨”，结果是莫言竟然一跃而几乎成了中国作家里的首富。据说莫言的作品是继承了鲁迅精神的，也不知在有了如此多的金钱之后莫言是否还能把持住手中的笔。

莫言在获奖感言中说这诺奖是发给他个人的，他也还是农民的儿子。这也就无异于说他在拿了奖之后还是会像先前一样地写下去。由此来看他也还是很有点定性的。这也让我们因此而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有了些许的希望。

 

                                     2012-12-21

带你妈看戏

            ——新马纪行之二

 

  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有了第二次新马之行。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外出旅游，对于我这个一年到头只喜欢在书房和画室里转悠的人来说几乎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更不要说还是出国旅游了。飞机从北京起飞，还是六个小时的行程。好在我的边上是个空座，让我可以蜷着身子睡上一会儿。早午餐时要了一听冰镇啤酒，喝着啤酒，看着窗外的云海，真仿佛是要飘飘欲仙了。

  说起新加坡，人们首先会说到其怎么干净。比如痰不可随地吐，烟头不可以随处扔等等。可我在新加坡河的游船码头上却发现并非如此。大约十平米的地面铺着二十公分宽、两公分厚的木板，木板与木板之间有着两公分宽的缝隙，在那些缝隙中竟然塞着不下一百个烟头。那些清洁工都到哪里去了？即便用笤帚不能扫出来，难道不能用镊子夹出来吗？那些乱扔烟头的人被抓住、被罚款了吗？再进一步说，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也会有许多这样的缝隙呢？由此而想到了所谓鞭刑，据说是要将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让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第一顿饭是在新加坡吃的。那该是一个专为中国旅行团开的中餐馆。菜表面上什么都有，但却是什么味道都没有，弄得一位女士到处找老干妈，最终也还是没找到。尤其是那米饭，很像是儿时吃过的那种机米，让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咽下去。住在马来西亚的五星级酒店，吃的是所谓西式套餐，我实在是没有胃口。一是因为我自身的原因，我是从来都不喜欢吃西餐的，尤其是那套餐，就仿佛是富贵人家打发给要饭花子的一堆残羹冷炙。一是因为苍蝇。几乎每个餐桌上都有好几只，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落下，轰跑了很快又飞回来，等我想起来让服务员点上蜡烛时，胃口却早已经被彻底地破坏掉了。回到房间里躺下，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据说马来西亚的雨是每两三天便会下一场，每场雨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而且经常是太阳雨，即明明是下着雨却又可以看到天上的太阳。这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了，只是那“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情我还没有找到。这时我又突然想到也许马来西亚的苍蝇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是每隔两三天都要洗一次澡的，你就放心地吃吧，因为这些的身上是不会携带任何病菌的。

  同行的几个都是来打高尔夫的，所以除了行李之外还都带着一个比大提琴箱还要更大一些的皮袋子，真是够累的。打球，当然是要带着响儿的，赢了的请酒。白酒和红酒是在正餐上喝，往往不能尽兴。啤酒是晚上到外面去喝就好得多了。新加坡的啤酒很贵，要三十五元人民币一杯，相比之下二十元人民币一瓶的马来西亚啤酒就便宜得多了。再加上吃的不再是套餐而是自助餐或贵宾餐以及可以随时跳到水池里去游泳——那水池不大也不深但游泳的往往只是我一个——我的心情也就渐渐地好了起来。

  其中的一个——后来才知道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似乎对我有点兴趣，这自然是因为我的白头发和长胡须。他先是问我的职业，并且猜到了我是个所谓的艺术家。第二天坐在酒店的大厅里等车时便对我谈起了我的神秘主义，说他前一天晚上查了我的资料，读了我的《新神秘主义简论》，觉得很有意思。看到坐在边上的一个美女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他便转过头去对那个美女说：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先生可是个大艺术家，号称是中国新神秘主义画派的开山者。所谓神秘主义就是要把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拉开得越远越好，正所谓距离产生美。”

  说完之后他又把头转向我问我：

“您看我对您的神秘主义理解得如何？”

  我只好说：

“哈哈，八九不离十了。”

  至于还差着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因为我觉得能够被如此关注一下就已经足够了。尤其是那个“距离产生美”也正是我对我自己的美学观点——距离产生神秘，神秘产生美感——所做出的更为通俗也更为简洁的表达。而且我还因此而意识到，我之所以失了兴致和没了胃口也许正是因为我与生活的距离太过于贴近了。也许我这一次根本就是不应该来的，虽然是一分钱不要自己花。

  在酒店与球场之间的平台上，这位上市公司的老板正在谈打球，还是那位美女听着。当他稍作停顿时我插了进去问：“您平时除了打球之外还喜欢什么？”

“思想。”他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

  我当时几乎是怔住了，说：

“您的回答真的是令我感到非常的——惊奇。”

  他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惊奇而惊奇，只是脸上掠过了一丝得意的神色。但我的确是很惊奇的，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直接听到有人对类似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而那第一个做出这样的回答的人又只是我自己。

  那是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电视台为我拍专题片的室内部分，我坐在一幅刚刚写好的李太白的《将进酒》上。

  主持人问我：

“孙老师，您觉得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思考了片刻，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喜爱思想的入。”主持人也因此而感到有些诧异。

  但我不管不顾地接着说：

“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头顶上的上帝在朝着我发笑，但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为我嚎啕大哭一回。”

  结果，到了下午四点多时，主持人看了看手机之后对我说：

“孙老师，您能把一开始时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吗？”

  我说可以，然后便把上面的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之后，主持人表情凝重地对我说：

“上帝真的要为你而嚎啕大哭了。刚刚接到消息，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也的确紧缩了一下。这是真的么？

“您能即兴写一首诗吗，台里要在最早的时间发表在电视上。”主持人又说。

“当然可以”，或许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诗艺吧，我竟然随口就答应了。

  于是我便即兴挥毫写下了一首绝句，前两句似乎是“一霎苍天裂，轰然大地崩”，后两句是怎么写的现在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所表达的大概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意思吧。

  这首诗最终在电视里播出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播出，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是很不善于即兴赋诗的，这首诗实在是有一点生拼硬凑，和我的诗歌理念更是格格不入，也就更谈不上能感动他人了。而且我还觉得，在那个时候，诗无论怎么写也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也还是不写的好。我一生中写过的所有的诗几乎都收在我的诗集里，但这首诗却是个例外。

  第二天在凤凰山拍外景。我先是坐在一个山洞里吹箫，雨便开始稀稀拉拉地下起来。然后是我坐在一块巨石上吟唱李太白的《秋浦歌》，这时天上便开始打起雷来。等我们开着车往回走到一个山坡下面的时候雨就大了，而且还夹杂着冰雹，砸的车顶噼啪乱响。前面的车子已经走得没影了，只是把我自己开着的这辆车子拉在了后面。我往前看是一个大斜坡，水从上面流下来仿佛是一个大瀑布。我真的慌了神，不知那水要把我冲到哪里去，只好把车子停在那里等死。直到前面的车子转回来找到我，我才壮起胆子跟着爬上了那个斜坡，而一上了那个斜坡竟然就是大路，雨也奇迹般地停了，甚至太阳也钻出了云层。我觉得自己是躲过了一次劫难。

  然后他——那个老总便又看着坐在我这一边的那个美女说：

“我们还是来说孙先生的神秘主义吧。比如欣赏一个女人的美丽，你绝不能离她太近……

“但也不能太远，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好。”没等他说完我就插进去说。

“对对，当然了，如果太远就看不见了，哈哈……。”他应该是立刻就意识到并纠正了自己先前的错误，这无疑让我又高看了他一头。

“一定的距离是多大的距离呢？”那个美女似乎是在问我，我于是说：

“黄金分割率，0,618。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从清楚到不清楚之间的距离是1，那站在0.618的那个位置上去看处在0那个位置上的审美对象应该是最美的。但艺术不是科学，即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化的答案，而是对于美的个性化的追求。也就是说这个距离的远近又会因人而异或因时间或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也因此就有了各种主义或流派，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风格也就产生了，每个艺术家的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最终也就成就了他们的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的伟大。”

“那什么是新神秘主义呢？”这个美女不简单，竟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于是我说：

“有新就有旧。旧神秘主义，要么是形而上学，要么是宗教迷信，新神秘主义艺术与思辨和信仰无关，只是对一种美的境界的追求，而最终是靠艺术作品来展现的。”

  这话题似乎是要愈加深入了。但接下来的话题还要更深入呢！

  那老板似乎是要证明一下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而说道：

“我最近正在思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即机器对人的复制。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复制，人类也就可以去到幸福的彼岸而得到永生了。但有个问题还是很难解决，比如我看你是美丽的，”说着，他又把视线转到了那个美女身上，“你怎么就被我认为是美丽了呢？如果你的眼睛小了一点我是否还会认为你美丽呢？如果另外一个我被复制出来了，那个我还会认为你美丽吗？如果不会，那一个我还会是这一个我吗？”然后他又将视线转向我，“还比如量子纠缠，我也在研究。”

  我想，喜欢打球的人可能都喜欢与人PK。我不打球但有时也喜欢斗地主或打麻将，虽然心里也并没有什么底，但也还是接上去说：

“其实有些事是连当事人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比如我今天怎么画出这样一张画或写出了那样一首诗我就说不清楚，有时候被逼无奈就只好胡说一气，说得连自己也不会相信。也因此，所谓对人的全息复制是不可能的，能八九不离十也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不要说人类现在连百分之一还做不到呢。也因此要想永生就更难了，除了对人的复制之外还需要从宇宙中再找出几个地球——所谓彼岸世界来才行，否则这个地球毁灭了，人类也就不存在了。其次是还要能做到远距离的全息传输——当然就是所谓的量子传输，在这一个地球毁灭之前将人（最好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信息束八九不离十地传送到另一个地球上去，而且那边还要有人接收和复制，这也实在是太难了。还有什么要用4500万亿年才能完成的人体传输，那就简直可以看作是无稽之谈了。有时想一想，这所谓的科学还不如宗教迷信，相比之下是要容易得多呢！至于量子纠缠我实在是不太懂，只是觉得自己有许多时候也身处于各种各样的纠缠里，突然抓住了一个线头，于是便拉出了一个世界来，我的一首诗或一幅画也就这样被创作出来了。”

“您对宗教怎么看？”那美女似乎是信着什么教的。于是我接下去又说：

“对于宗教，我还是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即宗教是鸦片。有的人信了，把那东西看得比什么都好。有的人不信，便把那东西看得比什么都不好，还有人处在二者之间，那东西对于他们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更多的人总是临时抱佛脚，这当然也都无可厚非。”

“我觉得您真是了不起，似乎什么问题都能在您这里找到答案。”那美女说。

“一个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思考许多问题，但我现在是实实在在地有一些害怕思考了。面对一个问题，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往往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考得头都要炸开了。结果呢，却是一个旧的问题刚刚解决，一连串新的问题又来了，真的是要让你死都闭不上眼睛。我相信这位喜欢思想的董事长先生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感受。”我说。

  这时我当然已经知道他们的姓氏了，但为了尊重隐私起见也还是隐去了为好。那老总听到我的这一番话，脸上的表情有一些木然，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感受。

  返程前，那老总又把他的两首诗发给了我，说前一首是词，后一首虽然是打油，但也是很认真地写出来的，意思是要我认真地看一看。我自然认真地是看了一看的，但在我这个几乎写了半个世纪诗而且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看来也还是太随意了。但在微信里，我还是“有思想、有新意、有情怀”地将其恭维了一番。人么，还是不要给别人带去太多的不愉快为好。

 

  马来西亚地处北纬1度，太阳几乎直照在人的头顶上，但全年的温度只在22-32摄氏度之间徘徊，所谓四季如初夏，的确是非常宜居的。我们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填海造出的一座新城，到处是红树林，到处是红花绿叶，也实在是美极了。一边是个小海峡，与新加坡隔海相望。另一边是个大海峡，海峡那一边应该是印度尼西亚。海滩上的沙子是白色的，时不时会飞来一群乌鸦，像是落在雪地里，星星点点的，黑白分明，煞是好看，竟让我想起了故乡——我少年时所在的北京南郊的田野。同去的好几个都在那里买了房子，我却觉得还是能像杜甫那样“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好。当然，不是像人家那样有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后来，因为赌球时一两千元的输赢，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总竟然和另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打气嘴仗来，最终还各自叫了人要在机场实打实地打一场架，这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但到了机场出关时我却发现把护照遗落在了飞机上，于是只好跑回去找，出口关门了，又只好去找警察，然后再到出口处取回来，结果便耽误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知道最终那场架是怎样的结果。还有，在新加坡赌场门口的一家餐馆里，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难吃且最昂贵的一碗面条。这也都是让我意想不到和不能忘记的，就姑且也记录在这里吧。

  这次是陪着没去过新马的老婆子去的新马。导游和司机用马来语相互道谢：terima kasih。这又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新马之行的“带你妈看戏”。这从汉语上去理解该是句骂人的话，但如果对我的儿子说起来那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想如果儿子问我去新马干什么去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我是带你妈看戏去了。儿子英语很好，但马来语一定不懂，为了让他理解其中的奥妙，势必还要向他解释一番呢！

 

                                                        2019-11-23

 

我与艾青

 

艾青称得上是我最喜爱，甚至是近乎于崇拜的诗人。

我真正开始写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艾青对我的影响最大。也许是因为我生长在北方，一直到二十五岁之前都是在北京城南一个城乡交界的地方度过的，住在一个有着八十多户居民的大杂院里；院子本身又和一些农民的院子连着，院子的大门就对着生产队的大门，院子也因此很像是一个村庄；院子的周围都是农田，种着小麦、水稻、玉米，和各种各样的蔬菜；还有小河，河岸上有许多杨树和柳树；还有池塘，种着莲藕；还有池沼，是储水用的；到了冬季，这些农田就成了旷野，那也是最为我喜爱的。不同的是大院的边上就是铁路，从当时的永定门火车站现在的北京南站开出的列车上的旅客会将我的映像带到北京以外的许多地方去，以为每当列车开过而我又站在路边上的时候，我是常常对他们投注者羡慕的眼神的；还有这里离城里很近，步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而大院里的许多成年人也都是在城里上班的；因此这里也还算不上多闭塞。总之，这样的环境与艾青的诗里所描写到的景象是有一些类似的，而且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也仍然生活在那里。那时，我经常拿着艾青的诗集到田野里散步，有时我会钻到河岸上的一些洞穴里去默默地读，也有时会站在河岸上或旷野里去大声地朗诵，偶尔走过的农人一定会以为我是有些不正常，甚至是发了疯，但我却觉得这世界上仿佛就只有我一个人是人。我与艾青是有着同样的感觉的，我们是一样的苦闷和忧郁啊。

我早年写的诗无疑是要有着一点艾青味儿的，虽然后来被我在结集是删掉了许多，但至少还有一些是不舍得删掉的留在了集子里，即便别人看不出来，我自己还是知道的。

那时候除了艾青之外当然也读许多人的诗，但除了艾青之外就只有李金发最能打动我了。艾青是要从黑暗里走出来的，所以总是在赞美着太阳；李金发却要始终停留在黑暗里，甚至还要朝着更黑暗的地方进发，我觉得这两样感觉我都有。我后来的诗或许正是艾青和李金发的结合，最后也只好将神凝于一点，正乃庄子之所谓“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且“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了。

大学毕业时我的论文先是写的李金发，没有被通过，那是老师的问题；后来又写的艾青，也只是勉强通过，那也还是老师的问题。我至今也还是看不上我上大学时的那些所谓的教授，我觉得他们似乎连我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不如，但这也许就是我的问题了。

艾青这一代的诗人我见过贺敬之和臧克家，但也只是见过而已。艾青逝世我是知道的，也知道哪一天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而且我的住处也离八宝山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我还是没有去。既然生前都没有见，死了再见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只是透过窗子朝着火葬场的方向望了一望而已，也就算是寄托了自己的哀思了吧。而且当时也正是我很颓唐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连诗人那个圈子也并没有进去的，而那些由所谓的一些诗人组成的那个圈子我也实在是不屑于进去的；而且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似乎也还是这样的感觉，至于我现在还在干着一些与诗有关的事，那实在只是因为我还活着，活着就要给自己找一些事来干，而这些事能否对将来的世界有一些意义，我自己也是不能肯定的，因为我能否在生前能把它们印出来，我也还是不能确定的。

其后是艾青的百年诞辰纪念书画展，我参加了，画了一幅《古松》。开幕那天我也去了，见到了艾青的夫人高瑛，也便得到了艾青的铸像，一直就摆在我的书柜里；还得到了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艾青代表作·大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部诗集，我以前的《艾青诗选》已被翻烂了，这部新的正好接上。前些日子，有个诗歌朗诵会说是要我去吟唱古诗词，我也想准备一首新诗来朗诵，便想起了艾青，把他的《北方》重新读了几遍，也因此发现了艾青的问题。我以前读艾青，是带着一种冲动的，也因此从没有想过艾青会有什么问题，但这回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背下来去朗诵，感觉就有了变化，也就有一些理性化了，尤其是在去年改译了几个外国诗人的诗之后来读艾青，也就因此而发现了问题；但当时也没有想到要来修理，只是随便地做了一些调整而已，因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后来朗诵会没有搞成，但我却在一个与北京的雾霾现象有关的论坛会上演讲时把艾青的《北方》这首诗朗诵了，也算是没有白背；而且效果也算得上是极佳，因为艾青在《北方》中所描写的北方的沙尘暴和北京的雾霾实在是有一些相像，至少是可以类比的。再后来我又在“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的时候，才下了要作修理艾青这件事的决心。

去年我改译了泰戈尔、惠特曼、聂鲁达、尼采，我知道那就已经很可能要费力不讨好了，现在又来修理艾青，或许不仅是更要费力不讨好，而且还有可能是要引起诟骂的。但我想至少我自己是对得起我自己的，而且只要诸位在天有灵，他们也是要感谢我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们的事。几位外国诗人的作品要改译，或许是因为我们先前的译者有问题，也所以只是改译。艾青的诗之所以要来修理一番，那是因为艾青本身出了问题。但艾青自然还是艾青，我也还是我，我的工作或许是给太阳擦去了黑子而使其更加明亮了，我也自信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这对于与诗无关的人或许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对于现在和将来还要与诗发生一些关系的人来说却是多少都要有一点意义的。

有国学大师之称的已故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中国的新诗是失败的，如果要做的话或许应该推到了重来。我不大清楚季羡林先生是怎么样猜得出这样的答案的，但我却觉得历史就是历史，而尤其是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或许是可以经过几代人不断修改的来完成的，尤其是像新诗这样的带有草创性质的东西。比如《诗经》中的诗也应该属于这一类，那是经过了孔子删订的，谁能肯定孔子在删订的过程中没有做过修改呢。或许那些诗在最初的时候也是有着许多问题的，经过了孔子的修改之后才有了现在的完美，也因此而成为了经典。而对于新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事呢。

我是属于经了二十世纪过来的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个，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使命就是承前启后。人生不满百，人活七十古来稀，孔子说人到了七十岁之后就应该可以“从心之所欲而不逾矩”了，但孔子本人也只活了七十挂零，想起来这人生实在是很令人悲哀的。近几年来送走了几个都是六十上下的，昨天又送走了一个五十九，我今年五十五，还有很多的事想要做，也只好在努力的同时来听天由命了。

今天早晨将艾青修理完毕，就又写了这些话，以为后记吧。

 

                                                  2019-11-24

             求长生不老与且及时行乐

 

穷则思变是穷人的哲学，所以有革命，社会也因此进步到今天。饱暖思淫欲是有钱人的宿命，也因此多短命，社会也因此会倒退或停滞不前。有钱人也会养生，但又往往会误入歧途而令自己愈加地短命，更不要说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人了。

李太白的古风第四十八首云：

秦王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趋石驾沧津。徵卒空九寓，作桥伤万人。但求蓬莱药，岂思农户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

一个现代的中国男人有钱了，首先想的是娶老婆成家。如果是已经靠父母的帮助或自身的运气娶了老婆成了家的就有可能还要弄个二奶、小三儿，至少也要时常往歌厅或夜店里跑。因此很多人还会羡慕古代，因为可以三妻四妾做西门庆，这也正是某些古装电视剧会走红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说那些投资人还可以利用潜规则来怎么样了。而对于秦始皇这样的人来说那就都是小事了，所以他还想到了要长生不老，于是他还要去“逐日巡海右”，去看一看那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和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日本。

据说亲始皇到了海边之后想架起一座石桥来过海观日，这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够宏伟的想法，但也因此就有了个神人出现了。据说那神人是可以“趋石下海”的，他举手一挥，所有的山石便都立起并相随而东去，有的走得慢，他还要用鞭子来抽打，直打得那些石头都变成红色。这些事听起来很像是电视里的大型魔术，但自然也会让有些人想象成是外星人所为。但秦始皇最终一定是并没有成功的，即便除了借助那神人之力还要“空九寓”和“伤万人”，而且最终还将自己也赔了进去。

徐福的寻仙也一样只是个骗局，之所以会让秦始皇上了当，自然是因为骗人者徐福的高明和被骗者秦始皇的呆傻，但也同时说明了被骗者秦始皇具有着一种高贵的本性，即所谓的天真和执着。这天真和执着据说是艺术家的专利，但有有时会被政治家所兼有，其结果也就往往会闹出笑话。但有些事情又会歪打正着，奇迹也往往是在错误的前提下产生的。或许日本岛就是因为有了徐福的到来才成其为日本岛的，而中国的进入现代也或多或少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徐福的出海正仿佛是为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虽然所用的时间漫长了一些。

对于日本民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讨论了。据说日本人是承认徐福这一回事的，但徐福也并没有在日本岛上称王，也说明在徐福去到日本岛上时岛上已有了所谓土著了。但这土著的祖先是不是也还是从中华大陆上漂流过去的呢？据说在日本有一座古墓是日本人所不敢发掘的，因为一旦发掘出来就会更进一步地证明日本民族也还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虽然这民族曾被他们鄙称为支那人。最近又听到一种说法，说日本的皇族的祖先就是鬼谷子的学生，原籍就在中国的某处，是不是日本人不敢发掘的那个古墓就是他的墓呢。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考证，也只当是一种说法吧。

既然在海之外也不能找到比自己更伟大的生物，因此就只好自高自大起来。于是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皇帝也就成了天子，而天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个虚幻的东西，所谓的天意不过是人意的一个借口而已。直到西方人的舰船开到家门口，他们才从自以为是的迷梦中醒过来，知道了这世界原来是一个球体，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心，或者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

既然这世界上没有神仙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因此就只好及时行乐。及时行乐需要金钱和权力，所以还要竞争和战争，只不过是在同类之间了。李太白是要及时行乐的，但那是他在仕途竞争中遭遇失败的时候。但即便是在及时行乐的时候也还是忘不了要“千载为悲辛”，即所谓“与尔同消万古愁”。这也正是所谓的对整个人类的悲悯情怀，也正是常常挂在某些现代文化人嘴边上的忧患意识。将自己的欢乐与忧愁同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或许也正是李太白的伟大，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这世界上除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世界在。

但及时行乐即便是在今天也还是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并追求者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东方或西方的科学家们提出不久的将来人就可以活到二百岁、三百岁甚至更长，但只要是不能长生不老也就还是一样。而在大多数人来说也并没有李太白那样多愁善感，也因此，如果没有战争，这世界也就总是会充满了欢乐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世俗。

但科学又要向宇宙空间去探索了，也就是要将被中国人虚幻了的天实在起来，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有数不尽的奇迹出现，只要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整个人类的欢乐和幸福就好。

 

                                                                            2013-03-31

独立文化宣言

 

小时候就听到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话，那是被用来当做反面教材来读的。当时还有一种飞马牌儿的香烟，烟盒上飞着一匹马，是像鸟一样生着翅膀，但又依然生着四条腿用来踢云踏雾，那一定是因为有时是也可以走到地面上来的。也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很想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一匹天马，目的是可以时不时地飞到天上去，又时不时地可以回到地面上来，只是不要像某画家所画的天马那样还要备上鞍鞯，更不要说还要赠送给马英九了。

我和孔夫子一样“十五有志于学”，先是要当一个画家，后来上了中文系，于是又想当诗人，最终也就成了个杂家。据说历史上的第一个杂家是和我一样姓孙的荀况（荀为孙的谐音，如同老聃之姓李）。但他的杂只是思想上的杂，所谓儒家学派之集大成者；他提出了性恶论，被苏东坡斥之为胡言乱语，被李宗吾奉为鼻祖；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被后世发展为“人定胜天”；但昨天看了央视【探索与发现】谈宇宙，又觉得所谓胜天真是谈何容易，最终也许只能是“人天相胜”而已。

所以，脚踩两只船是必须的，其实也就是个孔夫子的“中庸”。对于“中庸”孔夫子其实也不很自信，所以也免不了要有所偏颇，即所谓的“狂狷”一下，那正是受了黄金分割率的制约，因为5这个数字太过于对称，太对称了就免于呆板，也就不如偏颇一点更美观，当然也并不是非要0.618那么准确。

于是我也要办画展，开画廊，那正是在接地气，因为那时虽然曾经以庄子【逍遥游】中的那个无功的神人为号而号为南乡神人，但也还是做不到可以吸风饮露。至于买画赚钱维持生计也自然无可厚非，正如同米勒等人的用画来换土豆。尤其是办画廊或是走穴，那其实无异于走江湖卖艺，是需要有一个幌子的，甚至如果是卖药就还要向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需要一块虎骨，用现在的话说就要给自己包装一下。于是就要参加画展，就要加入美协，而且在省市级的上面还有个国家级。据说那才算得上专业，否则就都是业余。

八十年代后期，我是在举办了几次个人画展的同时又硬着头皮去参加了几次北京美协举办的画展，于是在1990年入了北京美协。当时，北京美协的某领导口气很大，说是入了北京美协就等于是入了中国美协，因为北京美协也就是中国美协北京分会。也因此我也就见好就收，以为有了北京美协会员这个招牌也就足够了，也就没有再去想入中国美协这件事。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种拿着自己认为很好的画去让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最后还很有可能被枪毙的感觉。

八十年代，我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上办画展卖画，买画的都是外国人，外国人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他觉得你的画能打动他就够了。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玉泉路开画廊，买画的变成了中国人，但只要你的画好看，价格又便宜，他们也同样不在乎你的身份。但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开始计较一些问题了，但没想到他们所计较的只是一个身份，于是一个画家是不是中国美协会员就成了一个标准，当然在会员上面还有理事、主席等等名目，也自然是越高越大就越好。于是花钱买位置、买身份也就成了很正常的现象，至于买的方式也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于是我也就买了一个中国美协会员的身份。

那大概是2005年或2006年的事，我被一个朋友带着到山东的文登走穴，接待我们的是当地收藏家协会的秘书长。笔会的润笔费是每人四千，我还带了个长卷要价也是四千，我的朋友说这个秘书长和中国美协青岛创作中心有关系，这个组织每年有十几个会员名额，可以为我争取一个来，条件是要花上这八千元。我当时一咬牙便同意了。于是那个秘书长便当天就拿着我的资料去了青岛，第二天我便有了个证书，几天之后还在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网站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之所以说是“一个”，是因为当时有两个，一个是直接用汉字可以打出来的，一个是用拼音首写字母打出来的，我说的这一个自然是后者。但没过两年这个网站便不存在了，据说这个创作中心也不存在了，而我的名字在那一个网站上是没有的。我打电话给那个秘书长，他却也已经不幸因患癌症而去世了。我直到今天也不想说自己是受了骗，因为那也就意味着说那个秘书长是个骗子，至于那个创作中心，我就更不敢去说什么了，因为后来我也问过中国美协的前领导，据说是确有过这样一个组织的。但我在当时也并没有拿着我的证书去找过中国美协，一是因为心虚，一是因为自尊；再后来，在一次搬家的时候，不仅连这个证书，还有北京美协的证书，甚至还有我的其他许多证书都弄丢了；于是，我也就几乎成了个“三无”产品。

在其后的几年，我在宣传上也自然就使用过这个不很真实的身份，也为得到一个真实的身份而做过努力；但因为所做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也就渐渐连这个不很真实的身份也不用了，原因还是心虚和自尊。但包装还是要的，不过要真实，于是就有了独立文化人这一概念的出现。这首先来自于我所创立的“我学”，“我学”中的“我”首先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这个独立的自我可以以“君子和而不同”的孔子做鼻祖，也可以以上个世纪初提出“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新文化人做前辈。另外，我的新神秘主义艺术论也使我不得不在艺术上从众人中独立出来，因为我所主张的是要艺术离生活远一些而不是近一些。距离产生美是因为距离可以产生神秘感，神秘正是产生美的源泉；因此，“重塑东方神秘主义，创造中国美术神奇境界”，就成为了我的一句广告词，独立文化人也就成了我的公开身份。

之所以不是独立画家而是独立文化人。是因为我的确是个大杂家。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音乐。除了艺术之外还有文学、学术等等。我也许正像有些人一样可以成为国学大师和艺术巨匠，但我也会永远跟着林语堂先生一起高呼：

“业余万岁！万岁！万万岁！”

                                                                                                                                         2013-04-01